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记中记载张释之的部分
在司马迁的笔下，张释之在史记列传四十二《张释之冯唐列传》之中作为主人公之一出现。
二、司马迁笔下张释之的形象：
通过我读《张释之冯唐列传》之中太史公关于张释之的记述，我以为太史公是高度欣赏张释之的。在其对张释之的记述中，体现了如下几个观点。
（一）张释之的孝悌：
在传统的中国古代社会甚至是现代社会，孝道是为人的美德而且占据极高地位，比如李密在《陈情表》中表达自己不能入朝为官就是因为自己的祖母垂垂老矣，而自己要尽孝道。张释之的父母似乎在史记中找不到文字记载，但太史公缺记载了张释之的哥哥。“有兄仲同居。以訾为骑郎，事孝文帝，十岁不得调，无所知名。释之曰：‘久宦减仲之产，不遂。’”从这段太史公所写的文字我们能看到张释之与其哥哥同居，而且家境富裕，张释之捐钱（极大可能来自于张兄）为官，当张释之官途不畅达时，张释之想辞官还乡，原因是不想再花费哥哥的钱财。可见张释之对于其长兄的爱。
（二）会直言不讳的张释之：
张释之自从受到中郎将袁盎的举荐之后，其仕途好似坐上了火箭，从谒者到谒者仆射，再进一步到公车令与中大夫，中郎将，后又拜官为廷尉（主管司法的最高官职），似乎每次升迁，都因为张释之的直言不讳：
1、上林观虎：
张释之跟随汉文帝在上林观虎，汉文帝问了上林尉十余个问题，而上林尉没办法作答，却让一个养虎的作答下来了。因此文帝想要让张释之提拔养虎的为上林令。但是张释之发现了问题所在，单单因为养虎对几个关于老虎登记情况的问题对答如流就提拔他的话，反而会使社会上流行伶牙俐齿的学问而对治国没有实际用处。因此文帝改变了主意。
而对于自己的升迁，实际上张释之也是靠一张公正的嘴。在回宫的路上，张释之向汉文帝讲述秦亡的实质，进而文帝提拔他为公车令。张释之所言内容并非像养虎的所言，而是真真正正有利于国家的言论，因此张释之的提拔并非单单在于口齿，在于会说，真正在于所言内容是利于国家。
2、弹劾太子刘启
我们知道太子刘启后来做了汉景帝，而得罪太子的人难道就不怕太子登基之后再找你算账吗？事实证明张释之得罪太子确实为日后贬为淮南王相埋下了伏笔。
因太子与梁王不守礼，张释之上奏朝廷。文帝因此又升迁了张释之。
大家注意太子象征着将来的皇权，而张释之的嘴竟然没有引起文帝生气反而使文帝检讨自己。这在太史公生活的武帝一朝似乎是很难得事情。毕竟太史公本人就是因为没管住嘴而……
3、霸陵论棺
此时已经官至中郎将的张释之随从文帝与慎夫人行到霸陵（文帝的陵寝），慎夫人鼓瑟，文帝感慨道：“用坚固的石材与强力的粘液制作成的棺椁谁能打开呢？”而张释之却说再怎么结实的棺椁都会被打开，但是如果人们没有打开的意图，那即使没有棺椁又何妨呢？
张释之说出这样的话，如果是一般人大抵已经很恼怒了。普通人都想风风光光下葬，更何况是大汉王朝的皇帝呢？但文帝之所以能成为名君，之所以能开启文景之治，离不开的就是他所推崇的黄老之学。我想张释之此话正是顺应文帝所推崇的治国政策。“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张释之的话不就是这意思吗？
这也说明张释之的确是直言不讳，但他真正做到了会直言不讳，我想太史公真的很崇拜像张释之这样会直言不讳的人。也正是直言不讳到了文帝心坎里，张释之被提拔为廷尉（汉代的最高法官）。
（三）秉公执法的张廷尉
1、布衣犯跸案
史记记载文帝出行，实施行禁令，而一人从桥下跑了出来从而惊到了文帝的马。抓到此人后，文帝交由张释之来审案。张释之听了他的辩解后依照汉律对其罚款，而文帝表示不满，认为当斩。张释之却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
虽然皇帝制度有个显著特点就是皇权至上，但对于国家来说，要想国家正常运行，需要的不是“不知常，妄作凶”，而是“知常容，容乃公”。
2、盗玉环案
史记记载有人偷盗了太祖高皇帝刘邦庙前的玉环，文帝很生气，让张释之审案。张释之依照汉代律法判处盗窃者死刑，执行“弃市”。而汉文帝觉得自己父亲的庙宇被偷，应当株连全族。而张释之却说他只是偷了一个玉环就用最严重的刑罚，如果有人挖掘了长陵，那用什么刑罚呢？这样会造成刑罚的混乱。即使对于最高统治者来说，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也应当比自己的冲动重要的多。
正是张释之抓住了国家机器正常运行能维护皇权这一点来提醒文帝，使得即使没按照文帝意图而执法的张释之仍得到文帝的认可。
（四）景帝年间的张释之
因为张释之曾经弹劾过仍是太子的景帝，所以当景帝登基后，张释之害怕景帝报复因此想要辞官。而起初景帝并没有责怪他。他在朝中也有这很高的名声。
但是一年后，景帝还是将张释之贬为淮南王相，没几年，死了。而他的儿子张挚为官因“不能取容当世，故终身不仕”。中国人向来是在乎后人这一方面的
，就像新中国的伟人的后代，仍在政协会议上担任着职位。这是中国传统思旧的体现，因为在这些后人身上，我们总能找到他们与前人相似的地方。
三、解读司马迁的思想：
很显然太史公司马迁很崇拜张释之，在《张释之冯唐列传》的最后，太史公给予了张释之极高的评价“张季之长者，守法不阿意”，“不偏不党，王道荡荡；不党不偏，王道便便”。
其实张释之何尝不是太史公自己的一个理想的化身呢？太史公生在汉武帝一朝，与张释之相差不远，张释之敢于直言不讳，敢于维护法律权威而挑战皇权权威。而当太史公也因李陵而向汉武帝进言时，却发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不是汉文帝，而太史公注定也不会是张释之。
太史公司马迁应当有遗憾，遗憾自己为什么没有生于汉文帝一朝，或许在汉文帝一朝，文帝也会像“奇释之”那样“奇子长”，司马迁的命运也就不会像在汉武帝一朝一样这么悲剧。似乎司马迁张释之写的越伟大越正直，自己的心灵就会越有依靠，越能得到安慰。
太史公在《张释之冯唐列传》中这样化用孔子的言论“不知其人，视其友”。而孔子原话则是“不知其子视其父，不知其人视其友，不知其君视其所使”。所以太史公尚未点破的一方面则是对两位皇帝的对比。文帝一朝，政论开明，文帝身边有张释之这样能指出文帝错误观点的官员，反观武帝一朝，太史公自己因为多一句嘴而发生悲剧……
我再不多言。
四、对《史记》新的看法
东汉班固评价《史记》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确实就是这样，我们在《史记》中看到统治者并不是全能也并不是善，太史公明辨善恶，对当时最高统治者大胆写实，从而揭露统治集团的利益。
但在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时代，把笔杆直指最高统治者毕竟太浪漫主义。而太史公似乎就是个浪漫主义的人，他不把笔杆指向今上，而是指向前代统治者。把发生在前人（与太史公相似）身上事与发生在自己身上事一对比，似乎就形成了单一的变量—皇帝。而造成太史公司马迁悲剧的原因似乎就是这个单一的变量。也许《史记》除了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外，另外有的就是太史公自己对一个时代的看法。太史公肯定想到，他对于这个时代是无能为力的，后人对于后人的时代也是无能为力的。班固和范晔不都是这样的后人吗？千古来，我们只能唉之叹之，作为一条咸鱼，也就仅仅只能唉之叹之。
我记得黑格尔说过：“人类能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在历史学不到任何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