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经提到，王阳明两次三番辞官或托病回乡，却屡屡遭到朝廷的拒绝，并非朝廷不通情理，而是朝廷处在多事之秋，正是用人之际。武宗起初宠信刘瑾，导致整个官僚体系内部矛盾激化。刘瑾打击了很多当世名臣贤者，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公愤。在正德五年（1510年）四月，宗室安化王朱寘鐇就以诛杀刘瑾为名发动了叛乱。这是自宣德元年（1426年）汉王朱高煦起兵叛乱以来，第二次皇室内部的争斗。
朝廷的施政方针本来就已经混乱不堪，又加上刘瑾等人祸国殃民，导致地方百姓纷纷揭竿而起。正德三年（1508年），四川先后爆发了刘烈、蓝廷瑞、鄢本恕、廖惠、方四、骆松祥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朝廷派出多股兵力进剿，直到正德九年（1514年）才镇压下去。正德五年（1510年）至正德七年（1512年），在京师附近的河北发生了刘六、刘七、赵遂、杨虎、刘惠、齐彦名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席卷了南北直隶及山东、河南、湖北，给明朝统治以重创。
与此同时，江南各地的百姓也因为不能负担沉重的赋税，或为盗，或起兵。江西才俊虽多，却也不能减轻日益沉重的剥削。抚州东乡、饶州万年、瑞州高安、赣州府、南昌靖安、广信贵溪等地纷纷出现农民占山为寇、攻略府城的事情。瑞州府城被农民军攻破，按察副使周宪也被俘虏。江西南安府的横水、桶岗、左溪等地（今崇义县境内）有谢志珊、钟景、蓝天凤三人建寨称王。
与江西毗邻的广东、福建、湖广地区更是大乱四起。池仲荣在浰头（今广东和平县境内）、陈曰能在江西大庾、高快马在广东乐昌、龚福全在湖广彬州、詹师富在福建南靖纷纷与官军对抗。自此江西、湖广、广东、福建几省边境地区尽乱，弄得民不聊生，朝廷心急如焚。
这个地区“匪患”由来已久，成化年间江西巡抚李昂曾奏报朝廷分设参将、兵备副使于会昌县，以福建三千户所、江西安南瑞金二千户所隶属之。到了弘治年间，邓复原又请朝廷增设巡抚驻赣，专理民变。朝廷有司官员都在这个地区煞费苦心，但依然没有彻底解决“匪患”四起的问题。
起初朝廷命文森为赣抚进剿，不料文森惧怕，托病不就职。文森是成化年间的进士，在官场混迹多年，十分清楚南赣的形势。以文森之才出任江西巡抚，与“盗贼”对峙尚可，成功进剿则断不可能。文森称病不就职也是为了自己的仕途着想，本来无可厚非。此时的兵部尚书王琼慧眼识珠，改变了王阳明宏愿未展的闲散状态。
王琼是成化二十年（1484年）的进士，历经宪宗、孝宗、武宗、世宗四朝。他由工部主事做起，直到成为户部、兵部和吏部尚书，是官场上一颗璀璨的明星。特别是在正德十年（1515年）到正德十五年（1520年）这五年中，王琼执掌兵部，连进“三孤”（少保、少傅、少师）、“三辅”（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太子太师）。他一生中的功绩有三：一、治理漕河，疏浚运河河道；二、大胆起用王阳明，平定南赣汀漳和宁王叛乱；三、总务西北边防，守备边陲，御敌有功。历史上将王琼与于谦、张居正并称为明代三大重臣。
对于江南的局势，王琼虽然了解，但又不能以兵部尚书身份出征江南。最好的官员并不是洁身自好、独自建功立业的人，而是能举荐贤才、提携后辈、立万世之功的人。在任何时候，举荐贤才的人都会成为圣贤，好比三国时期的荀彧举荐荀攸、郭嘉等人一样。只有成就了别人，才能成就自己。王琼将举贤的目光转向了王阳明，并开列了他诸多优点。
有勇武的才能。王阳明自小痴迷于武艺和军事，所以从来没有间断对身体的锻炼。在其15岁的时候，出居庸关追赶胡儿，已经表现出了超凡的勇武。至于骑马射箭等，王阳明更是驾轻就熟，只是不被常人所知而已。在王阳明的身上，更多的人看到的是书卷气和儒生态。
有统兵的谋略。王阳明自小熟读兵书，曾经以棋盘、兵阵来演练。在初为工部观政的时候，又以军事法令督造威宁伯的坟墓，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他在“套虏”进犯北部边境的时候，曾经向朝廷上呈解决边务的八条建议，令人耳目一新。王琼一直关注着这个后辈，对其青睐有加。
有熟悉地方的经验。王阳明的家乡就在浙江的余姚，而且曾经多次到过江西，对江南的局势很是了解。特别让人欣慰的是，王阳明在庐陵任上就凸显了很强的治理地方的能力。真正地平定江南“匪盗”，主要方法不在于军事打击，而是有效的施政手段。因为军事打击只能是一时之功，并不能保障“匪盗”不再起。唯有有效的治理措施才能缓解地方上的矛盾，真正解决匪患猖獗的问题。
从以上三点考虑，王琼认定王阳明定能担此大任，建立功勋。当时很多人都怀疑王琼的眼光，更加怀疑王阳明的能力。在他们的眼中，王阳明只是一个宣扬异端邪说的儒者，与驰骋疆场、建功立业根本就不着边。可是又有谁能预知像张良那样的美男子却是刺杀秦始皇的策划者，像陈平那样的白面书生却是平定吕氏之乱的卓越勋臣，像诸葛亮那样的山野村夫却是帮助刘备奠定三分天下的一代武侯？
正德十一年（1516年）九月，王阳明被任命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王阳明本想辞官归乡，致力于讲学，彻底逃离官场的羁绊，没想到却被朝廷重用。春秋有屈原、西汉有司马相如、唐朝有李白，都是以文人的身份致力于建功立业。其中算是成功的要属司马相如，成为后世文人仿效的典范。王阳明心知就算是孔圣人也想驰骋疆场、建功立业，为何自己要拒绝这样的机会呢？毕竟要想成为圣人，在仕途上的历练也是十分必要的。
因为父亲王华、祖母岑氏都年老，王阳明特意回到余姚省亲。他知道身上责任重大，所以没有多停留就踏上了前往江西的路途。王阳明在庐陵、奉化看到百姓被沉重的赋税所累，加之旱灾频发，导致很多百姓沦为盗贼。他一路顺赣江南下，经南昌、临江、吉安、万安，对沿途的民情又做了翔实的了解。
在万安县，王阳明突然遇到了一伙衣衫褴褛且正在打劫商船的“劫匪”。王阳明镇定自若，将所领的商船迅速组织起来，形成了防守的态势。“劫匪”见到王阳明所在的船上插有巡抚衙门的旗号，便大惊失色地要逃离。王阳明率领众人提前登岸，截住了这伙“劫匪”。当王阳明了解到他们是遇到饥荒，又在官府的盘剥下迫不得已走上这条路，就仁慈地将他们放走了。在这个时候，王阳明就开始思索如何根除江西、广东、福建、湖广等地的“匪患”。
正德十二年（1517年）正月，王阳明来到南赣汀漳巡抚衙门的所在地赣州。南赣汀漳巡抚是由原江西按察司岭北分司即岭北道改置而成，初设于弘治十年（1497年）。在明初，朝廷一直注重对各地百姓的教化，而且极力整顿吏治，所以阶级矛盾得到很大缓和。赣、闽、湘、粤等地山区虽然不设立行政机构，但仍然能相安无事。不过到了明朝中期，吏治腐败，百姓赋税过重，加之频发的天灾，让这些地区的百姓逐渐走上了落草为寇、劫掠官府的不归路。
从成化年间起，有很多官员奉命进剿这些地区，都无功而返，究其原因有二。其一，官军不能做到知己知彼。官军不仅不熟悉地形，还分不清各地“盗贼”与百姓的关系，其实很多“盗贼”都与当地百姓互通消息，共同对付官军。各地的“盗贼”势力越来越大，就加强了彼此的联系，希望能长久地与朝廷抗衡下去。其二，没有找到根治“匪患”的好方法。官军多年以来都坚持强硬进剿的方法，遇到的阻力越来越大，不仅没有消灭“匪患”，反而导致很多百姓逃到“盗贼”的阵营。
王阳明经过对各地“盗贼匪患”的调查研究，为了增加胜算，逐步推出了一系列效果显著的法令或策略。
第一，行十家牌法。
王阳明初到赣州，就发现当地百姓及官吏与“盗贼”互通消息的现象。要想征剿“盗贼”，就必须打掉他们设在自己内部的眼线，此所谓“攘外必先安内”，为此王阳明特别在所辖区域实行了十家牌法。
十家牌法就是将十家民户编为一牌，写明各户的籍贯、姓名、年龄、样貌、行业。每日由一家负责沿门按牌审查，如果发现一家的某人不在，要问清到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什么时候回来；如果发现一家多了人，要问清姓名、从什么地方来、到此做什么事情，并将查问的结果向其他各家通报。如果发现有可疑的人，就要及时向官府报告，不得隐瞒，否则会导致十家一同受罚。
王阳明实行的十家牌法是在秦汉的什伍之法、隋唐的乡里之置、宋代的保甲制度上加以完善形成的。除了对百姓反复进行道德伦理宣传，王阳明还在推行十家牌法时增设了保长，进一步完善了十家牌法。保长只是负责防御“盗贼”，并不干涉地方上的诉讼。只有在遇到“盗贼”的情况下，保长才有组织调度各甲群起而缉拿“盗贼”的权力。
王阳明认为自己实行的十家牌法可以弭盗、息讼、劝善、纠恶，从而加强社会治安，增强官军御敌的能力。十家牌法在实行中存在执行不力、百姓不遵的情况或漏洞，但经过不断改善，的确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第二，就地选练民兵。
明朝的兵制，士兵分为京兵、边兵、卫所兵。京兵与边兵主要负责保护京师和边防，只有卫所兵负责各省的治安。卫所兵属于正规军，主要驻扎在各省要地，以屯为守。在江西有三卫，赣州就是其中一个。除卫所兵之外，地方上还有乡兵和民兵。乡兵沿用官军编制，或属军籍，或不属军籍，负责保护乡土。民兵多是从乡村的勇武者和官府赋役人员中挑选而来，经过有司衙门训练，执行一些军事任务。
赣州的卫所兵不仅训练懈怠，而且多懒惰奸猾之辈。在征剿“盗贼”的过程中，官军往往不敢与“盗贼”进行正面交锋，甚至多有逃遁之人。士兵没有战斗力，就丧失了起码的作用。更为让人吃惊的是，当地卫所军官对于“盗贼”出没不积极进剿，还静观其恶。一干军职人员不仅贪赃枉法、索要贿赂，还与“盗贼”多有勾结。卫所内部的军官和士兵都不堪用，也难怪当地衙门多主张对“盗贼”进行招抚。然而，没有足够强的军事实力，怎么能达到招抚的目的？只有恩威并施，才能起到杜绝“匪患”的功效。
赣州卫所兵不堪用，在紧急情况下，可以调外省的官兵前来帮忙。可是此处山路险峻，与外省又相距甚远，调遣的开支非常大。况且外省官军素来军纪涣散，有劫掠百姓的行径，必然会给本地百姓造成严重侵扰。而且调外省的官军容易让各处“盗贼”提前得到消息，做好准备，根本起不到兵贵神速的效果。
有鉴于此，王阳明才做出了就地选练民兵的决定。在短时间内组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就需要严格的选练标准。所选的民兵必须老实憨厚、忠于朝廷、年轻健壮，具备较好的基础，按照王阳明规定的训练项目接受严格的训练，并且受到严格军纪的制约。有十家牌法的制约，王阳明用所选练的民兵组建了一支号令一致、战斗力强、节省军费的全新军队。
第三，行法以振威。
太平时期要用宽刑，比如西汉初期；然而乱世确实要用重典，比如三国时期。明朝中期，各地百姓揭竿而起，可谓是乱世之时。孝宗皇帝宽以待人，实行宽松的施政方针，虽然被称为“中兴”，却加速了明朝吏治的腐败。王阳明到了赣州才明白卫所兵的不堪重用，便开始严肃军纪军法，以图挽回颓势。
首先，着手立兵符，整编队伍。王阳明建立了由副将、偏将、营官、哨长、总甲、小甲、伍众等构成的军官体系，可以逐级管制，自成一体。王阳明通过掌控最高级的军官，就能调动众多军队，治众如寡。他还设立了相应的伍符、队符、哨符、营符等兵符，以防止军队奸伪作祟，号令不一。王阳明通过对军队的整编，逐渐改变了军队松散的状态。
其次，严格操练教习。军队如果不经过操练，就犹如一群乌合之众，丝毫没有战斗力。王阳明不仅对赣州地区“匪盗”的具体作战技巧和方式进行了摸底，还对官军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为此他在军事训练中加入了破敌制胜的项目或阵法。南赣的士兵都不擅长骑射，这是制约官军成功剿匪的一个重要因素。王阳明特意发出文书向福建都司处借调擅长骑射的精兵前来做教官，对南赣的士兵进行训练。
最后，严明军纪，赏罚分明。在南赣的时候，王阳明特意提出了军令中的二十斩。要想训练严守军纪的军队，就要加强对士兵的惩罚力度。在军队中，将领只有通过严厉的惩罚，才能立威，使士兵做到令行禁止。有罚必有赏，对有功的军官和士兵，作为统帅要不吝啬赏赐，也不延迟赏赐。赏罚分明的将领才能得到士兵的真心敬佩和诚心拥戴。
第四，疏浚盐法。
江西本地并不产盐，不得不仰赖外省的盐运。唐朝以前，江西全省都仰赖淮盐，南赣也不例外。淮盐运到南赣不仅路途遥远，而且水路多险滩，运费太高。广州毗邻南赣，如能将广盐运到南赣，将会是一举两得的事情。为此宋朝中后期有很多大臣力劝朝廷，将广盐引入江西，缓解了江西各处缺盐的状况。不过北宋末期，南赣又改成了食淮盐，一直延续到明初。
正德六年（1511年），都御史陈金因筹措军饷，向朝廷建议在赣州设厂抽税，得到批准。但广盐只允许在袁、临、吉三府投放，由此官商获得了两便之力。在两三年内，朝廷居然抽取盐税四万多两，有效地支付了三省剿匪的军费。陈金的奏请只是权宜之计，所以暂行了三年就被终止了。
王阳明到了南赣，也感觉到军费紧张，所以仿效前例，奏请朝廷许广盐入南赣。因为王阳明在前线的确需要军饷，而朝廷又不能及时解决军饷问题，所以只能答应王阳明的请求。不过朝廷的意思依然是暂行三年，不允许长期实行此举。但王阳明考虑到国家粮饷奇缺，而疏浚盐法又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为何不将其长期实行下去呢？经过王阳明的据理力争，朝廷终于允许袁、临、吉三府皆行广盐，着为定例。王阳明此举有效地解决了南赣用兵的军饷问题，保障了南赣“剿匪”的胜利。
第五，请便宜行事。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是将领们的普遍原则，但在现实中往往摆脱不了君王的牵制。在战场上最了解军情的就是带兵打仗的将领，而不是坐镇后方的君王。如果君王乱指挥，无疑是将全军将士置于死地。就在王阳明进剿南赣汀漳的时候，朝廷居然作出了三省夹攻的决定。王阳明知道军情紧急，不得已上奏《申明赏罚以励人心疏》要求朝廷给予令旗令牌，获得便宜行事之权。
在兵部尚书王琼的力挺下，朝廷改授王阳明提督南赣汀漳等处军务，给令旗令牌，许便宜行事。所有的军马钱粮调度，王阳明可以自主办理。对五品以下的文臣、三品以下的武将有拿问发落的权力。对于“盗贼”只需剿杀，避免像以前一样采取招抚政策，放虎归山。如果军中有人违期逗留或退缩，皆以军法处置。
本来在军队中，朝廷都会设立太监作为监军，以防有变。王琼为了让王阳明安心打仗，驳回了太监毕真想要做监军的请求。王阳明在朝中有王琼做后盾，在军中又有便宜行事之权，可谓收放自如。在平定南赣汀漳的“剿匪”中，王阳明因为有便宜行事之权，可以随机应变，最后顺利平定了“匪患”。
第六，剿抚结合。
在王阳明心中，用兵是以安民为本。明朝素来对民变采取强硬的剿杀行动，将恩抚视为权宜之计。南赣的很多官员也曾对“匪盗”进行招抚，却只是无能地放过“匪盗”，不是真正的招抚。王阳明认为对于百姓起义，能抚则抚，不能抚再进剿。
朝廷是按斩杀“匪盗”的人头记功，所以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战争。惨烈的厮杀，不仅己方在人员伤亡、军费开支上都会付出很大代价，而且还会给地方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很多百姓都是不得已才做了“盗贼”，如果能进行招抚，必然能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损失。有效的招抚方式和招抚之后的具体措施是保障招抚成功的关键。
要根据起义的性质来判断剿抚的程度。如果是盘踞地方的“匪盗”，多年危害朝廷，就应该彻底剿灭，以彻底拔除危害一方的势力。如果是因为灾荒或朝廷赋税过重所导致的暂时性的“贼盗”，要对他们进行适当的招抚。只有剿抚结合，才能减少胜利的阻力。
第七，教化百姓，缓和矛盾。
王阳明希望通过衙门推行教化措施，让百姓增强对朝廷的信心。因此在统治地区，建立学校或讲学之所，对百姓宣明朝廷的法度、伦理道德等等。同时订立乡规民约，教化百姓孝父母，敬兄长，教子孙，和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诫，息讼罢争，讲信修睦。
王阳明特意向百姓灌输忠君爱国、父慈子孝的纲常伦理，对百姓的思想进行驯化。法律与伦理相辅相成，使百姓逐渐成为朝廷统治下的顺民。为了保障伦理纲常存在下去，朝廷更有必要减少对百姓的盘剥，适当缓和阶级矛盾。
经过王阳明多方筹备，王阳明对平定南赣汀漳的“匪患”更加有信心。正所谓厚积而薄发，王阳明从来不打无准备的仗，特别是人生中第一次带兵打仗。他这次不仅要取得胜利，还要真正地为百姓做一些实事。经世致用的目的不单是为国尽忠，更要以民为本。通往圣人的路途还很遥远，但眼前的功勋必须要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