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经作者同意在“乐音的田野”微信公众平台转发；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乐音的田野”平台观点。
多元文化共生是促进文明交流最深刻的理念，河西走廊是极具特色的文明过渡地带,深刻理解河西走廊上的文化共生现象，对于全面审视人类文明历程、构建人类共有的精神家园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河西走廊上，敦煌是一颗耀眼的明珠，作为我国和亚欧大陆交流的中心地区之一，敦煌不仅是东西方陆上交通枢纽，更是东西方文明交融的重镇和举世闻名的多元文化符号。敦煌文化中的敦煌哲学蕴含着深刻的文明发展机制，是东西方哲学世俗化、大众化历程中最具典型性的思想形态，也是文明交流交融中多元文化共生最集中的表现，体现出世界历史背景下多元文化交流交融中渐进而又深远的民族认同，并在中华文明强大的包容性和融合力中奠定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方向。
无论从政治体制、经济结构还是从文化地理层面上看，统一完整的中国都是数千年来中华大地上的众多民族共同缔造的。鉴于地理环境、社会生产方式及交通网络等因素的限制，各民族的文化在交流交融中保持着“和而不同”，形成了密切关联的文化共同体，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心理基础。中国的广袤大地上分布着复杂多样的地理生态，由此孕育出多元一体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多元之间的互构共生在历史沉淀中逐渐演化为统一的中国和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在多元格局中存在若干个极具影响力的文明过渡地带，这些在地缘结构、生产方式和文化类型等方面具有典型意义的多元文化区域在中华文明的生成和变迁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纽带作用。河西走廊地处蒙新高原与青藏高原之间，是我国大陆腹地通往欧洲、中亚、西亚唯一的陆上通道。得益于南北山脉雪水的滋养，相对平坦的狭长走廊上形成了大小不等的肥沃绿洲，在走廊内部，高原、荒漠、戈壁、绿洲、草原等形态相间共生。河西走廊是我国唯一的一条连接中原腹地、戈壁绿洲、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的陆上通道，这种独特的地理空间结构为河西地区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造就了人类历史上多民族、多元文化共存共荣的典型地带。
敦煌是河西走廊上最耀眼的明珠，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季羡林先生曾经精辟地总结：“世界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敦煌文化是我国古代对外开放和人类文明友好交流的历史见证。古丝绸之路开辟后，河西走廊逐渐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流共生的重要过渡地带，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类型的多元文化在这里进行了长时期的交汇、交流、对话、依存与沉淀，敦煌哲学和人文精神在河西走廊上得以历史地生成。这种独有的文明转换机制使河西走廊在众多领域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现实价值和发展空间，其在历史和现实中形成的多元文化共生格局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产生和形成机理，呈现出人类共有精神家园的构建规律和前进趋势。
一、多民族和谐共生为敦煌哲学提供文化生态
河西走廊的绿洲生态是各民族交流的重要基础。河西走廊的绿洲带独具特色，从整体上看并非大面积的整块绿洲，而是由诸多大小不一的绿洲星罗棋布地镶嵌在戈壁、荒漠、草原等地形中。由于地形、交通、生产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差异，几乎每个绿洲都是具有相对完整、独立的社会系统的有机体。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统治者在治理河西地区时基本上按照绿洲的规模来设置地方行政区划，例如河西四郡就是西汉王朝按照走廊地带的绿洲来设置的。可以说,河西走廊上的每一块绿洲都是中央政权管辖地方、连接丝绸之路整体网络的重要节点，分布在这个路网中的凉州（今武威）、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沙州（今敦煌）、瓜州（今安西）等规模不同的绿洲社会共同体成为当时东西方文化、物资、信息交流互通不可或缺的通道节点，共同促进形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中极为重要的文明共存互鉴盛况。
在丝绸之路开辟后，移民化进程极大地加速了多元文化的生成。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东西方交流的深入和中央政权对边疆的重视，河西走廊上的绿洲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扩大化的趋势。外来移民的增加使绿洲边缘地带的农牧业生产不断发展，部分从事商业活动的人群进一步密切了绿洲间的联系。正如李建宗教授所言：“随着人口的增长，包括当地人口的自然增长以及移民群体的到来，必然使小的绿洲面积不断增大，最终把有些小块绿洲连缀成大片绿洲。”鉴于河西走廊的地理环境和发展水平,受到移民扩大化的影响，原本规模各异、空间分布相对密集的绿洲不断出现规模增加、相互联系更加紧密的趋势，形成了绿洲共同体。纳日碧力戈教授强调生态性的民族关系的重要意义：“中国各民族‘美美与共’，生生不息，共同生活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之上，形成互为环境、互为条件的生态关系。生态性的民族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它为民族交流提供保障，另一方面民族特征与民族地位在生态性民族关系中并不会丢失。”汉唐以来，丝绸之路的畅通不仅保障了中央王朝经略西域的目标,也在促进河西走廊绿洲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使广大地域上的各民族联结成命运共同体，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深入交融。在河西走廊上产生或存在过的各种文明形态不同程度地实现了交融共生，并在发展中保留其特质，这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极为独特的风景线。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河西走廊上的生计方式与文化都呈现出多元互嵌共生的基本形态。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部分民族还拥有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例如蒙古、藏等民族传统上过着游牧生活,汉、回、撒拉等民族大多过着农耕生活。此外，汉、回、维吾尔等民族的商业活动是连接农耕社会和游牧社会的桥梁，成为促进各民族生产、生活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多元化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多元文化共生共荣、深入发展的重要基础。
汉代以来丝绸之路的开辟和畅通，为中原和边疆、东方和西方的交流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出于守土戍边和躲避战祸等方面的原因，中原地区的移民大量进入河西走廊，使原来相对落后的河西走廊绿洲社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原有农耕社会的规模不断扩大。然而，绿洲社会既有的土地无法满足新增人口的发展要求，于是，更多的农田被开垦出来。绿洲面积逐步扩大的同时，也导致了戈壁、草原、荒漠面积的缩减。历朝历代对边疆地区实施了不同的治理措施，大体而言，军屯、民屯相结合的屯田制与移民在某种程度上结合在一起，促使河西地区的人口数量增加和社会规模扩大。这一过程中，河西地区成为各民族共存、共生的绝佳领域。
与河西走廊相连的河湟地区同样存在着文化多元共生的现象。张俊明等学者指出：“河湟地区多元文化共生共享现象产生的原因包括民族迁徙导致的文化传播、独特的地理环境产生了具有共性的文化、多元文化场域中形成了特有的民族文化心理等。”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河西走廊上的各民族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形成了传统的农耕社会和游牧社会相互依存的基本格局。农耕社会一般依存于绿洲，生产和生活相对稳定、单一。而河西走廊狭长的地形和环境差异,使游牧社会的形态不尽相同。生活在祁连山附近的民族主要以游牧为主，一年之内因季节、草场、水源等的变化进行远距离的转场。靠近绿洲的戈壁牧区内的各民族主要以住牧为主，其生产活动的地域和生活方式相对固定。即使存在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但由于生产生活的需要和活动区域的接近，游牧区、戈壁区和绿洲社会的界限并不严格。游牧地区和绿洲社会的各民族之间存在经济、技术和文化上的联系，进而形成更大范围的互动网络。绿洲社会的农耕文化、游牧社会的游牧文化以及商业活动中产生的商业文化，是河西地区最典型的文化类型。这些建立在不同生产方式之上的文化类型因彼此嵌入、相互依存，呈现出鲜明的共生特征。它们在保存自身独特性的前提下，影响着其他文化类型的发展并进而构成河西地区文化多样性的基础。
河西走廊较为发达的路网系统是多元文化交流的重要保障。河西走廊的绿洲地带是丝绸之路从中原进入中亚、西亚的唯一陆上通道，规模大小不等但彼此连接的走廊绿洲犹如这条大通道的门户，形成了存在于复杂多样地理形态之间的极具过渡性的文明发展区域。丝绸之路是连接中原与边疆、中国与欧亚大陆的陆路网络的连续体，而河西走廊虽只是其中一小段，却是丝绸之路主动脉上的关键一段。河西走廊独特的生态布局及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和经济格局，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确保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文明过渡地带多元文化互鉴共荣的内在机理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交融是对世界文明进程极具影响力的因素。在地理大发现和工业文明之前，东西方交流最重要也最具影响力的通道就是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原本是汉王朝打通中原和西域进而巩固中原王朝的商贸道路，自开通以来很快成为中国和中亚、西亚、欧洲的经贸、技术、文化通道，使亚欧大陆的关联地域之间建立起了紧密联系，成为前资本主义时期最繁荣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之路。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第一次较为完整地展现在世界面前，同时也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深度交融和共荣共生。学者黑晓佛认为：“敦煌文化是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体而又兼具周边民族及外来文化的总体格局，并由此而显现着一种世俗化和庶民化或者大众化色彩的基本精神；敦煌文化的创造者是以汉族为主体的敦煌所有民众，其包括了在敦煌地区生活的各个阶层、各个职业、各个民族、各个国别的诸色人等。敦煌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具体表现主要集中在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史迹三个方面。”丝绸之路不仅加强了中原王朝和西域各国的经贸、技术发展，还在政治体制、经济联系特别是文化交融中显示出极为深远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基本格局，其中蕴含的文明互通共鉴的文化机理成为人类社会发展最深层次的动力。
在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各个历史时期都存在着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文化间的交流与互鉴是常态化的、具有积极推动力的社会现象，在各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位于我国西北地区的河西走廊，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多文化分布地区, 也是古代我国与西方世界交往的重要通道。学者张力仁认为：“独特的历史人文区位使河西走廊成为不同质的文化发生代际演替的典型地区, 时至今日,民族文化的交流与整合依然在不同地域不同层次上持续发生.”河西走廊独特的地理位置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多元文化意义。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与交融中,河西走廊是最具典型意义的文化过渡地带。从走廊向东进入中原腹地就能连接中原文化，向西通往西域和亚欧大陆即可与西域文化、欧洲文化相交流，穿越走廊北部山脉就能进入蒙古文化圈，南下就能进入青藏文化圈。这些不同类型的文化区域在经济、技术、社会生活和商业活动中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文化交流中也是互相影响和互相渗透的，每一种文化圈都有自身的辐射领域，都能在彼此间的交流中一定程度上进入对方文化的影响范围。
敦煌文化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必有其独特的精神。在黑晓佛看来，“敦煌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或基本精神就是‘大众化’。这种文化通过最普通的传播途径，在潜移默化之中影响着敦煌大众的思想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敦煌时期的佛教文化极为兴盛，从统治集团到包括达官贵人、市井小民在内的各阶层成员都积极投身其中。僧众和信徒积极传抄、供养、读诵佛教经典并将之绘制成绢画、壁画向民众宣教，在信众和市井中传唱、传诵忠孝歌曲、辞赞，在斋会、法会等佛教活动中讲唱相关忠孝的经文、变文及因缘故事和民间传说……他们用各种形式教导信众和普通社会成员遵守社会秩序和规则，并在自身的观念和行为中恪守和遵循。此外，世俗的人伦观念也逐渐融入敦煌佛教的意识形态中，并成为敦煌佛教文化的重要内容。在莫高窟第156窟壁画中，南壁的《张议潮统军出行图》以及与之对称的北壁的《宋国夫人出行图》鲜明地体现了河西地区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共生。出行图中有人数众多的侍从、子弟兵、麾牙卫士和军乐、百戏、乐舞伎人。画中人有身着汉装者，也有多人是长袖漫拂、具有吐蕃之风的舞伎造型；有相当数量的汉人将士，也有身着唐代昭武九姓少数民族服装的射猎骑队；有以箫鼓为主的鼓吹乐队，也有源于西域古乐的横吹乐队。出行图表现出在归义军时期，军乐中的鼓吹成为朝堂宣扬威仪的卤薄组成部分，但横吹在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相继进入中原后仍然用于以骑兵为主力的部队。由此可见，少数民族部落文化与长行官健制共同构成了归义军的蕃汉兵制度。
在敦煌文化不断演化并向周边地域辐射的过程中，各民族文化心理上的相邻相亲也得以形成并逐渐深化。不同质的文化彼此之间具有一定的亲和力，地域分布、生产生活、民风民俗上的临近性使各民族文化在相互交流中吸收彼此的合理成分并保持自身的特质。也正是这种民族文化心理上的交融，使历史上从其他地域进入河西走廊的人群能够融入河西地区的社会生活，并在持续深入的社会交往中和睦相处。
与其他地区包括其他过渡地带相比，河西走廊绿洲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具有自身的特质。历史上众多民族的聚居、散居状态造就了多元文化的共存与共生。即使后来逐步扩大的移民趋势也没有改变这种文化多样性的格局，移民扩大趋势进一步加强了各种文化间的深层次交流与交融，进入河西地区的外来文化都在此生根发芽并互相借鉴。如李建宗教授所言，“无论是从地理特征还是文化属性而言，‘嵌合性’是河西走廊绿洲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正因为如此，河西走廊绿洲社会与周边自然环境共存，其内部两种主要文化模式共生，同时还在丝绸之路上有其独特的意义。”从文化发生发展的根源来说，最根本的因素还是河西地区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物质生产条件。河西走廊的各绿洲之间尽管在规模、发展程度、发展水平、民族构成等方面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是实质性和根本性的，体现更多的还是基于绿洲社会的文化同质性。强大的农耕文化在其内部表现出来的更多是对外来新事物的包容性，这既是农耕文化自身的内在特质，也是与河西地区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及历史上延续下来的各领域的嵌合性密切相关的。
学者张力仁认为：“从河西走廊区域文化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民族、人口的空间移动、行政建制的地域扩展、经济差异的内在需求,是河西文化整合—分化—重组—整合的主要推动力。”河西走廊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规模不等的移民现象，自西汉开始，军事上的胜利和政治统治的需要加快了河西走廊的开发，中原向河西地区的移民规模不断加大，儒家文化也随之从河西绿洲社会向前延伸，河西走廊上的多元文化格局日趋丰富和完善。魏晋以后，中原地区封建政权更迭，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势力相继崛起，河西走廊在不同历史时期也曾被吐蕃、回鹘、党项等政权控制，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吐蕃化、回鹘化、西夏化的现象，农耕文化的影响力和拓展空间一度受到压缩，但在河西走廊的文化格局中，儒家文化最终仍是根本而稳固的一级，其自身具有的主导地位和河西走廊上多元文化共生的局面并没有动摇。
此外，通过丝绸之路，来自中国各个地域和亚欧大陆诸多国家的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人群也在河西走廊上展开了商贸、技术、文化等领域的广泛交流,并沉淀出更深层次的文化交流和交融。这些文化现象中既包含中原的儒家文化、生于本土的道教文化和流行于民间的宗教信仰，还有来自域外的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等诸多文化形态。例如，敦煌佛教的发展过程中就展现出明显的世俗化倾向，渗透到宗教领域和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哈建军教授的研究，至今流行于甘肃武威、永昌、张掖、酒泉等地的河西宝卷，“在宗教仪式和教义接受的演变中逐渐发展成了一种融音乐、宗教仪式、说唱艺术和文学为一体的民间曲艺。除了宣扬佛佑众生、神佛至上、神察人世、因果报应、张扬善德、诚信立人的思想之外，还彰显了‘家国同构’和‘国家认同’的觉悟，表现了‘有序’则‘可控’、维护家园生态的理性、秉承文化传统、借鉴前贤经验的自觉等思想志趣。”这些共存于同一地域的多元文化并未向隔阂与对立的趋势演化，而是在相互交流中彼此吸纳与融合，不但自身得以发扬光大，还在这一过渡地带强大的包容性中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世俗化的思想形态。尤其是多元的宗教体系往往与世俗生活相结合，成为实现社会治理和地域内各群体建构其精神家园的思想支柱。
蕴含在人们思想和实践活动中的价值观念是特定社会关系体系的产物.从人的实践活动、人的现实生活出发来考察，就会深刻领会到价值观念是由一定生产方式下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进入河西地区的移民群体及其携带的文化因素逐渐融入到河西原有的的文化形态中，彼此包容、互鉴，谱写了工业时代之前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辉煌乐章。更为重要的是，与此前的文化多元化形成历程相比，这一时期的文化多元化进程中，原有地域文化与外来异质文化的整合过程具有较为明显的冲击和对抗性。它们在空间分布和影响范围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夺，使原有的文化构成及其内外关联系统发生了重大改变，同时加深了河西走廊和邻近地域在文化要素上的同构性。
而从长时段的文化衍化进程来看,文化边界的消弭和异质文化的交融是历史趋势。游牧人群和农耕人群的统治力量在河西走廊上进退、交替。在此期间，山地、河谷、草原、绿洲等地域界限逐渐失去了它们在文化形成和积淀过程中的边界意义，各种文化形态原初的的区域性特征逐渐淡化，多种地域特色兼收并蓄、本土与外来文化交融共生的多元化态势则更为显著地呈现出来。河西地域上出现了诸多与相邻区域逐渐接近、嵌合的文化过渡地带。这些过渡地带使得河西既有的文化结构增添了大量异质性的域外文化因子，而河西地区独特的文化地理结构能够吸纳这些表面上处于对立状态的文化元素。这一吸纳、融合异域文化的进程，是文化系统不断生成、更新的基本要素，也逐步强化了河西地区内在的多元文化共生机理。
三、敦煌哲学的发展彰显新时代文化交流多元化趋势
从根本上说，多元文化共生格局的形成符合事物发展的螺旋式上升态势，不同时期多元文化交流与交融的结果都成为下一阶段文化共生的坚实基础。
各民族在自身发展中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也创造了可观的精神财富，在推动本民族和人类社会进步中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类型。受地域特征、社会发展阶段、思想传统、传播手段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区和民族的文化在形成基础、发展模式和水平、影响力等方面都各具特色。黄达远教授认为，深刻理解“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并不妨碍从另一视角理解中华民族的“多元性”。区域之间的环境、生态和社会差异就是一种历史动力。区域差异越大，不同人群接触的动力似乎越足，这正是不同族群形成和发展的动力之源。不同区域之间的接触呈现深浅不一的层次感，也就造成认同的丰富性。对于多民族聚居的河西地区而言，长期以来生活于此的各民族共同创造并发展了河西地区的文化。这一文化既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征，又具有极为明显的地域特色。这种文化演进过程持久而深刻地推动着各民族自身的文化发展，加快了河西走廊多元文化共生共荣的历史进程。现阶段河西走廊多元文化和谐共生是交流与互动的结果，多元文化能够整合在一起的关键是交流与互动的方式；同时,这种多元文化和谐共生又进一步成为新时期实现更广泛、更深刻、更具影响力的文化共生的基石。
人的社会历史活动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有机统一，社会历史活动包含着人的价值创造与追求。马克思主义认为，“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并不是‘历史’把人当作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从历史和现实状况来看，河西走廊各民族在交往中呈现出的文化多元化是多层面多维度的，既有物质生产生活中的相互借鉴和吸收,也包含精神生活和社会体制方面的移植和变迁。河西走廊在历史上就是多民族频繁迁徙互动的代表性地域。曾经生活于此的许多民族在漫长的发展和剧烈的历史变革中，有的迁移到了其他区域，有的被其他民族同化，更多的则是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互动中融合成为新的民族，这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现在生活在河西走廊上的各民族都是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演变而形成的。这种复杂的民族演化进程和民族交往结构，意味着其文化形态必然是适应了历史发展要求的各种文化成分的复合体。
例如，基于中央政权的治理措施和民族迁徙、人口规模等因素的影响,在相对固定的生产地域内，农耕区和游牧区的边界会在时间、空间上发生此消彼长的变革，从事农耕、游牧、商业活动的人群身份也会发生代内或代际转换，从而维持自身的生存发展并保持社会整体秩序的稳定。与生产生活方式变化相适应的就是各种文化空间及文化元素的交流与交融，各民族在语言、信仰等文化符号上的相互吸纳和在生活中形成相互接近的民风民俗等。而且世居于此的民族与迁徙至此的民族都曾经不同程度地从事着农耕、游牧、商业等社会交往活动，他们之间生产生活和文化心理上的相互影响基本上是在同一个历史进程中完成的，从而形成了极为独特又具有典型意义的过渡地区文化形态。这是河西地区不同民族间最持久、最广泛也是最深远的交流与交融。
深层文化结构的差异使得不同文化群体对现实形成了多样性的抽象思维方式，进而产生了不同的信息传播路径。正如学者张昆所阐述的，“不同的社会、政治文化孕育了差异化的社会环境和媒介生态，形成了多元的受众群体——在信息需求，信息的选择、理解、记忆以及反馈模式与内容等方面各有不同，表现为不同的信息获取能力、媒介使用习惯、信息内容偏好和不同的信息价值判断”。
在丝绸之路畅通发达的时代，整个社会的资源、信息交流都是在单一媒介的环境下缓慢进行的，信息的传播、编码、转译、再生等链条都是缓慢而又长期地存在着。各类信息的单向传播和反馈虽然会影响传播效率，但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能够充分地解码、消化和重新编码，在多次的信息互动中把适宜的信息内化为行为准则。对于多民族地区的多元文化生产和传播而言，这种现象更有助于建构文化的多元性。每个行为主体不仅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信息的传递者，还在对信息进行重新加工和反馈的过程中变成了信息的生产者。这种多重身份的转换使他们在肯定自身文化的前提下更加容易理解和接受其他文化形态的合法性，从而减少了异质文化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和矛盾，使处在同一地域的多元文化呈现出多样化、共生性的和谐发展态势。
如同人类社会中其他事物的发展过程一样，单方面强调事物在质和量规定性中的共存共生要素并不能找到事物发展的趋势，不能使事物自身呈现出合规律性的真正进步。学者路宪民认为：“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文化自觉，既需要各民族群体透过价值自觉对其文化做出合目的性的选择，也需要借助历史自觉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更需要通过社会自觉对本民族文化进行合理的定位。”社会发展中技术的力量借助新媒体实现了超越时空的限制，使民族文化边界和地域特征、传播速度等既有的制约要素逐渐退居次要地位，民族文化的传播和开发不断扩展到更广泛的范围和领域，这种内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要求各民族文化之间实现更为广泛深刻的认同。有学者认为，对于各国各民族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来说，“认同不仅是个人、群体、民族和国家获得外部一致性的社会现象,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权利”。对人类社会中的文化现象也应该如此，应该注重以尊重多样化、异质性的姿态对待其他外来的文化形态，在坚持文化多元共生的理念指引下建立起文化发展模式。只有在这种符合文化自身属性的社会生态中,各民族文化的发展才能因为民族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地理环境、内在机制等方面的独特性而获得与其他民族同等的对话基础,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才能产生共存共生的发展需求而在相互理解、协调中实现最终的共同繁荣、共同发展。
当然，保持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绝不是回到过去的闭关锁国和封闭保守的状态，也不是对外来文化采取绝对排斥的对抗倾向，而是要在文化系统自身稳定与有序运转中不断适应新的发展环境，适时对自身文化的组成元素和影响方式作出恰当的调整。同时，这要求处于同一文化地理区域的不同文化形态不仅仅是在形式上表现出和睦相处与观念认同，更重要的是，来自不同文化形态的群体和个体能够在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上达成彼此理解。不仅要认识到彼此在地理空间上的不可分割性，而且要从文化心理上理解各自生存发展方式的差异性与合理性，在今后的深入交往中能够继续接纳和珍视多元共存，并在发展进程中促进共荣共生。
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增强各民族的文化认同有助于各民族获得强烈的归属感，强化各民族团结与联合的精神力量，不断提升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强化多元文化共生的理念能够有效抵御过度商业化带来的资本侵蚀社会共同价值的风险，防范商业化中的思想短视对社会发展长远目标的遮蔽，防止全球化进程中各国各民族在文化交往中出现的强势文化同化风险，在不断适应现代化的趋势中提高各民族文化的自我调适能力。文化多元共生还应该把适应时代发展的新要素融入到文化的自我阐释中，不断形成和强化有助于自身持续发展的话语系统，使之浸润于各民族成员的内心并保持持久的影响力。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表明，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要实现持续的发展必须在平等对话中秉持共生共荣的理念。由于事物发展自身存在的矛盾特殊性，文化共生绝不是要求属性各异的文化都走向同质化的发展方向，而是强调每一种文化都应该在坚持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肯定其他文化形态的存在价值，从根本上接受并增强共生共荣的价值观。这是人类社会进步中的开放、和谐、民主理念在文化交流中的具体体现。认可文化间的差异形成共生，促进文化对话的和谐实现共荣，只有这样，才能逐步推动人类社会各要素尤其是文化心理上的差异调适，在保持自身特质的同时又能从内心深处接纳其他文化类型，使各民族在交流合作中赢得更广泛的尊重与更深层次的认可。微信搜 “乐音的田野”,点击 “关注” 浏览更多文章
【本文作者蔺海鲲为河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教授，现为甘肃省科学社会主义协会副会长、甘肃省哲学学会常务理事，甘肃省敦煌哲学学会理事，西北师范大学兼职硕士生导师；主编教材1部、出版专著（译著等）2部，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成果先后获得张掖市社科成果一等奖、甘肃省高校社科成果二等奖、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三等奖；获张掖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甘肃省优秀教师、河西学院“教学名师”荣誉称号；获评甘肃省“园丁奖”、河西学院“祁连学术带头人”；为省政府教育工作督导评估专家、甘肃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入选甘肃省理论界“四个一批”人才项目。罗鹏系河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年教师，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