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
子路：孔子最得意、最亲密的弟子，姓仲名由，小孔子9岁，今山东泗水县泉林镇卞桥村人。
子路性格鲁直，勇武，孔子曾批评他“勇气过人，但谋略不足”，孔子还预言子路不会善终，果然，子路在战乱中被杀。
子路的直还表现在，他敢当面批评顶撞孔子，给孔子脸色看。子路非常忠诚，孔子曾说，假如他要被迫去海外生活，可能只有子路会跟随。子路还非常好学，孔子曾评价子路的琴艺已经“登堂，但未入室”。
子路在政事方面见长，做过鲁国的季氏宰、卫国的蒲邑宰，任内开挖沟渠，救穷济贫，政绩突出，辖域大治。
子路事亲至孝，年少时曾为了父母百里负米，该事迹被元末明初福建三明学者郭居敬编入了他的《二十四孝》。
有闻：第一个“有闻”指学到了知识或者学问后。第二个“有闻”指“又闻”，有是又的通假字，这时的“有闻”指“又学新知识或者学问”。
恐：形声。从心，巩声。本义：严重害怕，惊恐。恐的金文从心从工，“工”有击打之意，心工结合，意为心被击打，即非常害怕的意思。
如《荀子·天伦》：“星队木鸣，国人皆恐”。后引申为恐吓，如《史记·高祖本纪》：“李斯因说秦王，请先取韩以恐他国。”又如诸葛亮的《出师表》：“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
恐也作副词，指恐怕，表示估计兼担心。如《韩非子·喻老》：“不治将恐深。”
全文理解为：
子路学到了知识、技能或者学问后，还没得到实践之前，害怕又学新的知识、技能或者学问。
这段话是记录子路勇于实践、知行合一、脚踏实地的学习原则。子路性格勇武急躁，但在学习方面却一点都不急，让人刮目相看。
学习是人生长跑，不能虎头蛇尾，一定要脚踏实地，一样消化吸收了，再接着学下一样，不然跟猴子下山没什么区别，最后什么都没得到。
孟子说：“其进锐者，其退速。”意思就是前进太快的人，后退也快。所以学习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患得患失，学习要通过实践来深刻理解，并通过实践得以验证。
孔子在《论语》开篇就提到：“学而时习之。”孔子是提倡知行结合的，现代的教育是“填鸭式”的，“纸上谈兵式”的，和孔子的“学而时习之”相去甚远，值得我们深思，
知行关系发展史
知与行相统一的思想在中国哲学的长河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春秋战国期间，知与行的问题更是得到很多学派和学者的争相辩论和探讨，从而使知行关系达到了历史争论中的第一个高潮。
先秦时期，以儒家为主的“知行之辩”对于知行关系的探讨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其中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主要代表。
1、孔子：知行兼重。
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他并没有对知行关系建立一个完整的系统理论，但他将“知”与“行”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哲学上的概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和分析，同时这也奠定了“知行观”的学术基础。
孔子是第一个主动提出“知行”问题并进行探讨的思想家，对其后在哲学道路上各学派关于认识方面的发展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当然这也为以后知行关系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理论根基。
孔子认为人具有很强的认知能力，而人的认知活动是人类进行的所有活动中最基本的，他对认识的主要来源与认识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考察，并通过对待知识所持有的态度来分析人的性格。
比如孔子对子路、冉求、子张，子夏等人的评价，都是从他们对待“知”、“行”的态度上进行分析。
孔子曾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强调“知”的重要性的同时，也加强了对“行”的重视，他认为人类价值的实现应该依附于他所经历的实践活动。
孔子曾提出“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意为：能被赏识，就用学到的知识为社会服务，不被赏识就继续学习。
孔子曾说“学而时习之”、“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习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理论指导实践，实践证实理论，从实践中再学习。
2、孟子：知先行后。
孟子，是在孔子之后的又一位儒家学派的重要人物。孟子将知与行的关系分为两个部分来探讨，一是知先行后；二是知行分离。
在《孟子》一书中，“心”字出现的次数很多，如此频繁也正是说明这已经涉及到人的方方面面。而相对于《论语》而言，“心”出现的次数就远远少于《孟子》。
因此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战国时期百姓的自我主观意识要强于春秋时期，且这种强势也扩展到社会与生活中，思想也进行日积月累的升华。
孟子同孔子一样，认为人生下来就有“良知”和“良能”，良知就是生而知之，不学而知。良能就是不学而能，比如，人一出生就懂得喝奶，不需要人教。
同时，孟子对知与行关系相分离这方面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由于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地位抬高了，从而无论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还是历史的进程中都将“劳力者”的地位大大降低了。通过一系列的表现，明确的看出孟子本质上已经将知与行进行了分离。
这也表明了孟子的“良知”与“良能”说在中国的哲学历史进程中起到深远的影响。
3、荀子：知行统一。
战国后期的荀子，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主张知与行相统一的观念，并阐述了他的想法：行可以产生知，而知也可以通过行而得到。
同时，荀子还认为“行”是“知”的目的，从而来强调“行”在知行关系中的重要性。也可以说通过学习来得到的某种认识与认知是有深有浅的，得到“知”之后还需要通过“行”来进行最后的验证。荀子曾说：“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荀子认为，学习的目的就是“假于物”。一个人所得到的“知”即使再怎样充分，都不如通过“行”也就是实践证明那样深得人心。
当然得到真知与实践的过程并不是很简单的，荀子还认为“知”与“行”同样重要，进而阐述了学习的重要性。更是强调了将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来，并针对“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这一观念进行分析。
荀子认为“知明而行”是对知行关系的概括。他也强调了“知”对“行”具有指导性的作用，在对“知”进行理性认识的同时产生和发展“行”，进而统一和融合了“知”与“行”的关系。
除此之外，荀子还认为“行”是“知”的目的和归宿，知而不行，知得到再多也没有用。
4、宋明理学：先知后行。
进入宋代，程颐提出知行关系的学说，他始终认为有了知，行便是自然而然的。朱熹主张“知先行后”，他继承并发展程颐的观点，认为在知行关系中，“知”应该先于“行”。
程朱理学，是宋明理学的重要学派，继承了程颐与胡宏主张“天理”和“天道”的观点。
“二程”与朱熹在知行关系的问题上观点相似，可总结为：知本行次、知先行后、真知必能行又依赖于行、知行相须、知行两难与行重知轻。
以上可以看出“知”虽然是“行”的指导，但“行”毕竟也是“知”的完成和实现而取得的实际效果。因此，行的作用又要大于知。
5、王阳明：知行合一。
在中国哲学历史上，“知”与“行”作为最重要的范畴之一，知行关系也成为了古今学者争相探讨的话题。虽然作为哲学命题的“知行合一”在整个哲学史中出现的相对较晚，但“知行合一”这一思想却贯穿于儒学的始末。
王阳明则在吸收这些思想的同时将知行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他的“知行合一”说主要针对朱学而提出来的，王阳明通过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从而整理出有关知行关系思想的优劣势，并进一步提出了“知行合一”学说。
这与朱熹的思想产生了对立。王阳明反对程朱理学中的“知先行后”的知行观，他认为这样的思想会导致百姓以及社会的各个阶层产生重知轻行的想法，这种想法更会滋生许多不利于当时社会发展的思想弊端。
而整个程朱理学大部分是“知先行后”的主张者，他们分离了知与行的关系链，认为只有先对事物进行了解，然后才能实践，并没有考虑知行相融合统一所带来的积极作用。
王阳明所提倡“知行合一”思想在社会处于紧急危难之时救朱学之偏，解放了百姓的思想禁锢，以此来消除之前程朱学派强调知先行后而带来的知行脱节的情况，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显得尤为重要。
王阳明还提出“致良知”、“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等学说，在明末清初，影响很大，传到日本后，对日本国民的思想也产生了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