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甲午》第一章大国衰败——“汉、唐、宋、明未有之事”（7）

其二，大清帝国吏治腐化堕落，官员们既贪又懒、得过且过。

贪赃枉法、结党营私、因循守旧、昏庸无能…这一个个贬义词，用在嘉庆时期大清公务员群体身上，可谓恰到好处。

早在乾隆末年，清廷官僚体系就山头林立、圈子横行，“谁跟谁走”、“谁是谁的人”被分得清清楚楚。上下级之间，把送不送钱、送多少钱作为拜山头的门槛，把保官升官作为上山入伙的标志。

一个个的小山头、小圈子，造就了人身依附关系和利益输送链条。整个官场的价值取向，以受贿徇私为荣、以清廉自律为耻，以讨好上司为荣、以服务庶民为耻，以至于劣币驱逐良币，最后基本形成无官不贪之态势。

为了当官敛财，官员们唯上是从，使出浑身解数巴结逢迎领导。低俗一点的，直接送钱、送美女珠宝、送房契地契；高雅一点的，搜罗字画、古董和奇巧物件献上；有气节一点的，拜领导和夫人为老师师母、干爹干妈，有事没事跑前跑后、殷勤伺候；厚颜无耻一点的，奉上自己的女儿、妻妾，心甘情愿做小伏低、戴绿帽子……所有的付出，都是为了牟取更多的公权力，并用公权力置换更大的“黄金屋”、更美的“颜如玉”、更重的“千钟粟”。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大清官场自然而然地藏污纳垢、贪腐横行。主管官吏选拔考核的吏部官员买官卖官，负责治理黄河水患的河道官员截留钱款，地方州县官员层层索取红包陋规，衙门小吏在百姓身上敲骨吸髓。四川贫困山区顺庆府的差役徐奎——一个基层事业编公务员，靠巧取豪夺竟成为腰揣三千多两白银的土豪，还在家中养起了戏班子……

这些贪腐乱象的背后，是深重的冤狱、涂炭的生灵，百姓们在水深火热之中苟且求活。道光初年，中央政府派人审查天下罪案时，“意外”发现了诸多冤假错案，甚至有被非法监禁逾30年的无辜者！

如郝懿行一般的中下级京官，权力不大，俸禄微薄，素称清苦。可他们一旦有机会外放地方，犹如饿虎出林般饥不择食，表现得尤为贪婪无耻。

比小京官吃相更难看的，是候补官员们。这些人虽然好不容易拿到了当官的资格，却迟迟没获得实缺。有的人在京苦熬多年，熬得钱袋空了、头发白了、眼珠绿了，才盼来一个官位。夙愿得偿之后，他们往往带着债主飞奔赴任，一上任就充分发挥只争朝夕的精神，毫无顾忌地刮地三尺，堪称什么钱都敢贪、什么事都敢干。道光二年初，河南永城知县沈玉墀被人举报，称其到任一年，就贪污挪用白银3万余两，加上前任留下的亏空已超过6万两，重达2.238吨。

区区七品知县“小官大贪”，上级领导的手笔更不同凡响。道光皇帝即位之初，曾组织清查直隶省库银，发现本应存有515700余两白银的省库，实则只有39400余两，其余47万余两被嘉庆年间历任藩司（省长）以各种名义“借支”，自此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

对于侵吞国家资产的“潜规则”，各级官员习以为常、见惯不怪，认为能捞是本事、不捞是傻瓜。

非但如此，官员们正常提拔任用，也得自掏腰包四处请客送礼，否则就是“坏了规矩”，会遭到整个官场排斥打击。晚清官员张集馨由陕西督粮道升任四川按察使时，不但要向在提拔中起关键作用的领导奉上心意，还得给其他不相干的领导和同僚送礼，标准是军机大臣每位400两、军机章京每位16两（如有业务往来则提高到80至100两），六部尚书每位100两、侍郎每位50两，其他驻京同乡、同年、世交等人人有份，共花费15000余两。送礼者囊中羞涩，只能四处借款，到任后再设法敛财还债；收礼者拿得理所当然，没有任何心理负担，也不存在丝毫负面影响。

如此腐败的吏治官风，已然渗透到大清国家机器的每一个齿轮、每一颗螺丝钉，盘根错节、根深蒂固，“清官”的稀缺也就不足为怪了。

然而，许多官员对收受礼金礼品十分娴熟，对自己的本职工作却浑浑噩噩，堪称尸位素餐。

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最为关键因素是官僚集团令行禁止，政令军令畅通。可在嘉庆后期，从中央国家部委到地方行政机关，秩序混乱、办事拖拉已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中央各部门对于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能拖则拖、能挡则挡，都等着别人先出头；一旦出了问题，大家要么敷衍推诿，要么互相包庇，力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地方政府对于中央的指示精神，对自己有利的就速办，对自身有损的就想方设法拖，中央令不能行、禁不能止，有时连皇帝“上谕”专批严催都没有效果。时人洪亮吉一针见血地说，“今日之州县…无事则蚀粮冒饷，有事则避罪就功。州县以蒙其道府，道府以蒙其督抚，甚至督抚即以蒙皇上”。

对于大清官僚而言，不担责任是成熟稳重，会踢皮球是聪明智慧，得过且过是办事得体，说真话、办实事反而容易犯错，乃至丢官去职。

这种吏治日坏的现实，嘉庆帝也略有耳闻，专门用一个名词“因循疲玩”来批评，类似如今的“玩忽职守”。但是，广大官员依旧我行我素，以至多次被皇帝抓了现行。例如，嘉庆帝一再重申裁汰衰庸官员，但他亲自接见新任内阁侍读学士汪睿时，发现汪学士老态龙钟、重度耳背，根本听不见皇帝的问询；接见浙江黄岩镇总兵官谢恩诏时，发现谢总兵年老衰迈、步履蹒跚，走路都得靠人搀，完全不具备带兵打仗能力。1805年，嘉庆帝赴盛京（今沈阳）举行谒陵大典时，途中遇雨，道路泥泞，无法通行。当地最高行政长官、盛京将军富俊在皇帝面前一再强调客观理由，就是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直接责任人、宁远州知州克星额听闻出了岔子，当了缩头乌龟，连人影都找不着。

皇帝面前尚且如此，那些潜藏于中央国家机关和省、府、道、县中的庸弱贪卑官员、敷衍塞责现象更是多不胜数，嘉庆帝惩不胜惩、罚不胜罚，颇有水至清则无鱼之感。在这些“因循疲玩”官僚的眼皮底下，林教主和天理教才得以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最后公然向清王朝发起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