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 塞缪尔·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片段3

1.西方扩张的直接根源是技术：发明了到达距离遥远的民族的航海工具，发展了征服这些民族的军事能力。正如杰弗里· 帕克所观察到的，“‘西方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使用武力，依赖于下述事实：欧洲人及其海外对手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稳定地有利于前者……西方人在1500—1750 年期间成功地创造出第一批全球帝国的要诀，恰恰在于改善了发动战争的能力，它一直被称为‘军事革命’。”西方军队的组织、纪律和训练方面的优势，以及随后因工业革命而获得的武器、交通、后勤和医疗服务方面的优势，也促进了西方的扩张。（注28）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观或宗教的优越（其他文明中几乎没有多少人皈依它们），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一事实；非西方人却从未忘记。

2.在20 世纪，文明之间的关系从一个文明对所有其他文明单方向影响所支配的阶段，走向所有文明之间强烈的、持续的和多方向的相互作用的阶段。前一时期文明间关系的两个主要特征都开始消失。

首先，历史学家所钟爱的短语“西方的扩张”终结了，“对西方的反抗”开始了。西方的力量相对于其他文明的力量不规则地下降了，虽然时有中断和倒转。1990 年的世界地图与1920 年的世界地图很少有相似之处。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对比以及政治影响的对比发生了变化。西方仍然具有对其他社会的重要影响，但是西方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关系日益受到西方对其他文明发展的反应的制约。非西方社会远不只是西方创造的历史的客体，而是日益成为它们自己的历史和西方的历史的推动者和塑造者。

3.20 世纪重大的政治意识形态包括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社团主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保守主义、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基督教民主。它们在一点上是共同的，即它们都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文明产生过一个重要的政治意识形态。然而，西方从未产生过一个主要的宗教。世界上的伟大宗教无不是非西方文明的产物，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先于西方文明产生的。

当世界走出其西方阶段时，代表晚期西方文明的意识形态衰落了，它们的地位被宗教和其他形式的以文明为基础的认同和信奉所取代。西方文明的特有产物——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造成的宗教与国际政治的分离——正在走向终结，正如爱德华· 莫蒂默所指出的，宗教“越来越可能侵入国际事务”。（注32）西方所造成的文明间的政治思想冲突正在被文明间的文化和宗教冲突所取代。

4.全球政治地理因此从1920年的一个世界走向20世纪60年代的三个世界，然后走向20世纪90年代的6个以上的世界。与此相伴随的是，1920 年的西方全球帝国收缩为20 世纪60 年代的较有限的“自由世界”（它包括许多反对共产主义的非西方国家），然后进一步收缩为20 世纪90 年代的更为有限的“西方”。这一变化在用词上反映在1988 到1993 年之间使用意识形态的术语“自由世界”的减少和使用文明的术语“西方”的增多上（见表2. 1）。它也表现在越来越多地把伊斯兰教当作一个文化—政治现象来提及，以及越来越多地提到“大中华”、俄罗斯及其“近邻”和欧洲联盟所有这些带有文明内容的术语。在这第三个阶段，文明间的关系比它们在第一个阶段更为频繁和紧张，也比它们在第二个阶段更为平等和互惠。同样，与冷战时代不同，西方和其他文明之间、许多非西方文明之间，没有一个单一的分裂占支配地位，而是存在着种分裂。

5.赫德利· 布尔认为，“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相互之间有充分的交往，而且对相互的决定有充分的影响，以使它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整体的部分来行动时”，一个国际体系就出现了。然而，只有当一个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认为它们都受一套共同规则的约束”，“有共同的机构运作”时，才存在一个国际社会。

像它的前辈苏美尔、古希腊、公元前1 世纪希腊、中国、印度和伊斯兰国际体系一样，17 至19 世纪的欧洲国际体系也是一个国际社会。19 至20 世纪期间，欧洲的国际体系扩大到实际上包括了其他文明的所有社会。一些欧洲的体制和实践也被输出到这些国家。然而，这些社会仍然缺乏支撑欧洲国际社会的共同文化。根据英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因此是一个发展良好的国际体系，但至多是一个非常原始的国际社会。

6.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与其他文明相比较，西方可能更是如此。然而，这种单一文明的观点在多文明的世界里日益不相关和无用。研究文明的学者长期以来承认这一自明之理。

1918 年，施本格勒谴责流行于西方的把历史简单地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阶段的狭隘的历史观，指出它仅仅适用于西方。他说，有必要用哥白尼的研究方法来代替这一“托勒密的历史研究方法”，并用“大量强大文化的戏剧性场面”来代替“历史直线式发展的空洞虚构”，（注34）几十年后，汤因比严厉批评了表现在“自我中心的错觉”中的西方的“狭隘和傲慢”，即认为世界环绕着西方旋转，存在着“不变的东方”，以及“进步”是不可避免的。像施本格勒一样，他不愿承认历史的单一性的假设，即这样一个假设：“只存在着一条文明之河，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所有其他的文明之河都或者从属于它，或者消失在荒漠之中。”（注35）在汤因比之后50 年，布罗代尔同样强调需要努力寻找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并理解“世界上伟大的文化冲突和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注36）

然而，这些学者所警告过的错觉和偏见依然存在，而且到20 世纪末已膨胀为普遍的和狭隘的自负，自以为欧洲的西方文明现在是世界的普遍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