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ritten by Simon Critchley，Translated by Luving
关于哲学家死亡录的书写
必须承认，写一本关于哲学家们如何死去的书是一种诡异的打发时间的方式。而读一本这样的书，或许更加诡异。尽管如此，它确实也带出了哲学史该怎么写以及该怎么去理解哲学活动等问题。
写哲学史时，从始至终都很棘手的问题在于明确具体从哪开始。现存最早的哲学史版本是一位老师和他的弟子所写：Aristotle（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第一本，和Theophrastus（泰奥弗拉斯托斯）的《感知论》。在这两本书里，两位哲学家都基于之前的学说发展了他们自己的观点。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天才般地回顾了那些他称之为“physiologi”的前苏格拉底时期唯物论哲学家们，诸如Thales, Anaxagoras和Empedocles的学说及其唯物视角；另一方面，他又用批判性的眼光看向他的老师柏拉图，以及Pythagoreans(毕达哥拉斯)的唯心视角。以一种后来成为标准式样的哲学辩证法，亚里士多德在分解又重构了唯物论和唯心论之后，隆重推出了他自己的主旨概念，即在后世被称为“形而上学”的核心。
Theophrastus的案例尤其沉痛地展示了我们对于古代哲学方面的了解是多么贫乏。他所著的《物理哲学家们的观点》系列有18本书之多，它们是前苏格拉底思想家们的主要素材，然而迄今能够留下来的只是一些残片，在《感知论》里，透过Empedocles, Anaxagoras, Democri-tus和Plato对感官本质的探讨，我们仅仅能稍微嗅到一些当时思想界饕餮盛宴的一点点诱人气味而已。
我们对古代文学的继承方面可称悲剧。如我们所知，古代文字的档案文件大部分都流失了，例如，在公元三世纪末期，一群基督教暴徒摧毁了古典时代最伟大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我们无法想象，幸存下来的残篇究竟只占了那个丰富藏书多小的比例。就像是我们手中拿着百来本企鹅经典丛书，却试图去猜测大英图书馆的馆藏一样。
在本书中我的关注点是那些研究古代哲学的学者们所谓的“doxography”，即对于哲学家们的生平、观点及信条，有时及于他们的死亡。在一般的理解中“doxa”意思可以是“观点”，但它也可以指“名誉”，亦即被其他人所认可的观点。鉴于名誉——尤其是身后名誉——的极其重要性，在古希腊的文化里，“doxa”提升了“伟大声誉”甚至是“荣耀”的意义，后者对于古希腊人来说是一个核心观念，人们广泛相信一个人的不朽就存在于他名声的荣耀里，即他死后所被传颂的故事里。
在这进一层的意义上去理解的话——我承认在某种程度上有点怪异——doxography可以被看作是一本哲学家们荣耀声誉的账目，而doxographers则是为这些典范任务作传的人。因此，doxography的书写模式就像是hagiography（圣徒传记）的亲密表亲。从苏格拉底到斯宾诺莎，从休谟到维特根斯坦，哲学家们的生平传记与那些圣徒的传记有着相当有趣的相似之处。而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使哲学家们突出的不是他们的圣洁，而是他们显示自己觉醒和力量的方式，他们的生平事迹往往与圣洁无关，这一点也正是我们被他们所吸引的原因。正是一些哲学家们生平中的怪异细节拉近了与我们的距离：Hobbes在卧室里打网球和唱歌的嗜好，Kant对英式奶酪的喜爱和对出汗的恐惧，以及Marx的痈疽。
我想要在这本书里展现的是哲学史能用一连串哲学家们被铭记的事迹来表现，这些事迹通常是高尚和贞洁的，有时也可以是低劣和滑稽的。我们将会看到，哲学家们死亡的事迹将他们常人化，并显示即使智力的发展高高在上，他们也必须如我们一样处理生命之手的摆弄。
“Doxography”是德国学者Hermann Diels所发明的词，第一次出现于1879年出版的其用拉丁文所著的讲述希腊哲学传记作者的不朽名著《Doxographi Graeci》,即《The Greek
Doxographers》。尽管如此，完全出于偶然的历史原因，引领我们走近哲学史，尤其是有关哲学家们之死的主要向导，却是公元3世纪的Diogenes Laertius。
可惜的是，人们或许会觉得他的《杰出哲学家生平》一书有趣且可读性高，但却很难讲这本书是精确的，完善的抑或是具有哲学性的敏锐视角。Diogenes的描述更像是一种啰里啰嗦的的闲话家常，有时相当有意思。他的翻译者Herbert Richards曾恰当地评论说：“这个人是蠢到家了”，Jonathan Barnes和Julia Annas将他的《杰出哲学家生平》形容为“啰嗦而愚蠢”。我们将会看到，他确实在书里选用了糟糕至极的诗句。尽管如此，Richards继而也说“这本书对历史，尤其是古希腊哲学史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我发现Diogenes Laertius是非常经得起考验的，我特别喜欢他不加评论地整理事迹的方式，尤其是那些不可靠的以及诽谤性的事迹，我在某些地方也倾向于使用那些诽谤性的事迹，而且他也有一些精彩绝伦的哲学家之死的故事。
Diogenes Laertius的著作始于对哲学起源于“未开化人”这一可能性的考量，例如巴比伦和亚述的迦勒底人，印度的天衣派信徒，生活于凯尔特人和高卢人之中的德鲁伊教团员、色雷斯人如俄耳普斯、波斯的拜火教信徒以及埃及人。然而，他很快就断言哲学崛起于希腊并且“它的名字拒绝被翻译为异域或野蛮人的语言”。哲学讲的是希腊语，它的历史始于希腊，即始于欧洲。这种观点在哲学史的记录中已经变成了一种标准，它将非希腊的、非欧洲的、“未开化”的素材降格为所谓的“传统智慧”，但不归于哲学的名下。在此视角下，对不同哲学进行比较的观念就无从开始了，因为不存在希腊哲学以外的哲学。
在英国流浪家Walter Burley或者说Gualteri Burlaei的《Liber de vita et moribus philosophorum》(哲学家的生平、观点及嗜好)一书中，Diogenes
Laertius的方法论被完全地继承了下来。此书可能在1340年代写于意大利或法国南部并为接下来几个世纪的哲学史定了调。John Passmore曾恰如其分地形容Burley的哲学史为“自由和不可靠的”，尽管它的确包含了一些好奇心。例如，读者在书中不仅会看到关于Hermes Trismegistus（赫尔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 Aesop(伊索)和Zoroaster（查拉图斯特拉）的章节，还会看到Euripides（欧里庇得斯，古希腊悲剧诗人），Sophocles（索福克勒斯，古希腊悲剧诗人），Hippocrates（希波克拉底，古希腊名医）以及罗马后期的作家诸如Plautus（普劳图斯，古罗马剧作家），Virgil（维吉尔，古罗马诗人）甚至Ovid（奥维德，古罗马诗人）。Burley还充满好奇心地标注了大多数哲学家的原属种族——“Thales,亚裔”，“Hermes，埃及裔”——以及哪一位希伯来国王在其王位上得以善终。
哲学史的写作在Thomas Stanley那里延续，其于1687年出版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三卷本《哲学史——各个派系哲学家的生平、观点、活动以及论文，并附其中一些人的肖像》。确实，那些肖像都非常英俊，书中也充斥着已死伟人们的巨大而英雄般的雕像。尽管Stanley哲学史的模板很大程度上依然是Diogenes Laertius——他只处理古代人物——但还是有很多新的东西。特别是有一篇关于“古巴比伦”哲学的章节，以查拉图斯特拉神谕的文本及评论收尾，并附有各种各样的对波斯和萨比哲学家们的评注。
如Stanley在其《哲学史》的感谢附录里所明确说明的，“睿智的Gassendus是我的先驱者”。此话所指的是Pierre Gassendi的《De Vita et Moribus Epicuri》（伊壁鸠鲁的生平、观点及嗜好，1674），此书针对自芝诺、斯多葛学派、西塞罗、普鲁塔克以来一路到那些教父们对伊壁鸠鲁派系所施加的骂名和扭曲，进行了强有力和广泛的辩护（此集包含八本书）。对于Gassendi所提出的问题，我想要进行回应的并非“何谓哲学”，而是“何谓哲学家”，此问题也与“一个哲学家怎样去死”有异曲同工之妙。
据一个叫William Enfield的Norwich（诺维奇）人所言，Stanley的《哲学史》写得“粗俗而晦涩”。无论真相如何，毫无疑问的是，在Jakob Brucker的《Historia Critica Philosophiae》（哲学关键史记）付梓之后，Stanley的作品就黯然失色了，其书在1742年-1767年之间刊行于莱比锡后，就成了18世纪哲学史的最高权威。此书在1791年由上文提到的Enfield译为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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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无聊了，还是进正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