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篇第4章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司马牛：孔子弟子，宋国贵族，子姓向氏、字子牛，他的哥哥司马桓魋是宋国权臣，曾谋害过孔子，后因有人提前报信，孔子得以逃脱。
司马牛因不满哥哥等家族人的擅权行为，最终和家族决裂，先后流亡齐国、吴国等地，后在鲁国去世。
他反对叛乱的思想和行为有利于统治者维护社会秩序，因而，受到历代帝王的祭祀封赏。
司马牛言多性燥，孔子曾提醒他“仁者其言也讱”。又因家族原因，感到孤独，得到了子夏等同学的宽慰：“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忧：与它的繁体“憂（yōu）”本是两个字。简体的“忧（yòu）”是形声字。从心，尤声。本义为心动，现此字专属“憂”的简化字。
“憂”也是形声字。从夊（suī），声㥑（yōu），“夊”是缓缓行走的样子。
“㥑”实为“忧（yōu）”古字，是个会意字，从心，从页，最早见于金文，在战国文字中较常见。
古人把思想、思维等称为“心”，“页”本像人首脸面之形。心、页结合，表示从心中忧愁反映在脸上。
忧也有疾的意思。如《礼·曲礼》：“某有负薪之忧。”
居丧也可以曰忧。如“丁忧”，又如《书·说命》：“王宅忧。”
又孕病曰忧。《晋语》：“文王在，母不忧。”
惧：恐也，从心从瞿，心表示“惧”和人的心理变化有关，声符“瞿”本指鸟睁大眼睛怒视的样子，用在这个字里，应该是对人惊恐之状的描绘。
惧和恐同义，都表示害怕，如《论语》：“勇者不惧”。惧延伸指惊慌失措，如“临危不惧”。
疚：从宀（mian）从久，后讹变成从疒（ne）从久，原义为久病不愈，如《韩非子》：“无饥馑疾疚祸罪之殃。”
疚后延伸指忧伤、内心痛苦、惭愧等，如《诗经·小雅》：“既往既来，使我心疚”。
疚也指居丧，如潘岳的《寡妇赋》：“自仲秋而在疚兮，逾履霜以践冰”。
疚也有缺陷、缺点的意思，如刘勰的《文心雕龙》：“令章靡疚，亦善之亚”。
疚也指败坏、伤害，如《国语》：“西方之书有之曰：‘怀与安，实疚大事’。”
全文理解为：
司马牛问怎样才算君子。孔子说：“君子不忧心，不惧怕。”司马牛说：“不忧心，不惧怕，这就算君子了吗？”孔子说：“做事符合道义反省自己而问心无愧，那还有什么可忧心和惧怕的呢？”
孔子对弟子们的教育都带有很强的针对性。作为一个反对哥哥的不义行为而被迫流亡他乡的落魄贵族，孔子鼓励他：只要自己问心无愧，就不要忧惧，坦然面对人生。
孔子曾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做事坦荡，一切无负于人，自然心中无所愧疚。正如王阳明说的“此心光明，夫复何言”？
《中庸》里说：“《诗》云：‘潜虽伏矣，亦孔之昭。’君子内省而不疚，无恶于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
意为：鱼不管潜得多深，依然能被发现。君子不管任何时候，从来不做亏心事，没有恶念。君子之所以一般人无法企及，就因为他在没人看见的时候，也能守住自己。
人一定要加强自己内心的修养，要有义、有勇，正直善良，只要行得正，站得直，无愧于心，就能内心强大，无忧无惧。
君子型领导一定要“中庸”！为政要考虑百姓利益，君子型民众一定要“中道”！做人要合乎道义。
苏东坡骂他是“司马牛”！
北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七月初二，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思想家王安石去世才两个月，众大臣就在朝中商议是否废除王安石首创的“免役法。”
宰相司马光主张废除该法，恢复从前的“差役法”。时任中书舍人的苏东坡认为“免役法”利弊参半，而且已经实施多年，只要革除其弊端即可，不一定要彻底废弃。
北宋王朝把全国的户籍分为主户和客户两类。凡是有土地的人家，不管土地多少，都称主户，也就是纳税户，要向国家定期缴纳赋税。
那些没有土地的民户，列入客户。主户按照占有土地和资产的多寡，分为五等；一等、二等、三等户习惯上叫做“上户”。“上户”就是宋代的地主阶级。
按照法令规定，差役是在上户中按户等派差的。事实上，官户、形势户不服役，女户、单丁户、僧道都免役，大地主可以设法逃避差役，他们把差役转嫁到农民身上。所以农民的负担被加重。
免役法的颁布使得原来必须轮流充役的农民可以选择以交钱代替服徭役。由官府出钱雇人充役。
苏东坡认为“差役法”积弊成疾，对北宋初期农业生产力的提升造成了严重影响。应该废弃。
司马光执意不听。东坡觉得司马光过于固执，散朝后气呼呼地回到家中，连声呼曰：“司马牛！司马牛！”司马牛本是孔子弟子之名，但是东坡此时并非用典，而是指责司马光脾气倔强，有如犟牛。
司马光本是与苏东坡同进同退的政治盟友，也是识拔东坡的前辈大臣。早在熙宁二年（1069），司马光就推荐“文学富赡，晓达时务，劲直敢言”的东坡为谏官。
两年后，司马光又上书神宗，自承“敢言不如苏轼”。苏东坡终生与司马光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尤其是在旧党失势之时，两人互通声气，以节义互相勉励。
可是，苏东坡反对新法，完全是出于公心。他问心无愧，所以不忧不惧，当新法正在势不可挡地推进时，他力挽狂澜坚决反对。但一旦时移世异，新法遭到全面废除时，东坡又挺身而出，呼吁保留其中的合理部分。
元丰八年（1085），新党失势，司马光东山再起，就像当年王安石雷厉风行地推行新法一样，司马光也以同样的热情和效率废除新法，从本年七月罢“保甲法”始，至次年八月罢“青苗法”止，一年之内，新法被全部废除。
东坡就在此时离开黄州贬所返回朝廷，并升任中书舍人。按理说久遭贬斥的东坡应该额手以庆了，可是他却力主对新法也要择善而从，反对司马光废除免役法。
当年王安石的新政把差役法变为免役法，废除以前按户等轮流服役的劳役制度，改成由官府出钱募人充役，原来承担差役的人户则按等交钱，称为“免役钱”，这样做于公于私，都方便易行。
但是免役法同时又规定，原来不承担差役的城市坊郭户、农村里特别穷苦的未成丁户、单丁户、女户以及官户、寺观等也要缴纳数量减免一半的“助役钱”，这就对社会上最穷苦的若干人户有所损害。
免役法有利有弊，长期担任地方官并曾贬居黄州四年多的东坡对此洞若观火，所以他认为“差役、免役各有利害”。
既然如今免役法已经施行近二十年，吏民都已习惯，所以东坡主张“尽去二弊而不变其法，则民悦而事易成”。
可是顽固不化的司马光根本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最后免役法还是被废除了，但东坡这种一心为公、不阿权贵的凛然风节则永垂史册。
与东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见风使舵的小人——蔡京。蔡京当时任职开封府，当他获悉司马光有意废除免役法时，便看准机会进行投机，竟在五日之间命令开封府属县的百姓千余人以充差役，以此证明差役法之可复，来向司马光献媚。
司马光未察其奸，称赞蔡京说：“使人人奉法如京，何不可行之有？”可是，司马光做梦也不会想到，八年之后支持新党恢复免役法最力的也是蔡京，而十六年后诬称司马光为“元祐奸党”之首恶，且亲自书写“元祐奸党碑”碑文的也是蔡京！
东坡与司马光的交谊建立在共同的政治信念的基础上，他们之间的争论堪谓“君子之争”，政见的分歧并未损害他们的友谊。
就在二人争论免役法之后两个月，司马光病卒。东坡不胜悲痛，先作祭文曰：“呜呼，百世一人，千载一时！”
苏东坡又作行状，除了缕陈司马光的政治功绩外，特别表彰其崇高品行：“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自少及老，语未尝妄，其好学如饥渴之嗜饮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诚心自然，天下信之。”
苏东坡又作神道碑，叙司马光东山再起的晚年事迹曰：“公来自西，一马二童。万人环之，如渴赴泉。为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则多矣，百年之思。”
三篇哀吊之文都对司马光的功绩、人品给予极高的评价。所谓“司马牛”者，不过是二人交往过程中转瞬即逝的一个小插曲而已。此二公皆为流芳万代的人民公仆，谦谦君子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