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乡垦荒人：从此他乡成故乡
返回博州第二天，便再次来到贝林哈日莫墩乡，这次要呆二十天。
早春开始回暖。村庄四周冰雪已经融化，田垄微微湿润，河上冰盖融裂处，夹杂泥沙而泛黄的河水欢快地流淌。博尔塔拉河丰水期即将到来，贝林哈日莫墩开始进入春耕备耕时节。
元宵节早上，在“旁听”了乡政府所在地的贝林哈日莫墩村的“排工会”后，我去察看了该村所属的6000多亩耕地。春耕在即，因涉地下水过度开采，根据环保督察整改意见，贝乡部分机井面临关封。这块耕地或有部分涉及。封井将导致部分土地无水弃耕，为此，农户关切，干部挠头。
在春风吹面微寒的田垄边，村里的老龚给我讲起了他的贝乡故事。
老龚是四川南充人，上世纪80年代初进疆来到贝乡，当时只有十五六岁。在老家听早年来疆的老乡说，贝乡土地多，需要劳动力，于便跟着哥哥姐姐一起来了。先是帮工，后逐渐落户，给分配了一块荒地开垦耕作。分到的土地，原是芦苇荡子与盐碱地，耕作三年以上，才不再亏本，成为熟地。现在，贝乡原野上的盐碱荒地，经过一批批老龚这样的外来人开垦，已成为一片片的基本农田，土质很好，出产丰饶。
老龚算个能人，落户后除了种地，还干了很多营生。开过几年手扶拖拉机后开货车，跑伊犁贩运过几年煤，积了一些家底。后又开店卖农资，与人合伙开塑料厂生产农用地膜，贷款购买棉花收割机帮农户采棉花。步步走在前头的能人，收入自是不错，日子过得殷实。老龚有一儿一女。女儿考取了公务员，在博乐市里工作。儿子子承父业，种了自家分配的、开垦的加承租的共四百多亩地，机械化作业，活计轻松，结了婚正准备生娃，生活有滋有味。
贝乡是北疆典型的移民乡村，老龚是众多贝乡外来垦荒人中的一个。到贝乡下沉以来，经常进村入户，碰到的汉族群众都是不同年代从内地迁移来的。
在玛尼乡村，我在入户走访时看望了已84岁高龄的李显义老人。李老是老乡，湖北黄陂人。1960年，已26岁，当过兵复员回乡结婚生子的他，响应国家号召支边来疆，是那一批从老家出发支边的19名青壮年的队长。他们先到了乌鲁木齐，在一个工厂干了两年，接着又下放到博乐红旗公社红卫大队（玛尼乡村的前身）。1963年前后，组织上安排接支边青壮年在内地的家属来疆，于是他们老婆孩子全来了，从此开始了这里的生活。
58年过去了，已近一个甲子。当年的热血青年，已是英雄暮年。不过，李老精神矍铄，身体状况不错，还比较健谈。膝下早已儿孙满堂，进疆前有两个儿女，进疆后又添了五个，一共七个子女，现在儿子、孙子、曾孙已有38人，后辈多在疆内生活，部分在内地工作。儿孙都已进了城，早多年便想接他进城，他不愿离开村里，说一切习惯了，要在这里安度晚年。
然而，在贝乡，不是所有外来人都如李老那般听从组织安排且顺其自然地安乐生活，也不是所有外来人都有老龚那般能干而全过上了好日子。在贝乡街区附近的一简陋出租屋内，我碰到了老郑。他的故事，却是外来者的另一个版本。
一个乍暖还寒的上午，踏进老郑简陋狭窄的租住房，扑鼻而来的是一股煤烟与剩饭菜混合的强烈怪味。老郑躺在床上喘着粗气，说昨天晚上心脏病复发了，半夜起来找药吃才熬过来。我们是为排查取暖小土炉而上门的。初春回暖，气压气流变化，小土炉煤烟外排容易受阻，疆内每年一氧化碳中毒事故不少。与村里的同志、老郑商量，其一个人烧炉子，煤烟味太重，不利呼吸，容易引发心脏病，让其晚上到村部文化室去暂住十多天，等气温转暖稳定不用烧炉子了再住回来。老郑同意了。
老郑已经六十八了，八十年代早期从四川达州迁来的，在一个农垦公司落户，先是承租了一块土地后却因各种原因被公司收回，没有了土地后便靠打工帮工养家糊口，一直租房子住。早些年，老伴去世了，儿子长大成人迁回四川老家成家了，剩下他一人孤守在贝乡。年纪大了，干不动了，加之冠心病，现在思乡归乡心切。联系老家多次，原籍竟已不接收。我让村里弄个证明，拟试着从官方渠道联系，若符合政策，尽量争取帮其落叶归根。
从内地来贝乡的垦荒人数众多。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批又一批内地人先后来到贝乡。他们来的年代不同，进疆方式不同，政策环境不同，性格命运不同，人生境遇也不同。外来人员来源地域广泛，原籍遍及江浙鲁豫、湘鄂赣皖、川贵陕甘。按入疆年代不同，大体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50、60年代来的支边青壮年。他们是由组织上安排到博乐支边戍边的一代人，一般根据来源地成建制地分配到过去贝乡原来所属的“红旗公社”、“红泉公社”下面的农业大队。比如来自湖北黄陂的，大多安排在了夏尔井大队。为让支边青壮年稳得住、留下来，他们内地的家属在组织安排下陆续接到这里，从而真正安家落户、成家立业，成了“新疆新土著”。80年代联产承包到户后，他们一般都分配有或自己开垦了较多的土地，日子整体不错。玛尼乡村的李老，是这一代人的典型代表，他们在新疆已有了二代、三代甚至四代，有的已经过世，永远归入了这方土地。
第二类是70、80年代来投亲靠友的人。第一类青壮年进疆后，老家的亲戚、同乡闻讯，听说土地多，条件不错，便千里迢迢来投靠。他们自发而来，一般在内地生存生活境遇并不太好，有的家庭成份出身不好，有的人家田少人多养活不了那么多儿女，有的种种原因生活不如意，于是想出来闯闯，换口气，找到新的活路。这一类尤其在83年、88年两次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前来的，都落了户，分到了土地，过上了稳定的生活，老龚属于这一类人中的成功者。
第三类是90、00年代来贝乡的打工者、土地承包户。贝乡土地多，在机械化程度不高的年代，播种、锄地、捡棉花等各种农活，吸引大批内地人来打工帮工。农忙时节，外来打工帮工的贝乡流动人口高达2万多，远超过本地人口。因已错过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年代，落户政策也发生了变化，这一类晚来者的景况差异较大。地多人少、农活常有，很多打工者常年留在贝乡生活，有条件的还直接租赁承包土地耕作。有的是候鸟式生活，开春时进疆，夏秋在贝乡打工或种地，冬闲再回到内地老家。有些有本事的则落了户，有自家的房子，有租赁土地，甚至成了种养大户。有的长期未落户，但也有房屋，而且在这里已有了儿女、孙辈，只是在管理上视作为常住流动人口。而一些自身条件弱的，如从四川大凉山区来的，长期在乡区附近租住，以打工帮工为生，他们一般来的时间较晚，多为2000年以后直至近年。
随着人口的增多，开垦的土地也越来越多。贝乡早年列入统计的土地只有4万多亩，经过多年开垦，现已达12万亩以上。于是，一方面，有户籍的农户平均耕地较多、收成较好、生活较殷实，村队也因有较多发包租赁土地、集体经济实力不错；另一方面，土地确权矛盾、地下水过度开采、外来人口管理服务等诸多问题随之而来，成为乡村两级治理的重要内容。
时代在变迁，贝乡的生产生活也在变化。近年来，农业机械化程度加快，如棉花播种、灌溉、施肥、喷药、采摘已基本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大减少了农业生产的用工需求。农时季节已没有过去的繁忙，乡里也不再有外来打工者高度聚集的盛况。城市化进程同样深刻影响着边疆的乡村，贝乡农民日子过好了，百分之六七十在博乐城内买了商品房，过着“冬城夏村”的生活，而许多贝乡人的二代、三代，出州、出疆求学务工经商，有的回了内地原籍老家，有的留在了外面的繁华都市，他们应该不会再回来了。
惟有那些长期常年在贝乡生活，上了年纪的老弱者、打工者、承租人，大多依然留守在这里，或因为家业，或因为圈子，或因为习惯，或因为重土难迁，或因为无家可归，或因为无处可去……
李老与老龚、老郑，都是贝乡垦荒人的普通代表。他们在青壮年时奔着贝乡的土地而来，带着能过上更好日子的朴素梦想，落业，成家，生子，扎根，从此他乡成故乡。不是所有的梦想都那么美好，生活的坎坎坷坷里，既会有老龚般的顺意年景，也会有老郑般的窘迫时光。在迁移而来的多年心路历程里，或许他们不断比较，反复估量，时常犹豫，却在坚守。在这样的过程中，在岁月的芳华里，他们慢慢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习惯了这里的水土，慢慢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贝乡人。
三月下中旬，住在城里的贝乡人就要返村，准备在春天里开始一年的耕作。北疆广袤而肥沃的田野，如同嗜睡的少年刚刚挣开双眼，只待那一声春雷的彻底唤醒。乡村的道路上，混合着冰雪、泥土、枯草的清冽气息，扑面而来。春天来了，真好！
于是，这一个个普通的贝乡故事，这一段段平凡人的迁徒历程，写就了一部美丽祖国北疆的伟大乡村史。
（据口述整理，或不尽准确。201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