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人生，总得有点事情来寄托身心。唐代画家张彦远（815-907）曾有一段话讲自己：
“鸠集遗失，鉴玩整理，昼夜精勤，每获一卷、遇一画，毕孜孜葺缀、竟日宝玩，可致者必货敝衣、减粮食。妻子童仆切切嗤笑，或曰：终日为无益之事，何补哉？既而叹曰：若复不为无益之事，则安能悦有涯之生。”
大家看这位张老兄，为了搜罗名画，经常节衣缩食，家人嘲笑他“成天干这种没用的事，图个啥呢！”，他却叹息道———“要不干些没用的事，又怎么来打发这漫漫人生呢？”
700年后的董其昌（1555-1636），也发出了同样的感叹：
“余结念泉石，薄于宦情，则得画道之助。陶隐居云：‘若不为无益之事，何以悦有涯之生！’千古同情，惟予独信，非可向俗人道也。”
关于这个“寄托”，明代才子张岱说得更狠：
“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
你要没点真爱好，俺老张绝不会正眼看你。
清代探花王文治（1730-1802）有一联：
事若可传多具癖，人非有品不能贫
一个人的才艺如果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传之后世，那一定是因为他好之成癖。比如王羲之的书法，苏东坡的诗文，或者袁枚的随园美食，瓦特的万能蒸汽机。
要有癖，必然会忘情地投入。王羲之、董其昌之所以能成大家，关键就在以满腔真情投入到艺术创作之中。若只是附庸风雅、装点门面，那最多只能弄出点花拳绣腿，哄哄外行。下面何绍基（1799-1873）这一副，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
谨其常而权自足，深于情者才始真。
爱好能给人带来别人无法理解的快乐。清人胡澍（1825-1872）先生这一副说得好：
常爱此中多胜事，更于何处学忘机。
沉浸其中，其乐无穷，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尘世间的明争暗斗、是非名利早就抛到九霄云外了。
当然，有的人或者啥也不感兴趣，或者啥也弄不成，百无聊赖，只剩下牢骚满腹。旧王孙溥儒（1896-1963）这一联，即是此意。
天下几人堪供语，世间何物可耽情。
蔡元培先生曾提倡“以美育代替宗教”。其所言“美育”也就是“文艺”。文艺能使人沉浸其中不能自拔，这一点很像精神鸦片；但文艺更能以润物无声的手段，变化气质、陶冶性灵、滋养善根、培育爱心，这又远远超越了精神鸦片。看看伊秉绶（1754-1815）先生流传很广的这一副：
变化气质、陶冶性灵。
中国文人大都有浓厚的“文艺”情节。金农（1687-1763）先生这一副，文辞与书法，都很文艺：
耽文艺如嗜欲，以古人为朋曹。
杜甫尝言：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雕琢出一两句好诗流传千古，乃是无数文人的毕生梦想。下面看张伯英（1871-1949）先生一副：
欲雕好句乞新酒，要拌骚人餐落英。
优哉游哉，喝点小酒——可能有如神助，佳句天成；也可能捻须终日，不得一辞。个中甘苦，可与知者道，难与外人言也。
还有陆润庠（1841-1915）状元这一副：
得意万言文涌水，探怀五色笔生花。
真是汪洋恣肆，喷薄而出。
苏东坡（1037-1101）有一篇《文说》，讲他自己做文章的感受：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
看了东坡先生的感受，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能说些什么呢？——人家就是天上的文曲星嘛！
民族英雄林则徐（1785-1850）也是秀才、举人、进士、翰林一路走过来的，文章翰墨样样精绝：
平生独以文字乐，挥洒忽如风雨来。
有天分、有学养，下笔真能呼风唤雨。
对于高手，嬉笑怒骂、街谈巷语都能在作文时信手拈来，点瓦砾成金玉，化腐朽为神奇。清代隶书大家杨岘（音“现”）（1819-1896）的这一副，正是这个意思：
美酒清歌良有味，街谈巷语总入诗。
一朝偶得惊人句，要没人欣赏，那岂不可惜！谭延闿这一联，可以帮你开拓一下思路：
封书暂作文鳐寄，佳句闲招野鹤听。
别说鸟不通人言。这鸟可不是凡鸟，你写的好不好，人家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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