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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资本五千年》
当伦敦股票价格回落时，除了《泡沫法案》规定的公司外，金融系统并没有遭到持续破坏。在英格兰银行的帮助下，南海公司依然存在，政府债务转化有序进行，国外投资者也没有转移出去，普通民众基本未受影响，而那 190 家异想天开的公司，有 4 家活了下来，其中就包括皇家交易保险公司和伦敦保险公司。
纵观这些投机狂潮，每场狂热背后，都踩着相似的步伐。危机总是存在一个宽松的货币市场和金融创新环境。信用创造就像轻浮的少女，经常不请自来，又不辞而别。而人们也总是过度相信未来，相信新的产业会很快致富。
1701 年，英国文学家笛福写了一首讽刺诗，诗名叫《地道的英国人》：“挪威海盗、丹麦海盗，到处都有他们的红发后裔，加入诺曼法国人复合繁殖，你们地道的英国人就此产生。”在笛福看来，“地道的英国人”是个虚幻的理念。他说，英国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度，并不存在英国“种族”。
那些被邻国驱逐的人士，不论信仰、过去的罪行，都可以在英国找到庇护所。这些人野心勃勃、自力更生、不受约束，嚣张且好争论，他们就是盎格鲁 - 撒克逊人。
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所有人都明白自身的位置，大家都按约定的习俗、道德和法律相互监督和巩固。但在一个开放社会，个人意志和思想会蔓延开来，传统和一致性被打破，求新、求变、求自治成为人性中的本能。
阿克莱特虽然不是这些发明物的发明人，但却是首先懂得利用它们并把它们组成一个系统的人。正是他，率领世界经济从家庭作坊走向规模宏大的机械工厂。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的所有工厂，都按照他的工厂样式建造。
冷凝器和气缸被分开，蒸汽的压力而不是气压成为动力 …… 一系列改良纷至沓来。瓦特和其他基于经验的发明家不一样的是，他既掌握细节又掌握整体，他并不满足于阐明原理，而是把原理贯彻应用。
瓦特是幸运的，他生在一个工业勃兴的时代，他遇见了他生命中的第一个贵人：罗巴克。罗巴克是一名开采煤矿的企业家，他十分清楚瓦特蒸汽机的重要意义。两人一拍即合，签订了一份合同，约定罗巴克负责偿付 1000 镑瓦特的债务，并提供必要资金资助瓦特完成改良蒸汽机的研究并在工业上推广运用，罗巴克可获得利润的 2/3 。这份合同开辟了一个时代，使得蒸汽机走出实验室。
在 1500 年前，无论世界哪个角落，经济增长总是周期性崩溃。绝大部分努力都没有摆脱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而是在近平衡区不断陷入无序的内卷、内缠、自我维系和自我复制 —— 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没有革命式的变迁，也始终没有实质性的螺旋式演进和上升。
工业革命和随之而来的科技进步，成为数千年以来人类智力发展的巅峰，可也成了善与恶角逐的巨大力量，时刻伴随社会和道德的阵痛。托克维尔说，在英国这个污秽的阴沟里，泛出了人类最伟大的工业溪流，肥沃了整个世界，人性在这里获得了最充分的发展，也达到了最野蛮的状态。
对于手握重金的欧洲资本家来说，革命和战争却是一场饕餮盛宴。无休止的动荡和战争，创造了一个金融家前所未有的冒险天堂。
通过承销政府债券、供应军队物资、买卖教会土地、投机法国货币、贴现本国汇票等手段，法国逐渐形成了以瑞士银行家族为核心的“高特银行圈子”。他们支持拿破仑上台，为此获得了慷慨的回报。
法国大革命大量消灭了贵族财产，却极大增加了资产阶级的财富。大革命之后的动荡年代，以罗斯柴尔德为代表的一大批银行家崛起，随后，他们将开始修铁路，盖工厂，造轮船，雇用男女员工开动机器。
通过 1832 、 1867 、 1884 年三次扩大选举，英国“贵族地主利益集团”的政治权力不断被削弱。在 19 世纪结束前，专业化的地方政府逐渐取代了采邑和管家，选举产生的议会代替了贵族集团，法律上贵族和庶民已没有多少区别。
与那些银行家、工厂主发财后顺利进入权力阶层相比，英国工会的发展要艰难得多。法国大革命期间，英国制定《结社法》，以压制民间社会团体。 1825 年，新的《结社法》终于承认工会合法性，但绝大部分行动都失败了。
了两个不同集团：一个集中在伦敦，以商业和金融为基础，代表是罗斯柴尔德、巴林家族等。一个集中在北部地区如曼彻斯特，以制造业为基础，他们中的代表包括阿克莱特、皮尔家族等。
随着股东从企业所有者向投资者身份变化，在普通股内部出现了 A 类股、 B 类股等不同类别的设计，各自带有不同的表决权或者现金流权利，以满足企业家、管理层或者特定群体的需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管理股”的出现，它通常派发给主导巨型公司的发起人、银行家或者并购交易中核心企业的所有者或管理人，这些人以少量出资获得对公司股份结构中最大份额的表决权，从而形成“管理层控制”或“银行家控制”的双层股权结构。
在 1848 年的变革之年里，铁路大王赫德森也逐渐陷入了绝境。 1849 年，赫德森遭到了各种指控：内幕交易，关联交易，侵占资金，挪用公款，贿赂国会 …… 赫德森曾是铁路狂热的支持者，如今大部分时间却在躲债。他不但失去了议会的席位，还因欠债被捕。在约克郡阴暗潮湿的牢房里，他与一群小偷、赌徒、杀人犯关押在一起。他满头白发、眉头紧锁、一身落魄，似乎隐含无数心事。当他在 1871 年去世时，他曾经百万英镑的身家只剩 200 英镑。
起初，资本只关心经济如何运作。很快，资本形成了一套伦理，告诉政治应该怎么运行、法律应该禁止什么、孩子应该怎么教育、问题应该如何思考。资本不仅是一种生产资料，还成为一种控制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方式。这种方式逐渐形成了一个总体化控制框架，其他事物开始适应这种控制结构。今天，当我谈到如何促进津巴布韦的正义时，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会滔滔不绝地告诉你，那里需要稳定的民主、蓬勃的经济、健全的中产、自由的企业等等。
在伦敦金融城， 1878 年后，越来越多的资本不愿卷入对工业的长期资助，就像威纳所说，工业是瘟神，人们避之不及。
美国经济学家阿瑟认为，技术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性。建立在科技基础上的工业也存在这种效应。因为沉没成本，强烈的路径依赖性常将一个国家的经济锁入既有的技术、产业。当企业被技术路径锁死时，企业会被淘汰。而当国家被产业路径锁死时，也会走向衰落。
在一个周而复始的贫困陷阱中，必须建立一个开放的体系，必须具备临界最小资本积累的条件，必须形成一种人力资本激励机制，实现创新与生产活动相结合，否则无法打破贫困均衡陷阱，实现边际收益递增。
1883 年发生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场现代金融危机，很多商人损失惨重，有人检举唐廷枢、徐润挪用局款。 1885 年，趁着唐廷枢赴美考察航运业的机会，李鸿章和他的秘书盛宣怀接管了招商局，并罢免唐廷枢、徐润。盛宣怀当上督办后，拟定了新的用人、理财章程，以削弱民营股东权利。绕了一个大圈，招商局又回到了原点，变回了一家官办企业，政治权力重新取代了商业竞争。
李鸿章曾说，招商局是他办洋务的最得意之作。但在大清的权力游戏场中，他辛苦浇灌的求富之瓜，却长成了官僚资本主义的畸形之豆。
李约瑟难题”本身并不严谨。虽然近代科学起源于西方，但它包纳了旧世界所有民族的成就，或者来自古希腊古罗马，或者来自阿拉伯，或者来自中国和印度。用欧洲人的思维模式、环境特征来抹杀近代科学本身所具有的普遍性，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方法。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清朝就成了白银净出口国， 1830-1840 年，白银净流出约 1 亿两，这使这个白银帝国陷入了无止境的经济萧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战争后，清朝的货币、金融和财政主权丧失殆尽，连年战乱和大量战争赔款不但掏空了清政府的国库，也把老百姓仅有剩余所得榨得一干二净。
为什么要革命，是因为旧制度已经“锁死”！理论上，制度应该有足够的“弹性”，能及时响应时代发展需要。但当存在足够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后，制度就会越来越“刚性”，甚至锁死。
亨廷顿认为，革命是现代化所特有的东西。在此之前，人类的暴力行为总是新瓶装旧酒，打倒一个王朝后，另一个没什么两样的新王朝取而代之。但在这两次革命之后，政治现代性开始了。人类开辟了新的进步之路，自由平等成为社会生活的基础和衡量事物的标准。回到旧世界的道路被阻断，全世界没有任何地方能成功地重建前朝，恢复革命前的状态。
小拿破仑一当上皇帝，首先就是支持另一个圣西门门徒、银行家佩雷尔建立一家股份制投资银行。 1852 年，工业信贷银行成立，初始资本 2000 万（后来到 6000 万）法郎，其中佩雷尔家族只占约 29% 。这家银行的商业模式，就是出售股份、债券给公众筹集资金，然后用这些资金购买它希望发展的新兴工业企业股票。
在英国，工业革命依靠的是私人创业家，而在法国，驱动力则是股份银行。这些股份银行出现后，金融资本与工业就开始相互融合、渗透、成为一体。在这种模式下，银行家从过去自有资金的放贷者变成了公共资金的管理者。
马克思也承认，如果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恐怕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通过股份公司转瞬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