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自古就有着丰富优秀的吴中医学流派，历代名医辈出，形成了吴文化特色的吴门医派，有记录的名医千余家，而且以儒医、御医、世医居多，以善于著述、文化层次高而闻名。同时苏州又是温病学派的发源地，清初叶天士《温热论》一书确立了以苏州为中心的温病学派的学术地位，从而形成了“吴中多名医，吴医多著述，温病学说倡自吴医”的特色。
“吴医”之名源于清代乾隆年间，唐大烈将苏州地区三十一位医家的医论汇编成《吴医汇讲》一书，从此“吴医”名称始闻天下，明代杨循吉在《苏谈》一书中称“今吴中医称天下”。在吴门医派大约有温病学派、仲景学派、杂病流派、苏派外科等流派，而以温病学派最具有地方特色和地方优势。
苏州地处江南水乡，温暖湿润，“吾吴湿邪害最广”（叶天士语）是瘟疫、湿热病屡发地区。明时温病大家吴又可，生活的年代正是疫病大发的崇祯十四年，吴又可亲诊病疫，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写成了《温疫论》一书，清乾隆时苏州又出现了一批温病名家与学者，如叶天士、薛生白、周扬俊、缪遵义等人，他们各自著书立说，形成了吴中温病学派，尤以叶天士最有名，他所著《温热论》一书，影响很大，有许多叶天士为民解除病疫的传说故事，至今仍在苏州民间流传。温病家有强烈的务实传统，处方用药讲究“轻、清、灵、巧”见长，被称为“时医”。吴中名医都能自制丸药，施济百姓，消灾治病。
在1229年刻成的我国现存最早的城市平面图——《平江图》上，可以看到“医院”、“惠民局”镌刻于上，这是我国最早出现“医院”两字的实证资料；而“惠民局”是当时官办的卖药机构。据考证，这所医院创建于宋嘉定年间，后来变成了专治囚犯生病的“安养”院。这也是苏州历史上最早的医院。全称医药惠民局。北宋政和四年(1114)由太医局分出五出卖熟药所而置，改名惠民药局。南宋绍兴六年(1136)置行在熟药东、南、西、北所。后诸州亦置。十八年，改京师熟药所为太平惠民局，属太府寺。掌配制药品出卖，取其息钱以助户部经费。二十一年，诸州亦改。明洪武三年(1370)于各府、州、县置，隶太医院。府有提领官，州、县有医官。后改大使、副使。掌给军民贫病医药之用。专家考证发现，《平江图》上的“医院”位置就在今天的十梓街与公园路交叉口南侧，苏州市卫生局就在这一带；“惠民局”的具体位置在今十梓街和平桥直街交叉口东南侧。
惠民药局是元、明中央与地方官药局的正式名称，源自于北宋时代的熟药所与和剂局。惠民药局主要面向普通民众，朝廷对其实行补贴政策，使其出售的药物远远低于市场价格。除了卖药外，惠民药局配有医官兼给患者治病，是宋元时期最主要的慈善医疗机构。
从王安石变法之时算起，直至清朝不再设立这一机构为止，期间约500年的时间(1072年至1644年)，惠民药局的发展可按朝代分成三个阶段。在宋代，惠民药局为专营药物贩卖的官营药局;到元代，它成为兼营放贷与施药的惠民机构;至明代，它转向与进行教育的医学逐渐结合。
救助贫病之民一直是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一项重要内容。早在西周时期就有“养疾之政”：统治者通过一定的方式给包括灾民在内的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六疾馆”，则对“京畿内外疾病之徒施医给药”，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慈善机构之一。到了两宋时期，商品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城市规模扩张，人口数量激增。开封、临安等城市，更是商业繁华、行旅众多。统治者意识到，在这样的环境里，一旦发生疫情，势必危及百姓生命，造成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威胁统治基础。因此，救济贫困病患、预防瘟疫蔓延颇为宋元的统治者所重视。宋代，也成为中国医疗事业史上的重要时期。朝廷开始设立公共医疗机构，如太医局、翰林医官院等，同时也设立加工药材和销售药材的机构。其中的惠民药局主要面向普通民众，有时也配有医官兼给患者治病，后来成为宋元时期最主要的慈善医疗机构。
财政补贴
北宋时期，王安石变法，按照当时新法中“市易法”的规定，药品的贸易必须由政府控制，经营药品是国家专利，不允许任何人私自制作或经营任何药品。当时，熟药，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中成药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北宋初年，京城开封设有熟药所与和剂局，主要负责制造成药和出售中药。后来上述机构几经合并易名，改作“太平惠民局”，到元代统称为“惠民药局”。
北宋时期的药局主要在京城，各州、路设置的并不多。药局卖药的同时，还配有医官，为病人诊断并提供处方，看医用药十分便利，颇受百姓欢迎。到了南宋时期，统治者偏安东南，军事实力较弱，但社会经济仍然很发达，统治者重视惠民药局的建立。自宋高宗绍兴年间起，类似的慈善医疗机构在各州、路普遍设置起来，成为宋朝救济百姓疾病的主要机构，如明州合剂药局、苏州济民药局、建康府药局、衢州惠民药局等即是其代表。其中最著名的是临安惠民药局。
每到夏天，朝廷会派出医官到临安城内外施医送药，为穷苦的百姓诊治。暑热之季，还派士兵送药下乡，直到天气凉爽后才停止。这种制度，便于充分掌握百姓的健康状况，对于防治疾病和监控流行性疾病的发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每逢疫情肆虐，南宋朝廷还会令惠民药局派出医官携带药品，走街串巷，上门诊治，给散汤药，以免疫情蔓延。在瘟疫暴发期间，惠民药局实行通宵服务，日夜都有专职人员值班，要是“夜民间缓急赎药，不即出卖”，按“从杖一百科罪”。高明的医术和严格的管理，使惠民药局名声斐然，以至许多地方大员患病时都上书皇帝，要求赴京师惠民药局医治。
惠民药局设置的初衷是让医药惠及百姓，让穷困患病之民看得起病、用得起药。因而，朝廷对惠民药局实行了补贴政策。这样，它所出售的药物远远低于市场价格，使更多的下层民众有能力承担寻医用药的费用。如果遇到确实没有支付能力的穷人或者灾民，还可以免费施药。
严苛的管理
惠民药局的管理十分严格：和剂局根据官方药方严谨配置药物，保证用料足质足量，严禁偷工减料。若药品囤积时间过长，超过保质期，就要及时进行毁弃处理，以保证药物功效。为防止造假药，冒充官药出售，惠民局和和剂局各自有“药局印记”和“和剂局记”四个字的大印。另外，东、南、西、北四局，也各自加盖上六字公章。皇帝也曾下诏，若有人制造假药，伪造处方和官印，要依“伪造条例”法办。
另外，惠民药局的制药、售药均由朝廷派文武官员和士兵负责监督管理。地方上的熟药(中成药)，多半是从京都的和剂局运来的。和剂局和惠民局都由朝廷派文武官员和士兵管理，负责监督其制药、售卖，并负责守卫、巡逻和护送等任务，每个所巡防的官兵约有10余人。
上文提到，惠民药局作为官方的慈善施药机构，有来自中央的补贴，但主要收入还是靠卖药挣钱。同时，在地方药局的经营上，药局也通过放贷获息来维持运营，购买药物。
南宋时期，一些地方的药局还有自己独特的经营方式，比较有名的是明州鄞县，其经营方式是由当地官员捐万缗作为本金买药，然后“剂量精审，阖境赖惠。渐收赢钱，以补泛费，其万缗则循环充本”。
但同时，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官营药局，盈利仍然是其目的之一，通常只有在皇帝特别下诏时才参与施药救济的工作，并且这种临时性质的救济工作从孝宗之后便很少出现。
因此，为了补贴官营药局惠民功能的不足，一些人开始集资自主设立慈善药局。他们自行寻找经费设立药局，有些仍是从事药物买卖，但比市场价格低廉，有些则提供民众治疗并免费供药，以慈善机构的模式运营，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这些药局的主导者都具有政府官员的身份。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惠民药局的存在，不单具有慈善惠民的意义，同时对于医药卫生行业也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当时各药局做成“熟药”的方子，经过统一的整理，汇总成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其中不仅对于当时制作的熟药品种进行了全面的总结，留下了很多著名的成药方剂，而且书中记载的每一种中成药的制作方法十分详细，为后人选方制药提供了方便。
推广与没落
到了元代，官营药局不像两宋时期有那么多的名称演变，一律称为“惠民药局”。政治上，元朝的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激化了民族矛盾，社会经济发展缓慢，慈善事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影响。一些宋代活跃的慈幼、养济等慈善机构都废弛了，但救助贫病的药局在元朝却仍然存在。事实上，早在窝阔台上台之初，蒙古统治者就开始在北方的燕京等十路仿宋朝的规制设立惠民药局，并拨银500锭，派专门的太医负责药局事务。及至入主中原，中统二年(1261年)，元世祖忽必烈派遣王佑在成都路设置惠民药局，又派他到西川等路为药局寻访医学人才。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下诏令全国各地普设惠民药局，政府通过各地的户口数来决定拨付经费的额度，惠民药局真正被推广到全国各地。这一次设立的惠民药局极多，据不完全统计，路一级的惠民药局就有268处之多，许多以前没有设立惠民药局的地方也纷纷设立，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历朝历代所不能及。管理上，元朝的官府选择当地良医主持药局。在蒙元朝廷修撰的记功政书《经世大典》以及后人编修的《元史》中，“惠民药局”都作为一项内容单列出来，可见在元朝历史上，惠民药局作为一项善政依然占据一席之地。经费来源上，元朝政府改变了宋朝的经营方式。经营者先向政府领取一笔资金作为本钱，再由经营获取利润，再将这些钱帮助需要的民众。政府则不再经营药物的贩卖，给予民间更多的从事相关行业的机会。
而到了明朝，为了解决元代的冗官问题，将地方官制缩编，中央不再向惠民药局提供补助，所有的药局都改为经营者自筹。此外，医户制度也因户籍制度的崩落而难以正常运作。在这样的背景下，虽然明政府不曾明确废除惠民药局，但也让它逐渐走向没落的命运。最终，除了靠部分地方官员重建与维持惠民药局外，施药济民的任务就转向各地的慈善药局了。而到了清代，因政府不再将药局列为官衙建制，惠民药局这种官办的慈善公共医疗机构就逐渐消失了。
吴渊济民药局记
吴中中医名人辈出，和吴中中药业兴旺亦大有关系，宋时苏州就有太平惠民药局，现在的学士街在宋代称有药市街，当时是一个药材交易的场所。苏州知府吴渊在宋绍定四年创办了一所官办药局，称济民药局，他在《济民药局记》中写到，春疫流行时，“亟择郡医之良，分比闾而治，某人某坊，某人某里，家至户到，悉给以药”，这在中国医药史上能把医疗人员组织起来分配医药到户，及时治疗病人，了解病情的这类记载在中国各类史籍中亦不多见，是吴医的一大创举。《济民药局记》：“乃创济民一局，为屋三十有五楹，炮泽之所，修和之地，监临之司，库廪庖湢，炉硙鼎臼，翼然井然，罔不毕具。总夫匠木石之费，钱以缗计者，七千八百四十五；米以石计者，三百二十三。既落成，复以二万缗实之，为市材费。凡川广水陆之产，金石草木之品，无珍不致，无远不取，冀有益于人，故真其剂，弗求赢于官，故轻其值。料置丰盈，芗味芳烈，较市之炫玉贾石者，相去不啻万万。列肆阛阓，过者欢喜。他日设遇流行之灾，四时之沴，则分医以疗，捐药以济，其为吴门之利，盖未有已也。”
南宋时，宋金对峙，流民遍地，自然灾害频发，疫疾流行时见，人民迫切需要医药救济和廉价药品供应。然而国家财政吃紧，中央出资开办的官药局“太平惠民局”网点少，规模小，远不能适应需要。嘉泰三年( 1203年)，宋宁宗出台政策，允许地方政府用常平钱开办官营药局。各地有一定落实，其中以平江府成绩最为突出。平江府由苏州政和三年 (1113年)改名而得，是经济发达的中等城市，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在城内开有官营药局。王鏊《姑苏志》卷22记载：南宋宁宗庆元年(1195年)，太府寺在醋库巷建“太平惠民局”；宋理宗绍定四年(1231年)，平江知府吴渊在鱼行桥东、广惠坊左建“济民药局”。
吴渊《济民药局记》是南宋一份极其珍贵的药业史文献。它不仅详细记载了平江府济民药局的开办目的、投入资金、完成规模、设备设施、管理人员、药品采购、经营方针、社会反映、产权变更等整套资料，还证明了鲜为人知的南宋时，朝廷允许地方政府开办官营药局的历史事实：吴渊约见有学问的先生及年长者，和他们谈论孝宗朝乾道、淳熙年间事。当时大宋的国家官制及施政举措，仁德的圣上，常以民命为重而设，全心思虑，凡能做到的事都做到了。如宋孝宗刚继位不久，就急着下令“太平惠民局”呈进防治瘟疫药品虎头丹，并令降低售价十分之九。圣上旨意他要与民同服此药；并说主管部门管理，要像西周那样设“医师”掌管医药 的行政命令，医生考核以疗效的十愈至十失确定等级俸禄，皇帝要亲自奖赏与惩罚，就是此意。近来各地官府都开办便民药店“广惠局”，方便民众买药服药，这是“广”的含意。平江城大人口多。吴渊任平江知府时，恰遇发生春疫。万幸的是本地医生医术高明，他们按居民住地划分区域，分工负责治疗。如某医负责某街，某医负责某坊，深入到每家每户，全都发给防疫药品。贫穷无经济实力之人，还给予钱和粮食。病重不能治愈的，再给予丧葬用品。从2月到7月，救活1749人。吴渊因担心百姓在市上匆忙买药，买到伪劣药品，不仅是为防于此，而且要让他们以后也不上当受骗，于是创建一所“济民药局”。济民药局有房屋35间，炮制场所，制剂之地，驻局监官与现场药官，以及生活设施库房、粮仓、厨房、浴室，制药设备火炉、石磨、煮药锅、石冲窝，两边排列井然有序，无不全备。建筑总共花消工匠、木料、石料费用，钱以缗计，用去7845缗；米以石计，消耗323石。建成后，又以2万缗钱充流动资金，为采购药材、物品费。凡是川广水陆之产，金石草木之品，没有珍贵药材不被买回，不因产地 遥 远不去采购。济民药局宗旨是：希望有益大众，故制药求真，不求赢利超过太府寺官药局，故售价低廉。原料药材装满仓库，药香气味芬芳浓烈。街市上排列着商店，行人看见济民药局都很喜欢。以后若再遇瘟疫流行之灾，四季时令之疫，就可以派局医治疗施药了。
宋理宗绍定四年，吴渊创建济民药局于鱼行桥东、广惠坊之左，并写了《济民药局记》。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名医马杨祖重建济民药局于平江府内城、两浙西路分出的办公厅故址，以后又迁址于其厅之北。宋宁宗嘉定初年(1208年)，南宋京城临安官药局，距北宋京城开封太医局熟药所初建时已过130年，仍主要用捣法粉碎药材。这年，药局医官许洪修订《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他在增写的《指南总论·卷上·论合和法》中，对此有详细记载。他说：“凡汤、酒中用诸石药，皆细捣，罗之如粟米，亦可以葛筛令调，并新绵襄，纳汤、酒中同煎。凡合圆、散药，先细切，曝燥乃捣之。有各捣，有合捣者，并随方所言。其润泽药，如天门冬、干地黄之类，并细切 、曝，独捣令遍碎，更出细擘曝干，若逢阴雨，亦可以微火烘之，既燥，小停，冷乃捣之 。” 济民药局35间房屋的使用面积，也大大超过平江惠民局和北宋开封太医局熟药所。平江、开封二局使用面积有多大，可能永远无法得知。济民药局使用面积超过二局，只是一种大体推测，但笔者认为此推测是比较准确的。平江太府寺惠民药局庆元元年(1195 )创办时，正值宋宁宗赵扩初继帝位，财政困难，故将其小规模建在醋库巷内而非大街之上。八年后，即嘉泰三年(1203年)，宋宁宗索性出台让地方政府自办官药局政策，以减轻中央财政压力。《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八之二五》有如下记载：宋宁宗嘉泰三年五月十六日廷议时，允许“ 诸州撰用常平钱，收市药物合成丸散，贱价出卖以济民，略收利息(利润)以供官吏之费，使本钱不耗，为循环之用”。
苏州很早就出现了药肆，据宋时《中吴纪闻》载，吴中有一朱冲开设药铺，朱冲是那个著名“花石纲”之役的朱勔之父，又是平江人，所以得于府内饮马桥南开熟药铺，绍熙五年又在常熟梅里镇开分店。旧时药铺陈设以格斗药橱为主，曲尺柜台齐胸高，药工在柜内称量、配药，店铺一侧有接方的账桌。明代药材交易多集中在阊门外运河两岸，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据有关方面统计，苏州城中共有各种中药店三百四十多家，著名的有雷允上、诵芬堂、沐泰山、宁远堂、良利堂、童葆春、天益生、潘资一、老益生、太和堂、庆余堂、天德堂、天和堂、大德生、沈留余堂等，有的药铺如雷允上的诵芬堂既有成药加工场，雷氏自己又挂牌行医，所以生意十分兴隆，流传至今仍有“六神丸”、“行军散”、“玉枢丹”、“避瘟丹”等成药蜚声海内外。如今中药铺仍有沐泰山、童葆春、王鸿翥、灵芝堂、宁远堂、良利堂、天益生、潘资一、杜良济、镒生正等十五家在苏州地区仍闻名遐迩，影响深远。
旧俗，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为药王生日，据清袁景澜撰《吴郡岁华记丽》，“医士骈集进香洙泗巷之三皇庙”，所谓三皇庙祭祀是神农、轩辕、黄帝，因伏羲尝草治砭，以制民疾。神农尝百草而正其名，著《本草》，黄帝咨于歧伯、雷公而作《内经》，因而中医又称“歧黄之术”后又加夏禹、歧伯、伯高、少俞、少师、雷公等配祀，三皇庙遂更名医王庙，据载，旧时“卢家巷亦有药王庙，每至月朔时”，“士女焚香祈报集于此。”每当神诞日，“药市中人牲醴陈献，醵金演剧，以祝神嘏，名药王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代流传的药王有五：一日伏羲、神农、黄帝；二日扁鹊；三日孙思邈；四日韦善俊；五日韦古道；此外还有药师琉璃光王佛为药王。相传四月二十八是扁鹊生日，苏州医药人士举行药王会，或可能是祭祀扁鹊也。又袁景澜书曰：“今洙泗巷清真观医学崇祀三皇，故称医王庙。则卢家巷所奉则为药王庙，据此可知医生所奉为医王，药市中人各有所王，并不相冲突。”
过去，拜师学医十分不易，除天资聪颖外，还要刻苦自学才能成材，如拜名师则学费十分昂贵，贫寒之家的子弟更是无缘学医。拜师后开始学习《内经》、《汤头歌诀》、《药性赋》等中医基础著作，日常则帮助师傅接待病人、抄方，随师出诊，一边自学一边实践，日积月累，善于钻研，才能成为名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