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桃夭”里的“桃”
沙月
贵州70后诗歌人梦亦非说:“一个人如果不能设定一个地域让自己的写作驰骋,他的写作便是无根的、虚妄的。”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独特的地缘环境赋予诗歌人无尽的精神动力,其特殊的写作背景和心理结构与情结积淀，会使得诗歌人在地域诗歌的创作主体投入的情感上有较高的浓度、深度和强度,在创作的意趣指向和感情基调上现实异样品质。“诗歌无骨则无以立”(老丹语)。立足于地缘文化基础的诗歌诗歌创作，有强大的自然地缘吞吐量，无论从深度、浓度来说都是丰满的，健康的，才是生机盎然与勃发奋进的，可以完全站立起来的。
海德格尔(Matin Heidegger)曾说过:“诗歌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地缘文化,融风俗、仪式、典籍、方言、生活习惯、饮食风格、民居建筑、乡贤人物、民间信仰等地方性的原生态知识文化为一炉。地缘文化，是地理分野下的一种文化映射，是一个纵横交织的文化时空。地缘文化是一个流动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独特意义的文化体系。自有诗歌以来，地缘文化就成为诗歌表达的主要内容，而诗歌也因为地缘文化的精彩表达，而有了个性蓬勃的生命力。大凡在历史长河之中，经过无数次无数人滤筛之后，能够被流传下来的脍炙人口的诗歌，几乎都是拜地缘文化所赐。
《诗歌经》的十五《国风》，收录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十五个不同地区的民歌，有《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秦风》《郑风》《曹风》《齐风》《魏风》《唐风》《陈风》《桧风》《豳风》等，这些民歌以绚丽多彩的画面，反映了当时当地劳动人民真实的生活，表达了他们对现实生存处境处境的不平和争取美好生活的信念，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开创了地缘诗歌传统的先例。其中，被置于首位的《周南》总计十一篇，从《关雎》开始，历经《葛覃》、《卷耳》、《樛木》、《螽斯》、《桃夭》、《兔罝》、《芣苡》、《汉广》、《汝坟》，到《麟之趾》，写的是周公姬旦统领的南方的人和事。《周南・汉广》毛传即云:“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流域。”这说明《汉广》就是江汉流域的民歌。
如《桃夭》这首祝福歌谣最初应是一首长江流域的祀典祭歌,有关研究认为是“一首以桃为图腾的群体的祭祀礼辞”。原文如下：
诗歌经·国风·周南·桃夭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则男女以正，婚姻以时，国无鳏民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桃，在长江流域，是一个民间见得最多的树种，屋前屋后，河边山坳，春可赏花，秋则採果，一直被当地的土民所喜爱。
在楚地文化里，桃，是一个十分鲜明的文化符号。《春秋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荜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御王事。”把桃木制成弓，楚人桃弓在握，就有底气了，桃弓可以抵御一切灾害，来保全自己。《左传》（成公四年）载：“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古代的祀典和战争是每个地方生活中的大事件。“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所谓“王事”即国家大事，楚人开辟荆山，唯独只有把桃弧、棘矢用于祭祀和战争这样的国家大事中，楚人对桃弧的崇拜，可见一斑。桃弧能够作为进献给周天子的贡品并且被用于“王事”，这说明桃弧在人们的心目中既有驱邪除祟之神力，又有保卫家国的奇能。据说，楚国神射手陈青甚至告诉后人，楚国“累世盖以桃弓、棘矢而备邻国也”。
有研究表明，桃作为图腾与生殖的关系也是明显的。《本草纲目》（果部）记录：“桃性早花，易植而子繁，故字从木、兆。”十亿曰兆，言其多也；《山海经》记录：“有大桃树，屈蟠三千里”，言其面积之广也。再从桃的品种和成熟期来看，有“红桃、绯桃、碧桃、胭脂桃”及“五月早桃、十月冬桃、秋桃、霜桃”等繁多种类。以上记录都在告诉人们，桃的繁殖能力很强，于是古人对桃产生了生殖崇拜。另外，原始部落对妇女怀孕的原因，有时也就解释为是桃的感应或桃花、桃子的感应，至今于男女之情事，还有桃花运的戏谑。古代，桃毫无可争议地成为了部落的一种图腾。
记得诗歌里的“桃符”吗？宋人王安石有《元日》一诗写道;“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人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南宋诗人陆游有《已酉元旦》诗：“夜雨解残雪，朝阳开积阴，桃符呵笔写，椒酒过花斜。”楚地的桃文化，从长江流域到黄河流域，影响深远。自古以来，中国人认为用桃做成符有辟邪的作用。
那么，桃符是什么东东呢？我们可以在历代古籍记录中去找到答案。
先秦时代桃茆，即桃木柄笤帚，具有驱鬼除邪的神奇力量。《礼记·檀弓下》说：“君临臣丧．以巫祝桃茆执戈，(鬼)恶之也。”桃符的前身是桃梗和桃枝。桃枝的辟邪作用见于《庄子》：“插桃枝于户，连灰其下。童子入而不畏，而鬼畏之。”将桃枝稍事加工的桃棓也有相同作用。《淮南子·诠言》篇说：“羿死于桃棓。”东汉高诱注：“棓，大杖，以桃木为之，以击杀羿，由是以来，鬼畏桃也。”汉代有腊日前一日逐疫毕，赐公、卿、将军、诸侯“苇戟桃杖”之礼(《后汉书·仪志》)。将桃刻削成人形，是古人采取的辟邪手段。《战国策·齐策三》说孟尝君打算入秦时，苏秦讲土偶和桃梗的寓言劝止他：“今子东国之桃梗也，刻削子以为人。”那个时代已有用削桃木为人的桃梗辟邪。又据《后汉书·礼仪志》注，《山海经》载在度朔山，立于以大桃树枝为鬼门之上的神荼、郁垒，以苇索执鬼并喂虎。“黄帝法而象之，殴除毕，因立桃梗于门户上”。东汉《风俗通义》也引《黄帝书》讲了这个故事，说：“于是县官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索，画虎于门，效前事也。”可知汉代腊日的前夜已流行在门旁立桃梗(人)的风俗。六朝时代又出现了桃板。《荆楚岁时记》讲元旦拜贺后说：“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到了唐末，出现了“桃符”一词，韩鄂《四时纂要》明确指出：“仙木即今之桃符。”换言之，桃符即古之桃杖、桃梗。“符”字更清楚地表达了其驱邪作用。王安石《元日》诗歌就是一个例证。
在楚地的社会生活中，社会小家庭的出现，婚丧嫁娶的礼俗仪式也日益增多。传统的祭桃仪式歌也就被借用和演变成婚礼仪式歌。这种借用，出于历史上形成的认为桃能给人们带来幸福的心理，也出于世代形成的爱桃、敬桃的情感。楚人在喜庆的婚礼上歌咏桃，将桃视为幸福的象征，礼赞桃能“宜其家人”。这样祀典歌也就成了称颂新娘“宜其家室”的礼俗的歌，这一变化也包括了对歌辞的修改，使《桃夭》成为一首形式整齐、音韵和美、语言生动的诗歌。
由此可见，《桃夭》这首民歌，是以楚地文化习惯的面孔出现在《诗歌经》里的。
《周南》其它各诗歌都可以说是带着长江汉水的烙印，被采诗歌官记录下来编载入《诗歌经》中。没有楚地丰富浪漫的地缘文化，就不会有《周南》。至今，湖北地区的山民还在传唱《周南》，把《关雎》的原生态经典唱法，唱上了中央电视台。由此可见，真正拥有地缘文化之根的诗歌，才会成为那个地方的歌；而只有具备了鲜活个性地缘的诗歌，才具有被传播传承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