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友，一个瑞典女孩子

文友是以诗文相交的朋友，《论语·颜渊》有云，“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就是指以文德交友。

在我的记忆中，以文德交友的朋友还真不少。他们中，有的是大学文学社或者诗社的好友，有的是老乡会的会友，还有的是报社或者出版社的编辑，但更多的是学生时代的同学。他们尽管性格各异，但是作为文友，有着很多共同的特质。

如今当记忆再次将他们拉到眼前时，扑面而来的仍然是他们的才情和那份至情至性，亦师亦友的至真情谊，以及相互之间的欣赏和接纳。那是一个纯真的年代，但随着我进入职场以后，读书写作远离我而去，这一切渐渐地淡化了。

在这些文友中，有个瑞典女孩闯入了我的大学生活。

那年我在当地一家电视台兼职一个英汉双语栏目的采编。报酬不错，但是很是辛苦，一个节目从前期策划、中间采访到后期剪辑，全部是一竿子插到底，特别是采访对象都要通过自己的资源人脉去联系。

当时策划了一个信用卡在国内和国外使用情况的采访节目，需要物色几名欧美对象，不仅包括社会上的外籍人士，还需要一名在校的留学生。

那天，我来到学校留学生楼外候着，物色我的对象。不一会儿，一个金色长发的小巧女生从楼中走了出来，神情十分可爱，手臂处挽着一摞书，似乎是到教室或者图书馆学习吧。

我眼睛一亮，赶忙迎上前。这是个典型的北欧女生，碧蓝的眼眸，金色的长发漫过双肩，颧骨、鼻梁、眼窝搭配得凹凸有型，错落成优美的弧线。无论从形象还是气质，都是我的最佳采访对象。

我试探着用英语和她交流起来。她得知我的来意后，一脸兴奋地应允下来。随后，她用十分流利的汉语说道，“我可以用中文采访的。”

我们安排好采访时间和地点后，相互留下了联系方式。那个年代，手机还没有普及，我们留下的是学校宿舍的公用电话。好在我们是同一个学校，联系起来挺方便。

她来自瑞典的斯德哥尔摩，18岁，中文名字是李茜，来中国学习汉语言文学，她的梦想是到大使馆工作。自那次采访以后，我们联系多了起来。有时，我们会在校园的花坛边，有时也会选择校外的一个咖啡馆，周末的时候，会双双骑着买来的二手自行车，到城市的山野小道上赛车。

我的专业是中国文学方向，见面的时候，她时不时会夹杂着些私心，带部中文小说过来，向我讨教些汉语文学表达问题。

记得她很喜欢张爱玲的作品，我就用怪异的眼光问她，“为什么你一个洋妞也喜欢张爱玲？”她狡黠地笑笑，“男人都一个样呗。”我简直无语了，只能将话题转移到毛姆上，聊起毛姆与张爱玲的关系。

我也不傻，为了从她那里得到些补偿，我也带一些英语作品，或者把自己的翻译文字拿过来，让她指点指点。尽管她的母语是瑞典语，但是英语也是瑞典的工作语言，所以她给我的英语言帮助还是挺大的。

我毫不奇怪，有一天她带来的竟然是部《红楼梦》！我苦笑道，“你真够狠呢，这部书也敢拿出来？”

她毫不示弱地，“那是你的事情，你只有比我更狠，才能让我读懂这本书。”

她那股狠劲儿，的确让我感动，虽然我们只读完了《红楼梦》的第一部，但是她毕竟挑战过这部连我们国人都望而却步的文学巨著。

我不知道她回国以后有没有读完全本的《红楼梦》，但是，我相信她一定会的，她性格中那股不认输、不服软的韧劲，不会轻易放过她的。

就这样，我们成为一对跨越了国界的文友，链接我们的是对文学的挚爱，从彼此的文化中感受着人性的至情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