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是新时期最受文学批评界关注的作家之一，其代表作《受戒》被公认为新时期文学创作中的“另类”。
一直以来，对汪曾祺作品的评析过多聚焦于文本意义，主要集中在就作品谈作品，思路不免狭窄。
十年特殊时期刚刚结束，大多数作家都自觉以文学为坚守社会良知的武器，积极地投入到维护和宣传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的社会实践中，以倡导和发扬知识分子现实斗争精神的传统为己任，伤痕文学崛起。
同时中国哲学界重新评价庄子思想，并对魏晋时代的哲学、玄学、佛学产生了深厚的研究兴趣。这些对民族生命意识的追寻也正体现了民族潜在的意愿。
十年特殊时期的专制残暴地破坏了正常的社会价值观念和文化秩序，整个民族的生存方式遇到了极大的危机，作为民族社会代言人的作家及知识精英们开始寻求个性意识和个性风骨。
汪曾祺正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创作了小说《受戒》，如果说艺术是艺术家个体生命体验的转换状态，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受戒》反映的正是作家汪曾祺对个体对生命的体验，表达了他对人的生命、生活意义的叩问。
汪曾祺在《受戒》的末尾写道：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看似对梦境的回忆，实质是作家的艺术体验的再现。
汪曾祺在《受戒》中表现出一种恬淡和谐的生活，表达对生命欢乐的追求。
在他所营造的审美王国中，人的生活方式是世俗的，又是率性自然的，它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同时又有一种超功利的超道德规范的明净美。
可以说，《受戒》中自然纯朴的民俗世界实际上是汪曾祺自然、通脱、仁爱的生活理想的一种审美表达，体现了作家的文化走向。
作家的这种文化走向同时又作为一种艺术创造的内驱力。正是这种内驱力的作用使得汪曾祺在新时期的文学创作迥然不同于其他作家。
汪曾祺出身江苏高邮的一个书香门第，祖父功名在身，父亲身上散漫着文人雅士之风和家乡纯朴的风俗人情，这些都深深积淀在他的心灵深处。对童年的生活的记忆是那么根深蒂固。
汪曾祺在《受戒》末尾写道：写于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如果真是如此，我们不能忽略，那年已是汪曾祺在家乡生活的第十八年了。童年记忆往往包孕着最深厚最丰富的人生真味。在作家本身看来，它是一种体验。进入艺术创作的童年经验作为个体的一种本真的生命体验超越了现实世俗的干扰，是对经历本身所作的天然、纯真、直观的把握，因而这种体验最接近于人的本性，是最真实天然的，也是最具有普遍人生意义的。
于汪曾祺成年之后经历的坎坷，使得作家一方面以成熟深刻的眼光看待生活，能够洞穿生活的底蕴和生命的本质，一方面又使得作家以儿童般的天真的陌生的非理性的眼光看待生活，充分把生活的诗性光辉放射出来。
可以说，汪曾祺是以一个沧桑老人的眼光来审视自己所处的世界，他对人生感受到的焦虑、恐惧并不像伤痕文学作家那样在作品中凸现出来，而是转而采用一种和谐平淡的面目呈现。他越是在作品中呈现出这种平淡和谐、桃花源式的人生社会，就越表现出他内心骚动的悲剧意识和对现实的忧患感。
成人之后的坎坷经历，使作者早年储存于记忆中的田园牧歌式的和谐温馨、明亮净美受到了极大的压抑。但是作家本人又不愿看到现实生活的残酷和悲剧性，这就使得作家产生了一种缺失性体验。
这种缺失性体验作为一种心理现象，是个体在人生经历中形成的体验。人体为了克服这种缺失感而主观上又想求得满足，就会调动各种心智力量去满足自己。作为艺术创作的写作，正是作家弥补缺失、消解缺失的最佳途径。
汪曾祺有很重的缺失感。他经历十年文革使得他对所经历的现实有沉重的悲凉感。他的作品《复仇》《落魄》等等都沉重地表达着一种浓郁的人生痛苦。
正是因为这种现实生活的失意，使得作家强烈的欲望无法满足，处于严重的缺失状态之中，使得作家往往会将心中欲求所形成的意象幻化到某一现实对象上去，只不过这一现实对象在汪曾祺笔下变成了对童年经验的一种艺术体验生成。
童年经验作为一种原欲，得不到满足，受压抑，作家形成自我的焦虑。为了逃避焦虑的煎熬，就得寻找替代性或补偿性的满足，作家只有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去升华。弗洛伊德说：
幸福的人从不幻想，只有感到不满足的人才幻想。未能满足的愿望，是幻想产生的动力；每个幻想包含着一个愿望的实现，并且令人不满意的现实好转。”
汪曾祺《受戒》所营造出的诗性世界，是他在现实生活中失落感的极致美的生活，是他在现实生活中失落感的幻化。《受戒》中的明海、小英子，包括其他和尚、当地百姓不受清规的约束，人性质朴。虽为凡夫俗子却也没有世故圆滑，恶意虚伪，人与人之间洋溢着朴素自然的爱意。
我们可以说，汪曾祺对现实的痛苦和失意在其童年的经验中得到一种解脱。他觉得人性应回归到自由和谐，社会应回归到理想美的状态。正如汪曾祺曾说：“我的感怀寄托是和当前的社会政治背景息息相关。”
作家的缺失性体验除了首先是对自身缺失状态的体验外，另一方面，他们自身的缺失性体验往往又进而变为对更为普遍的缺失的体验。他们因自身的缺失性使其进而感到社会的缺失，人类的缺失。换句话说，作家要超越自身的缺失进而能够且应该感悟到整个社会、民族和一种普遍性的缺失。
总是对时代社会的发展走向，保持着一份常人缺少的清醒和洞察。他们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有敏锐的感受和呼应，他们通过自己的反省来思考整个时代、整个民族的命运。席勒将艺术生成归结为“审美王国”的生成。
作家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最终是要建立“审美王国”。
在“审美王国”中，人们卸下了身上一切社会关系的枷锁，摆脱了一切无论是身体的还是道德权力的强制力量；而在世俗的“伦理王国”中，人与人以法律权力、道德权力相对峙，人的意志受到压制，人性受到摧残。
《受戒》中的生活是一种人既不需要对他人负责任尽义务，也不需要逃避社会，而是向生活敞开生命之门的世界。
在汪曾祺的创作中，童年记忆成为他创作这部小说完成艺术体验的内驱力。这种丰富体验也极大地激活了汪曾祺的创作能量，显然汪曾祺要借助这些作品来表达自己对社会对生活的看法，从艺术美学来看，这实际是在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
因为艺术不能改变世界，但却有助于改变能够改变世界的男男女女的意识和内驱力。
小说中明海和小英子之间的原始情爱并不具有惊世骇俗令人心情激荡的力度，但却会使人在心灵深处持久地颤动，《受戒》的艺术实践，实现了人按照属人的方式开始人格的最终完成。
它体现了作者因自我的缺失感而寻找一种回归感，汪曾祺由缺失性体验进而转入到归依体验。归依体验是作家在寻找精神家园的过程中要达到神圣境界。
一种在结束无意义生活之后，重新获得生活意义的充实感、安适感与幸福感。
这种归依体验，往往是饱经风霜之后才能找到的，从而使作家这一个体的人回归到自己的精神家园。
汪曾祺的归依体验表现为向个体童年时代的归依。从汪曾祺的创作历程来看，他的童年归依是主动的。他也曾说：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生活，我的朴素的信念是：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我自觉地想要对读者产生一点影响的，也正是这点朴素的信念。”
这种信念驱使着他在艺术生活中自觉地追求一种理想的社会、理想的人格。从人格角度上说，他的意识定向于内部主观世界。而这种主观世界与作家本人的童年经历、早期经验保持着有力的联系。
实际上，任何艺术体验都有其原初的深层的不可见的原型。就汪曾祺而言，这一原型最深最远的表现为道家的“太古”，最近的为自己的童年。由此我们可以说，汪曾祺的创作是主动归依童年。
这也使得汪曾祺的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不仅丰富了当代文学的发展，而且取得了很高的美学意义和社会教育意义。
而对于作家本人而言，他回归了个人，人类的精神家园，心灵有了归属感，而且实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现实道德感。
通过这种心理阐释，我们或许会更清楚地认识到汪曾祺的《受戒》作为另类在当代文学史中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