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法家和儒家的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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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变局,今人估计尚不能有清醒的完整的认识。只因为,有了先烈前赴后继的流血牺牲,有了民族英雄的中流击水,有了父辈整整一代人不计回报的忘我奉献……轻舟已过万重山,我们才能在这样晴朗的天空下读书、歌唱、恋爱,为自己的梦想尽情追逐。

毫无疑问,今天的中国人是两个世纪以来最舒展的,尽管日子里还会有这样那样烦恼。

此前的三千年是一个高度稳定的传统模式。

历史的诡秘在于,其实,早在王安石推行变法的时候,这个设计精密的帝国制度的某些致命不足已经若隐若现。

王安石是一个不世出的天才,远远超出了那个时代。所以有人讥讽迂腐的死老头司马光,他除了和王安石对着干还会什么?他能砸缸救小朋友,却无法砸缸拯救北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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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的历史意义正在这里。北宋之后的900余年直到晚清再到民国,中国并无本质变化。他们要做的,就是改变中国的整体模式。这个难不难?


哥哥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没有一个高中历史老师给你讲清楚——为什么王安石变法会失败?大学教授们也是白瞎。

看懂这一点,不管是对于1949-1979这三十年,还是对于后面三十年,你才能有更深刻的、本质性的认识。


3

宋朝是一个具有独特魅力的国家。

宋朝是一个具有独特魅力的时代。

在四大发明中,活字印刷、指南针和火药均成熟于宋朝。

最早的股份制公司、职业经理人、期货贸易和纸币出现在宋朝。

宋朝的钢铁产量相当于600年之后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钢铁产量。

宋真宗时期,中国人口首次突破1亿,成为全球最大的、以内需为主的统一市场。

这个朝代前后绵延长达300年之久,比之前的唐代和之后的明清都要久。

这样一个时代,有人称赞。

陈寅恪就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也就得认为打谁都打不赢、天天偏安一隅苟延残喘,真TMD弱爆了。

钱穆有话:“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里,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

宋朝是整个中国历史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关键到什么程度?堪比秦始皇统一华夏。

这个转折点的关键则在王安石变法。

变法之前,中国是一个充满自信的国家,是一个开放的国家,是一个敢于攻击别人的国家。

变法之后,中国变成了一个谨小慎微、更愿意闭关锁国的国家,甚至深深影响了国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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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从此900年中国无内乱。直到洪秀全广西起兵、曾国藩湘军、李鸿章淮军、袁世凯小站练兵……又是军阀再现、群魔乱舞。

宋太祖收了兵权,新的难题又来了,80万禁军、60万厢军,140万精壮汉子将大宋财政吃了个七七八八,史载百分之八十财政收入花在军费上。

那就变法。

变法的内容和过程教科书讲得很清楚。简言之就是好的政策没有执行好,许多帮助老百姓的措施,结果执行到基层全部成了祸害百姓、令人叫苦不迭的阎王政策。

就这么简单?对,就是如此。

那复杂的地方在哪里呢?

古人言以史为鉴。什么意思?搞不清楚的地方就多去比较,去“鉴”,一比较就会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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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看王安石变法与商鞅变法有什么异同。

为了推行新法,商鞅杀人如麻,虽最终身死老贵族手中,但其法得以流传,经七世君王而不易,终于大有所成。

王安石有何不同?

1200年前,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采用。从此,儒家成为历朝封建朝代的核心价值观,其“君君臣臣”的思想成为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核心理论支柱。儒家的“罢黜百家”核心要罢黜的是谁呢?就是法家。历史上儒家极端排斥法家,甚至不惜以性命相博。

但是在经济治理上,儒家又是如此的无能,提不出任何建设性方案。翻来覆去就是“以农为本、轻徭薄赋、仁义治国”,然后呢?然后就没有了。

这就是王安石和那个时代的悲哀,他要在一个儒家掌握话语权的国家制度体系里进行法家的变法变革。

如果能有更开放的时代氛围(不是儒家一统天下),如果司马光能修补方案、致力于王安石这套变法的深入细化/修订/补充/完善,而不是老一套的儒法对决,那该多好。

——果真如此,这块土地就会更早多一些“法的精神”,而不是单一的道德治国。真如此,中国则将更快进入现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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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5年,任用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去世;

1085年,哲宗废除新法,启用司马光;

1086年5月21日,王安石郁郁而终;

同年9月,砸缸的司马光相继离世;

变法57年,1127年,北宋灭亡;

……

1087年,意大利,博洛尼亚城出现全世界第一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众多自由学者聚集在此,研究古老的罗马法典和医学;

1158年,皇帝颁布法令,规定大学作为研究场所享有独立性。

独立的大学体制的建立,让欧洲的知识精英与国家权力之间形成了平等钳制的关系。

这一切,也许可以给今天的我们更多启发,让我们在这一轮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中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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