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贫穷与政治》：经济的不平等究竟由何而来？福利制度是福利还是毒药？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阿比吉特·巴纳吉、埃丝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三位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官方认为，这三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提高了我们应对全球贫困的能力。贫困，是很多经济学家非常关注的课题和领域，有很多人从不同的角度，尝试通过不同的方法来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

当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托马斯·索维尔的新作《财富、贫穷与政治》，利用翔实的历史资料、科学的统计数据，通过客观冷静地观察分析，试图从地理、文化、社会及政治4个角度来阐述财富与贫穷相关的问题。他颠覆式的思考及观点，让我们重新反思，不同国家之间，一个国家中不同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经济不平等，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而各个国家实施的各类政策到底是减少了不公平还是加剧了不公平。

托马斯·索维尔是美国当代杰出的经济学大师，是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他现在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曾获得过包括总统人文成就奖、全国人文学科奖、布莱德雷基金奖在内的众多荣誉。托马斯·索维尔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斯蒂格勒 ，对财富与贫穷等经济问题有很多独到的见解。

地理环境对经济的影响

在托马斯·索维尔看来，虽然地理环境差异的程度及其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但实际上，地理差异对经济的作用，会直接影响生活水平，也会间接影响人的发展。

一个常见的例子，就是山区。无论从全世界范围来看，还是在中国，普遍来说，山区经济贫穷落后，人们的生活闭塞，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这种山区与外部世界的隔离，会导致很多方面的差异，如文化、语言、思想、教育等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将对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与之相反的，中国的长江沿岸地区，自古以来经济就比较发达，人民的生活也相对富足，这是因为长江及其支流和遍布港口的锯齿状海岸线组成了中国独一无二的密集水路网络，这种地理环境上的天然优势，有效地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和地区间的交流互动。

那么，如何消弭地理环境的差异呢？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方法。虽然在经济学家看来，地理环境恶劣的地区，如山地等通常地广人稀，建立基础设施的人均成本非常高，短期的经济效应是非常不理想的。但从长远来看，从中国取得的成果来看，这是一项可以造福更多人，具有可持续发展和前瞻性的政策。中国被称为“基建狂魔”，近些年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最终，这些建设带来的经济成果将惠及更多的人群，尤其是贫困人群。

福利制度到底是福利还是毒药？

追溯福利制度的本源，我们不难发现，西方国家是先有福利制度愿景，并在政治上流行开来，然后才开始建立福利制度。也就是说，福利制度的产生，更多的是基于意识形态的问题，而非造福人群和社会。这种现象在今天甚至更甚，福利制度思潮日渐流行，并成为未经批判的意识形态。

托马斯·索维尔认为，很多福利制度，非但没有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而且使这其中的不公平更加严重了。除此之外，有些福利制度还损害了原本要保护的群体的利益。

以最低工资法为例，来看看福利制度是如何失效的。表面上看来，最低工资法的出发点显而易见，是为了提升劳动者的最低收入，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而最低工资法实施之后，究竟带来怎样的结果呢？

最低工资法会导致失业，这是绝大部分经济学家的共识。从市场的角度来看，一个人的收入高低和议价能力，取决于他在别处的机会。也就是说，工资是由市场的力量和规律来决定的，而不是由老板的慷慨或者贪婪决定的。最低工资法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只是上调了工资标准并没有解决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化，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老板们为了减少自己的成本，原本可以招两个人，现在就只招一个人，这就会导致更多的人失业。最低工资法的负面影响之一就是失业的年轻人增多，在街上游荡的年轻人对任何社会都不能算好处。

福利制度的影响并不止于经济，还会扩展到社会行为，对福利受惠者及与之互动的群体产生重大影响。反观我们自己，现阶段我们已经实现了全面小康，接下来我们将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而奋斗，如何制定相应的政策，既能促进财富所有者的积极性，又能让贫困者摆脱贫困走向富裕，而不是如托马斯·索维尔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所说的“始于均富，终于均贫”，是非常考验政策制定者的智慧和眼界的。

因此，公共政策到底是造福人民，还是起到反效果；究竟是为了减少不公平，还是加剧了不公平的产生。政策是建基在因果关系之上，还是意识形态之上，是值得政策制定者深入反思的问题。正如托马斯·索维尔所说，政策应该以现实世界的“硬事实”为基础，而不是用华丽的辞藻或偏见伪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