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围城之后的方鸿渐，应该去哪？

大家都感兴趣，据说钱先生有设计，无果。

钱钟书是民国那个乱世里一个大神级的人物。民国里，有拿枪出名的，有唱戏出名的，有画画出名的，他是靠做学冋出名的。写小说是副业，竟也一红而不衰，恐怕钱先生自己都心里不平衡。他自傲的恐怕是他的《谈艺録》之类了。

民国很奇葩，一个民族风雨如晦的环境里，出了那么多不世出的人物，也许应了乱世出英雄那句古话吧。但人才学问与拿枪干仗不一样，需要资本和家族家风的积淀，钱家大族，先生在乱世和胡适等优容游学欧美，恐怕与这些不无关系吧。而蒋介石，鲁迅先生等只能到日本，恐怕个中也有相似原因。而我们也不能不注视到，中国那时还有近百分之九十的农民贫民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可能他们与他们那时代的年轻人都看到了，做何感想，有待研究。但有一个年轻人看到了，写了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个人叫毛润芝，也就是毛泽东，这个报告，掀开了中华民族几干年来波澜壮阔未有的局面。

围城是民国那个特殊环境下的儒林外史，他们在民族低层的别人还挣扎在生死线上时，都有条件留学，读书，包装文凭，谋个好差。有人性独立意识的觉醒，有着知识的自负和清高，也有着红尘世俗的算计和小九九，女小姐也有爱的启蒙和自觉，在覆巢之中，尚有莺莺燕燕的闲话。

我一直认为，方鸿渐就是钱先生的影子，游离在世俗和理想边缘，谨慎而敏感又略有臣服于世俗的自嘲和洒脱，在人鬼神的边缘行走和徘徊。先生自谓，人谓我狂，实则我狷，还有一句，既不帮忙，也不帮闲，是特立独行的那种人。

但是人生有很多无耐，钱钟书先生以学问名世，先生与其埋在其心中的人生理想，或与应有的担负是否大同，就只能问他自己了。但他至少守住了知识分子的气节和品格，这或许是为后人景仰的原因，也足为今日读书做学问人反省和自警。

知识分子的使命应该是立世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主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用学识和智慧，为社会提供切实可行的问题解决方案，教圣贤书，育有用之材，不能纸上该兵，只好看，不好用，甚至为名利驱使，丢了斯文。基础学问要象钱先生那样，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平常心，坐得住冷板凳。方鸿渐，无论去那里，或怎样一个结局，理想状态下，应该有这种自觉和使命。

不过，围城到此终了，也好。这也是钱钟书先生的智慧之处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见好就收，留个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