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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动荡时代》
2012 年 12 月 16 日，日本众议院总选举，安倍晋三率领的自民党取得了压倒性胜利，时隔 3 年 4 个月重新夺回政权。安倍在选举战中提到了修订《日本银行法》，强烈要求政府与日本银行构建协作框架，实施大胆的宽松货币政策。考虑到明确提出这一主张的政党获得了国民绝对支持的事实，以及新《日本银行法》赋予具有独立性的日本银行实现货币稳定的使命，在极度痛苦地权衡后，我判断日本银行不得不与政府联合发表一个共同文件。结果出台了共同声明，即《关于为摆脱通货紧缩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政府 · 日本银行的政策协同》。
热衷于数字目标的伯南克就任美联储主席之后渐渐改变了传统的货币政策风格，最终在这个时候推出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美联储的此项决策被批评日本银行货币政策的人士奉为圭臬，日本国内迅速掀起了通货膨胀目标制和“协议”论的舆论高潮。
当时向日本银行提出的要求主要有三个：一是制定 2% 的物价上涨率目标；二是为实现这一目标大幅度增加基础货币；三是明确达成目标的时间。此外还有增加就业、纠正日元升值、恢复景气等诸多诉求。结果，日本银行被迫采取了可以说是极其特殊的“日本版通货膨胀目标制”，它与海外所采取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存在很大差异。我明确表态，反对这种“日本版通货膨胀目标制”。
主张通货膨胀目标制人士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提升中央银行的问责制，另一个是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然而，在面临零利率约束且不能指望汇率传导机制的背景下，即使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我认为也不能恢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日本泡沫经济的原因之一在于长期的宽松货币政策，而当时纠正宽松货币政策的最大阻碍就是超低的物价上涨率水平。
如果宣布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日本银行不得不超出自身意愿，无限制地购买国债，也就是陷入“财政支配”状态，这样的话，就会背离物价稳定下经济可持续增长目标。在一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金融机构，由于存贷差的不断萎缩而危及生存，这可能会给实体经济带来沉重打击。考虑到人口快速老龄化背景下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趋势、苦于人口绝对减少的地方经济，以及不断恶化的财政状况等问题，这种担心绝不仅仅是杞人忧天。对于日本银行来说，重要的课题是，一方面，要避免陷入“日本版通货膨胀目标制”的陷阱，另一方面，作为独立的中央银行，在获得国民理解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提高货币政策问责制的具体方策。
“中长期物价稳定目标”公布后，反应最为显著的是汇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持续贬值，从决策会议的前一天，即 2012 年 2 月 13 日的 77.63 日元兑换 1 美元，到 3 月 15 日的 83.98 日元。由于“中长期物价稳定目标”是在 2 月 14 日发布的，金融市场参与者认为这是日本银行送上的一份“情人节礼物”。我自始至终都不认同这种将日元贬值看作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效果的主张。这一时期的日元贬值固然有日本银行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但更本质的原因是全球金融市场风险规避意识的降低。
2012 年 12 月 16 日大选结果出炉，自民党获得了 294 席，执政的民主党仅获得 57 个席位，遭遇历史性惨败。我并不认为很多国民是基于竞选时期候选人的货币政策言论投出的选票。实际上，根据日本银行进行的季度问卷调查，每次只有 30% 多的受访者知道日本银行正实施以物价稳定为目标的货币政策，这种状况至今都没有多大变化。进一步讲，大选并不是围绕日本银行货币政策而进行的，即便如此，对于安倍党首在竞选中如此深度涉及货币政策主题、自民党又取得压倒性胜利的事实，日本银行决不能视若无睹。
由于社会上存在牺牲中长期稳定而优先追求当前经济增长的倾向，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就是为规避这种倾向而设计的制度框架，使中央银行基于中长期视角运作货币政策成为可能。实际上，回顾过去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失误，不管是在泡沫经济时期，还是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的金融危机时期，都不是短期景气预测失误所导致的，而是源于对经济和政策运行基本形势的误判。
2009 年 8 月末在民主党取得压倒性胜利之后，我拜访了民主党总部。这次也同样，自民党大选获得压倒性胜利的两天后，即 2012 年 12 月 18 日我亲赴自民党总部拜访了安倍。会谈过程中，安倍表示“想签署一个 2% 物价上涨率目标的政策协议，请好好研究一下”。我的回答是，“由于这关系到货币政策运作的核心问题，需要日本银行政策委员会进行充分讨论，在此基础上再与新政府协商”，除此之外，没有涉及更具体的内容。
安倍首相反复重申“达成目标是日本银行的责任”。对此，我在发言中刻意引用了共同声明中的表述，“日本银行与政府联手为早日摆脱通货紧缩以及在物价稳定条件下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而共同努力”“日本银行认识到，随着各个经济主体为强化日本经济竞争能力和增长实力工作的进展，与可持续物价稳定目标保持同步的物价上涨率将不断提升”，还是只字未提“2年”等具体的达成期限。
说到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主要考虑的是独立于政府，而在独立性背后却是要考虑如何避免陷入“财政支配”陷阱。
不单是政府要求中央银行实施权宜之计的货币政策，政府自身也受到来自改革利益受损团体或国民的压力，而且中央银行也受到了问责制背景下必须有所作为观念的束缚，准确地说是政府与中央银行都受到了来自整个社会的压力。在这种背景下，中央银行往往会极限追求短期即可见效的政策措施，哪怕只有一点点效果。
与社会上的一般机构相比，中央银行是以更长远的视角谋求经济稳定，而其中承担保障作用的就是中央银行独立性。作为中央银行来说，一方面要具有实现这一使命的强烈责任感，另一方面，中央银行也不能傲慢，更不能忘掉谦虚，要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
1955-1970 年期间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这一时期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了 1.9 倍，折合为年率是 4.3% 。与上一年相比，物价上涨率最高的年份是 1963 年，达到了 7.6% ，高速增长期间的近 3/4 个年份，也就是约 11 年间，消费者物价上涨率都超过 3% 。如果按照目前许多国家都将“2%”作为物价上涨率目标来说，这个时期的货币政策应该是失败的。而这个时期同时也是享受高速经济增长的时期，恐怕大多数人接受不了这样的结论
在货币政策作用问题上，历史给我们上的第一课，也是最重要的一课——还是意义最为深远的一课——就是货币政策能够防止货币本身成为经济波动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为了降低金融机构陷入功能衰退的可能性，货币当局重要的职责就是积极地行使权限，促进金融机构改善经营、提高效率。……货币政策的第二个作用就是构筑坚实的经济基础。……生产者、消费者、经营者和就业者确信平均物价水平将来处于一个可预期的范围——但愿是极其稳定的，经济运行体系才是最有效率的。
以上 3 种倾向或特征仅仅是简单观察的结果，并不意味所有中央银行在任何时候都采取这样的行动。但如果这些倾向或特征不断加强的话，民间经济主体就会安心地增加债务，即使利率有所提高，它对债务或资产价格的影响也是相当有限的。左右经济大趋势的并不是利率的边际变化，而是对未来利率走势的预期，即货币政策的运作。且不说民间推测货币政策运作的结果正确与否，只要人们笃信它，中央银行就很难采取与之相悖的行动，这是由于货币政策运作的重大改变会对金融市场产生严重影响。这个观念已经深深融入民间经济主体的行为当中。
弗里德曼对货币政策第二个作用的解释也颇有深意。他不仅把维持金融体系稳定纳入货币政策职能，而且优先于物价稳定，后者是现代意义上的货币政策目标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成为主流宏观经济学派的新凯恩斯主义提出了完全不同于弗里德曼货币政策作用的视角。弗里德曼分析货币政策作用时，假设条件是一个存在物价弹性的世界。虽说物价具有弹性，不过物价调整并不是瞬间完成的，所以是调整完成后的世界，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长期”。与之相对，新凯恩斯主义是在价格粘性的世界分析货币政策的作用。所谓价格粘性的世界，是指由于价格变动要伴随各种成本，价格一旦确定，就不会轻易改变的世界。当然，说是粘性，当客观形势发生变化时，物价最后也会得到调整，所以这里讨论的环境可以说是一个“短期”的世界。在价格粘性条件下，如果一般物价变化率（通货膨胀率）偏离零，则各企业产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变化将依赖于最近一次价格调整的时间，企业产品之间的价格扭曲程度将依时间的长短而发生变化。因此，即使是在拥有相同技术能力的企业之间，也会出现需求增加带来开工率上升，或者需求下降引发开工率不足并存的现象。结果，资本设备和劳动要素就会偏离最佳的配置状态。这里省去详细的说明，此时社会经济福利水平可以近似于通胀缺口与 GDP 缺口的平方和。两者之和最小化，经济便达到最佳状态，因此货币政策的作用就是极力抑制景气波动，使现实物价上涨率接近物价上涨率目标。借用经济学家的话说，这就是“最优化策略”，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进行的政策微调可以被称为“微调策略”（ finetuning ）。
如果能够做好这两件事情，就可以实现弗里德曼所说的“将来平均物价水平在可预期的范围内波动”。也就是说，中央银行可以真正发挥稳定物价的锚定效应。而且只有这样，才是中央银行作为物价稳定的“锚”的真正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