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乐》这部电视剧开播以来，凭着号称“国剧门面”正午阳光的班底，收获了一波好评，宋仁宗一朝的欧阳修、晏殊、范仲淹等一众大家文豪，相信各位同学必定熟悉，他们仿佛从我们的语文课本里走了出来，诙谐的网友们戏称之为“背诵默写天团”。
今天，笔者想谈的是苏轼苏东坡先生。他一生文、诗、词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苏轼在词的创作上有突出的非凡成就，继柳永之后，他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唐五代以来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他坚持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我们耳熟能详的几首苏轼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等等，无一不是经典之作。然而，就其词作而言，究竟哪首能算得上他的第一等词呢？
很多人会首推《念奴娇·赤壁怀古》，开豪放派之词风，脍炙人口。这里插一个小故事，苏轼问别人他的词跟柳永相比如何，据南宋俞文豹《吹剑录》中载：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来“我词何如柳七？”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自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卓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这首词作于“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两年，他来到黄州城外的赤壁矶（当然，并不是当年的古战场赤壁），见此壮丽的风景，不禁使其感触良多，追忆当年三国时期周瑜无限风光，同时也感叹时光易逝。不愧为“古今绝唱”，但笔者以为豪放有余，结尾“人生如梦”，不免也透露出了一丝无可奈何的出世之意。
民国的夏敬观先生以为苏东坡有一类词，是天风海涛之曲，而中多幽咽怨断之音的，那是他最好的词。至于豪放激荡的词，乃其第二乘也。当代的叶嘉莹先生也有一段论述：浅显豪放之词，初学者，往往喜欢，但假以时日，反复诵读之后，方觉情感最最浓挚的，却是略有幽咽怨断之音者。笔者深然之，以此来论，《念奴娇·赤壁怀古》确实难算作东坡的第一等词。
以上面的标准来论，我们再来看看《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和《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定风波》（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
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 ----《八声甘州·寄参寥子》
为什么要把这两首词放在一起呢，笔者看来，首先是时间上的先后，经历过一系列政治风波后，苏轼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不可避免的反映在他的这两首词中。
《定风波》这首记事抒怀之词作于公元1082年（宋神宗元丰五年）春，是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的第三个春天，此时是王安石变法期间，以王安石和司马光为首的新旧党争不断。根据词中小序所记，词人与朋友春日出游，风雨忽至。一方面，雨骤风狂，“穿林打叶”，“穿”字很有力度和画面感，苏轼对此以“莫听”处之，并“何妨吟啸且徐行”。大家想象一下这画面：一群人遇大雨，衣服打湿了，朋友都深感狼狈，跑着躲雨，而我却不东窜西跑，就唱着歌，吟着诗，慢慢向前走，没有停下来，心里想着：我有竹杖芒鞋，甚至比骑马还轻快，我不怕外边的一切风雨，准备冒着风雨过我这一生。料峭春风把我的酒吹醒了，春天的寒叫料峭春寒，李清照也有词描写这春寒，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一阵风来雨后顿时觉得“微冷”，山头上还有一轮斜日尚未落下，阳光似乎迎面照射过来。我回头看一看我刚才走过的道路，虽然经过一段风雨的萧瑟的这样的遭遇，但我还是我，我要依然要“归去”，管他是风雨还是晴天，再有打击我也不怕。词的小序中也有记述，已而遂晴，这其实何尝不是人生的遭遇呢，老子说不终日，飘风不终朝。所以晴天终会来临。
以此看来，三年的黄州贬谪岁月，已经让东坡看淡了世间政治冷暖，正如郑文焯在《手批东坡乐府》中评此词：“此足征是翁坦荡之怀，任天而动。” 越是在逆境中，越能显示出一个人的襟怀，这首词已经诠释了他的人生信念，在坎坷人生中依然乐观豁达，赤壁怀古中的无可奈何之感已经不显踪迹。
写《八声甘州》时，苏轼是被从杭州召回汴京，心情也甚是复杂，回到朝廷以后的结果如何，将来的得失祸福如何，不可逆知。为什么呢？这里需要讲一下时代背景，王荆公变法时，苏轼反对新法，当然就容不下于新党，于是新党中的小人罗织“乌台诗案”而遭贬黄州；后来，王安石被两度罢相，旧党发起攻势，司马光当政，苏轼理所当然地由黄州调回京城（当然这中间也有一番曲折，在此不表）。但司马光决不是省油的灯，不论所以然，完全废除新法，又遭到了苏轼的反对。其实，我们的东坡先生并不是摇摆不定的人，实际上，他跟司马和王安石均是好友，但难能可贵在苏轼先生能坚持自己的政见，不像当时的其他朝臣，结成党派互相攻讦。因此，王安石变法错的地方他反对，司马光一刀切过于粗暴，他也不支持，进而也就不容于旧党。他是一个能坚持真理的人。好在，经过乌台生死和黄州之贬，他已看淡这种宦海浮沉，既然与旧党的人论政不合，于是就出官到杭州，后来又被召回汴京，《八声甘州》就是离杭回汴京，与友人相别时写的。你看他这首词：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 那多情的风卷起钱塘江潮涌来，又无情地送潮归去，王国维先生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万物又何尝不是如此，多情反被无情恼。
继续写景并融入兴叹之情：钱塘江上，西兴浦口，有多少次的潮去潮回，有多少次的日升日落，与人事更迭何其相似，直接引出“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不用说今古的变化，眼前的朝廷呢，党争之漩涡，有多少人起来又有多少人倒下去了，谁能独善其身？进而转到词人自身“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我苏东坡经历了人生这么多变故，可以说把一切都置之度外了，得失荣辱、机智巧诈之心都是过眼云烟吧。
词的上阕以眼前之景之情咏叹，而下阕转折一下,回到与友人的惜别主题：
“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词人难忘与友人生活的西湖畔，春天里，小山中，空濛晴翠的山峦，似云雾缭绕的云霏，一派悠然之象，难怪他能写出欲把西湖比西子的名句。
“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你我相遇于此，志同道合，也是千古难求的。而现在呢，我就要离开朋友，离开这美妙的西湖，去到朝廷之中，面对不可预知的祸福。
“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此处用了东晋谢安的典故，谢公即谢安，官至宰相，淝水之战以少胜多大败前秦符坚百万大军，可是后来受到猜忌，出官到新城去。去的时候，谢安造了泛海之装，说将来要从海道回到故乡会稽东山去。可是，不久他病危还京，过西州门“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谢安的本志，也就是这里说的退隐东山的雅志，当时处于司马朝的黑暗，有魏晋风骨的说法，文人都有这种隐士之风。谢安死后，他的外甥羊昙非常哀痛，从此不从西州门经过。苏东坡这里写得很悲哀。他说我跟你订一个后约，有一天我要离开汴京，将从海道回杭，希望能如愿以偿。可悲的是，此典一语成谶，更加苦难的贬谪的生涯伴随了东坡的后半生。
“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我希望此去我能实现谢公之志，而老朋友你也就不用像羊昙那样为我在西州路泪水沾衣了。可是，后来苏东坡被贬到惠州，被贬到天涯海角的儋州，据说参寥子曾经不远千里追随寻访他。
这首词最大的特点就是以看似平淡的文字抒写深厚的情意，而气势雄放，意境浑然。“从至情中流出”道出了这首词的特色。由于词人与参寥有着共同的志趣，由于参寥品德的高尚，他们的友谊是十分真挚的。词人所抒之情发自内心，这种真挚的感情并不因文字的平淡而失去其深沉、雄厚之力。这是“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绝句》）的一种艺术境界，它看似容易，实际上只有少数作家才能达到。元好问说苏轼词“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元好问《新轩乐府引》）。
此外，词中抒写出世的高想，表现人生空漠之感，却以豪迈的气势出之，使人惟觉其气象峥嵘，而毫无颓唐、消极之感。词人强调达观和“忘机”，使人感到的却是他对友情的无比珍重。苏轼达观中充满豪气，向往出世又执著于友情的个性，于此可见一斑。
所以，这首词，由眼前之景，联想到风波同样诡谲的政治斗争，深刻而悲哀。认识苏东坡，不要只看他浅显的豪放的词，你要看他天风海涛之曲与幽咽怨断之音两种风格相糅合的作品，更重要的是，你会感觉到，即使这样浓重的感情之下，词的叙述口吻，给人的感觉却是当时只道是寻常，这是东坡先生经历风波的彻悟，如同明代王阳明在贵州的龙场悟道，人生不过如此。所以在他后来的贬谪人生中，依然保持着真我，超然于物外。这才是他真正最高成就的境界。
1. 《唐宋词十七讲》 叶嘉莹
2. 《红蕖留梦：叶嘉莹谈诗忆往》，三联书店出版
3. 《苏东坡传》 林语堂
4. 《宋史•苏轼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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