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浅议——公孙丑章句上·第九节

原文：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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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译：

孟子说：“伯夷这个人，不是他理想的君主不侍奉，不是他理想的朋友不交际。他不在恶人的朝堂上做事，不和恶人讲话。他感觉，在恶人的朝堂上做事以及与恶人讲话，就像穿着朝服却坐在泥土煤炭上一样。他发展厌恶恶人的心理，与衣冠不整的乡野人一同站立，就会愤愤然而去，好像要被弄脏了一样。所以，即使有诸侯好言相聘，请他出仕，他也不接受。之所以不接受，在于他看不上那些谄媚的人。

柳下惠这个人，不以侍奉品行不良的君主为羞耻，不以做地位低下的小吏为卑贱。他进职做事，不隐藏能力，一定要按自己的方法做事。被罢黜但不埋怨，处困境但不悲伤。所以，他说：‘你是你，我是我。即使你光着膀子待在我旁边，又怎么会玷污我呢？’所以他自在地与恶人相处但不失掉自己的本心。如果那种人拉着他，要他别离开，他就不离开。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不屑于拿这种人当回事而离去。”

孟子说：“伯夷这样做事，狭隘；柳下惠这样做事，则显得不恭谨。狭隘和不恭谨，君子不这样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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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解：

在这里，孟子对伯夷、柳下惠两位出色人士做事的特征进行分析，进而阐明了君子应当如何对待恶人恶事。

世间的生民，免不了有恶人恶事。畏惧他们玷污了自己，有失于“勇”；所谓“勇”，要“自反而不缩”，也就是说：关键在于问心而无愧。既然有失于勇，在心理上就进入狭隘了。而真正的“仁”者，不因他人的不”仁“而排斥得太过分。这是由“爱人”——尊重他人的人格和自主选择——以及“不忍人”——不忍心他人沉湎堕落于不“仁”的蒙昧境地而希望亲身接近他们以扶正——这两种心理决定的。如果说，因为厌恶恶人而远离人事，恐怕因恶人之多终会走向隐匿吧？这样一来，脱离社会，在行为上就进入狭隘了；“与鸟兽同群而不与人同群”，是断断称不上“仁”之君子的。所以，君子不这样做事。

既然有恶人，不应当以容忍和无奈的态度处之；而要接近他们，以自身的德行和事迹感化他们，引导他们走向“仁”。像柳下惠那样，只是容忍了恶人，无从改变脏污的现状，有失于君子之“仁”的志向；他却又在容忍之上加一份轻浮——你脏归你脏，与我何干——的心理，有一种推脱和鄙夷之感在，不是“以仁为己任”的君子性格。

所以说，对于恶人恶事，君子的做法是：不回避、不排斥，接近它、感化它。做到了这一点，不仅可称之为君子，我想也是“圣人”之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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