《论语·宪问第十四》04：孔老夫子的说和做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孔子说：“国家政治清明，言语正直，行为正直；国家政治黑暗，行为也要正直，但言语应谦逊谨慎。
读《论语》，最容易让人做出自我调整了。赵普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典故，客观来讲，认真将《论语》一路读下来，不需半部，个体对于生命的理解，对于《论语》的理解，都会发生不小的变化。这份变化里，表面看是杂乱无章的，内里却是筋骨肉分明的。
第一流的高明读者，不是回过头去理解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而是邀请孔子这位两千多年前的大成至圣先师来到当下的现实中，为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提供不一样的视角与思考。差不多像是把一个水平不低的高级智囊揣在兜里，时不时拿出来给自己点鲜活的建议。
赵普不是最优秀的《论语》研究专家，却是第一流的《论语》实践家。他替君王卖命治理天下，靠的就是孔子这位免费高参。
在“说和做”方面，孔子持什么样的观念呢？
上个世纪初，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将闻一多先生的铮铮铁骨刻画的淋漓尽致。两千多年前，孔老夫子又是怎么看“说和做”的呢？
一、邦有道，危言危行
在谈到耻辱观时，孔子讲过“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甚至在公开场合更加清楚明白的讲过“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孔子认为，一个有才能的人在有道之邦，应该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出仕为政。在无道之邦，则应该保持名节，不与危邦的无道思想同流合污。
在这里，孔子进一步强调“邦有道，危言危行。”
何谓“危行”，今天有个成语叫“正襟危坐”，描述的是英雄人物魁伟的坐姿。所谓“正襟危坐”，就是端正的坐着，让自己的衣襟都是正的，与地面呈垂直角度。所谓的“危坐”，则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般一丝不苟的坐着。试想，一个人的衣襟都是正的，像是坐在悬崖边上一般，稍不留神便万劫不复。这是何等庄严、令人敬畏的形象呀。
“危行”正如“危坐”一般，是心存庄严与敬畏，一丝不苟的严谨行事。
至于“危言”，实际上是“危行”的延展，是心存庄严与敬畏，一丝不苟的严谨的言说自己的意见。现在有个词汇叫“危言耸听”，描述的是一个人超出现实程度的，过分严谨的说话。
二、邦无道，危行言孙
邦有道，要“危言危行”。
邦无道呢？
孔子的意见是还要继续坚持一贯的“危行”，做什么事，仍然要心存无比的庄严与敬畏，要一丝不苟的严谨行事。
至于言说自己的意见这件事，便要“言孙”了。“孙”是谦逊的意思，除了谨慎之外，还要多一分谦逊了。“谦受益，满招损”，同样环境里，谦逊一些，总归是有好处的。
中国的汉字实在奇妙的很，本身是贵族阶层发明的，反倒是平民百姓更能明白晓畅的解读它的意味。比如这个“言孙”，你要是问市井上没有读过书的人，他很可能要讲出“像个孙子那样夹着尾巴说话”。谁又能说，这完全不是孔子的意思呢？
在无道之邦，“仁”者能够获取的正向的帮助力量，总归是小的、少的。在这种情况下，保持谦逊、低调，能够与共同追求“仁境”的同仁合拍共振，也能够尽可能多的避免无意义的反对力量，争取尽可能多的支持力量，从而更好的为“危行”服务，这大概才是仁者“言孙”的缘由。
三、变与不变
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环境变了，说同样的话，或者说持相同的态度说话，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儿。
试想，一个人如果在什么场合都是同一种态度，在什么场合都是同一套说辞，绝对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儿。即便这个人是彻头彻尾的“仁者”，也是一个不怎么高明的“愚仁”。
至于行，孔子先前讲过，南方人中流行依据谚语——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巫医。人在行动上，如果没有一个恒行，没有一种持之以恒的精神，是连巫医也做不了的。至于仁者，更是如此。
小人之德，草，君子之德风。随风而动，没有立场和节操的，是绝对算不上仁者的。
从有道之邦，到无道之邦。环境变了，仁者在仁行上是恒定不变的。始终保持“危行”的姿态——心怀无比的庄严与敬畏一丝不苟的行事。在言语姿态上，是有变化的，变得更加的谦逊谨慎，为着仁行、仁道而去，为着“仁”境而改变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