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苏定方，许多不熟悉历史的朋友可能连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或者印象很模糊。即便是对其有所耳闻甚至熟悉的，弄不好也对他存在着一定的误解或是认识上的偏差。而这种现象在初唐、尤其是贞观年间灿若星河的名臣良将中是比较少见的，苏定方就是典型的一例。
比如说苏定方本名为烈，表字定方，按照习惯我们应称之为苏烈，但他却“以字行”——就是以表字代替本名作为常用的称谓。这种现象虽然少见但也并非罕见，比如我们习惯上把姜尚（本名）叫成姜子牙（表字）、屈平叫成屈原、项藉叫成项羽、唐寅叫成唐伯虎、纪昀叫成纪晓岚等等。即便与苏定方同时代的人物也不乏以字行的例子，比如房玄龄之于房乔、高士廉之于高俭、尉迟敬德之于尉迟恭、段志玄之于段雄、薛仁贵之于薛礼。古人在本名和表字的用法上遵循着严格的礼法规定，像对本名的称呼仅限于长辈和上位者，比如“君亲师”，尤其是父母；而如今已经在我们生活中消失了的表字才是在古时应用最广泛的称谓，还能表达尊重和关系亲近的意思，因此像长官（包括皇帝）、师长称呼下属、门生表字的情况就非常普遍。相反如果要是谁被父母之外的人直呼本名了，往往就意味着双方的关系紧张，甚至是已经破裂、即将翻脸了。
不过向来秉持客观公正原则的史书却基本不管这一套，大多数载入其中的人物都直呼本名而非表字。在中华五千年历史上的人物地位之高大上莫过于孔夫子，但太史公依旧直呼其大名，比如“丘生而叔梁纥死，葬於防山”（《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为啥在某些人身上就改为“以字行于世”？
有人说是因为这些人物通常都有作为、地位高以及受尊敬才以字行，其实这也是说不通的。像要是因为尊敬把房乔称为房玄龄，难道杜如晦就没资格称杜克明？练安以字行为练子宁，方孝孺就更应该叫方孝直了。即便是苏定方按照上述逻辑，恐怕他的老前辈、老上司李靖更应该被尊称为李药师吧？事实上都没有。
这个问题我也不明白，当然也不重要。
另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是苏定方在民间演义小说中，经常作为反面角色出现。
比如在《说唐演义全传》中，苏定方就是个面目可憎的大反派，还凭借阴险的手段谋害了正义的罗艺、罗成父子；在《说唐后传》中，苏定方则成了个白脸长髯的大奸臣，最终因恶贯满盈被罗成之子罗通剖腹掏心、大快人心；在《兴唐传》中，苏定方再度暗施冷箭谋害了隋唐第六条好汉伍天锡，反正在小说里他好像就没干过啥好事。
演义小说当然不必当真，但其在市井中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却远非正经史书可比，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苏定方原本的人物形象。不过嘛，凡事有因必有果——隋唐交替之时正是英雄人物风起云涌之际，别人都好好的，咋就你老苏成了大坏蛋？
01
当然，对苏定方这个人物的另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就是他的辈分问题。
在很多研究唐史的资料中，都将苏定方定位为大唐开国以后才涌现出来的“将二代”——也就是说相较于李靖、李世勣、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等追随唐太宗李世民参加过大唐开国之战的老班底，化身“小苏”的苏定方辈分低、年纪小，资历更浅，功劳也不显。所以在老家伙们大展神威的时候，他要么在吃奶，要么只配吃瓜，一直等到唐高宗李治即位以后才熬出头，开始建功立业。
在我看过的几本网络小说中，苏定方也都是跟裴行俭、薛仁贵、王方翼、刘仁轨之类（贞观年间）的小年轻们一起鬼混，而且年轻得不像话。比如像李靖、李世勣、程知节们都抱上孙子了，小苏苏还没娶上媳妇呢。
事实上要是给初唐名将们排资论辈的话，生于隋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或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的苏定方，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被归入大唐朝的“将二代”，毕竟他可差不多是李世民的同龄人啊（李大帝生于公元598年或599年）。
而且辅助李世民打下大唐朝半壁江山以及创下贞观之治的名臣良将们，譬如凌烟阁二十四功臣，虽然在年龄跨度上超过了30年，但仍然该算成是一代人。比如虽然李靖在年纪上可以给李世勣当爹，但后者凭借赫赫战功打成天下名将时，李靖还是个寂寂无名的马邑（今山西朔县）郡丞；李世勣被赐国姓、爵封国公、官拜大将军时，后来的大唐战神还站在秦王李世民身后当保镖头子呢。所以虽然二者间有着23岁的年龄差，但基本上没谁把他们当成是两代人。
同理，像长孙无忌、李孝恭、段志玄这样的（公元六世纪的）“90后”与杜如晦、魏徵、尉迟敬德、程知节这样的“80后”，房玄龄、高士廉、唐俭这样的“70后”，也都被视作是同辈中人，没有长幼、高下之分。
而苏定方即便是跟李世勣比起来，在资历上也毫不逊色。
隋末年间天下大乱，差不多是同龄人的李世勣选择乱上添乱、上了瓦岗寨玩造反。而苏定方则在父亲苏邕的引领下，选择了保境安民，在老家冀州武邑（今河北武邑）抵御李世勣的同行们来犯。
此时年仅15岁的苏定方已经显露出惊人的军事天赋，不但骁勇而且多谋，凡战无不胜，使得贼寇不敢犯境，一个小小的少年竟成了乡人心中的中流砥柱：
“定方骁悍有气决，年十五，从父战，数先登陷阵。邕卒，代领其众，破剧贼张金称、杨公卿，追北数十里，自是贼不舍境，乡党赖之。”（《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一·列传第三十六》）
话说张金称和杨公卿可不是一般的毛贼草寇，而是当时横行于河北的头等枭雄人物。像是隋唐名将段达、冯孝慈、卢君谔都曾被此二人搞得灰头土脸，结果却在一个小年轻手底下狠狠得栽了个大跟头，张金称甚至因此而死，这下子苏定方想不出名都不行了。
如果此时苏定方归顺李唐，估计能拿到的好处不会比李世勣差。只可惜在当时河北是窦建德的地盘，李世民的手再长也伸不过来。所以在大隋朝彻底没救了的情况下，苏定方只能降了窦建德，并受其大将高雅贤的青睐，被收为养子，从此只能跟着他一条道走到黑。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窦建德败亡后，苏定方随高雅贤投奔刘黑闼。随即高雅贤阵亡、刘黑闼也被唐军打成了狗，苏定方干脆回乡归隐，不再掺和这些破事了。
在隋唐交替之际，堪称是降臣遍地走、叛臣多如狗，而且是投降得越快、背叛次数越多的家伙就越容易发达。而性格执拗或是多少还有些忠义之心的苏定方，则是那个年代少有的异类，因此也一次次的错过了升官发财的机会。
到了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也不知道是情势所迫还是主动应召，苏定方成为了大唐府兵中的一员，并很快凭本事当上了个小军官（史载他“为匡道府折冲”可能有误。事实上直到贞观十年、即公元636年诸军府才改为折冲府，设折冲都尉）。4年后，苏定方随李靖出碛口征伐东突厥颉利可汗，并作为先锋率200骑兵突袭敌营，杀得突厥人魂飞魄散，不知唐军虚实的颉利连夜潜逃，这才有了李靖雪夜破襄城的奇迹一战。
战后，功劳仅在李靖之下的苏定方被授左武侯中郎将（后改任左卫中郎将），堪称火箭式蹿升。
可见但凡是英雄人物，只要“得处囊中，乃颖脱而出”（《史记·卷七十六·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苏定方即是如此。
02
苏定方一战成名的时间，是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然而在接下来的20多年里，他却像是划破天际的一颗流星，光芒转瞬即逝，再也没有发出过任何光彩。所以在“贞观名将”这个规模巨大的群体中，人们根本找不到苏定方的名字。
至于苏定方长期不受重用的理由，据说是在平灭东突厥一役中纵兵劫掠过甚而遭到处罚、闲置——还能有比这更扯的理由吗？
话说大唐朝实行的是府兵制，当兵打仗非但没有军饷、耽误自家种地，还得自掏腰包承担各种装备、器具、补给的费用：
“凡火具乌布幕、铁马盂、布槽、锸、□、凿、碓、筐、斧、钳、锯皆一，甲床二，鎌二；队具火鑽一，胸马绳一，首羁、足绊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砺石、大觿、毡帽、毡装、行藤皆一，麦饭九斗，米二斗，皆自备，并其介胄、戎具藏于库。有所征行，则视其入而出给之。其番上宿卫者，惟给弓矢、横刀而已。”（《新唐书·卷五十·志第四十》）
也就是说除了甲胄、战马和重型兵器以外，府兵打仗所需的其他一切物资都得自费，而所需的成本足以让一个中等户破产。
这样一来谁还愿意当兵打仗？初唐时怎么又可能出现将士“闻战则喜”的景象？
答案很简单，就是战利品。起码在初唐年间，李世民还是很大度的，打仗获取的战利品大头都赏赐给将士。而且赢得越大、赏得越多，往往一战所得不但能抹平“自费参战”的成本，还顶得上种几年地的所得。这样一来，打仗对于府兵来说不但不是个赔钱的买卖，更是个大发横财的机会，怎么可能不“闻战则喜”？
而大多数的敌人是不会老老实实的将战利品双手奉上的，必须依靠杀戮和掠夺才能拿到手。因此唐军在作战时、尤其是对外敌异族作战时，烧杀抢掠才是常态，对此朝廷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根本不拿这当回事。像是侯君集在攻灭高昌国时抢得实在太过分，连只能由君王持有的宝物也纳入私囊，要是摊上像刘彻、朱元璋这样的皇帝，估计他就算有10个脑袋都不够砍的，可李世民呢？
他压根就没觉得这算什么大事，但还是准备借机警告、教训一下手底下的这帮骄兵悍将。于是就打算履行一下司法程序将其定罪量刑，然后再“皇恩浩荡”的把这货赦免。结果老侯刚一下狱就引来了轩然大波，连一贯跟武将不对付的中书侍郎岑文本都看不下去了，上书指责皇帝对待功臣过于苛刻，连这点破事都小题大做，要么是闲大了，要么就是妥妥的昏君……
李世民偷鸡不成蚀把米，只能灰头土脸的将侯君集无罪释放。结果就这样，老侯还不乐意，憋了一肚子气不说，后来还玩了把造反：
“疏奏，乃释。君集自以有功于西域，而以贪冒被囚，志殊怏怏。”（《旧唐书·卷六十九·列传第十九》）
所以苏定方即便纵兵大掠了，也不过是唐军在战后的常规操作而已。要是他不这么干，反倒会引起麾下将士的不满、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起码估计以后就没人愿意追随他打仗了。
可这种本来不算是什么过错的事情，如果上司非要追究，那也足以让一个人前途尽毁。而这种事情，在哪朝哪代都不少见。
但苏定方明明是个杰出的人才，重用一下对谁都没坏处，为啥大唐朝的明君贤臣们非得跟他过不去？
03
苏定方遭冷遇闲置的前提，是当时的大唐朝压根就不缺人才，相反还面临人才过剩、用不过来的烦恼。
在李世民还是秦王时，大唐朝靠他一个人就能包打天下。而且其麾下文有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武有尉迟敬德、程知节、侯君集，都是一顶一的人才，哪儿就缺个苏定方？等到李世民当上皇帝没法亲自上阵了，又有李靖、李世勣双星闪耀，在贞观年间拳打四面脚踢八方，几乎是战无不胜，还是不愁没人用。
有人可能会提出质疑，难道李世民就不想着替这帮老将们培养接班人吗？可问题是所谓的“老将”根本就不老啊——在李大帝登基时李世勣和张公谨才34岁、长孙无忌31岁，段志玄更是不满30岁；就连在贞观年间不再受到重用、进入半退休状态的尉迟敬德也不过43岁、程知节39岁、李孝恭37岁——说他们正当壮年都嫌夸张了，绝大多数还没进入武将的成熟期呢。
就像10多年前巴萨还是“宇宙队”时，在梅西、哈维、伊涅斯塔的巨星光芒下，如博扬、法布雷加斯、多斯桑托斯之类的后起之秀们就只能靠边站。人们无法想象仅凭一个培养新人的名义，就能让博扬把煤球王撵到替补席上去。
当然苏定方被雪藏20多年的理由，并非仅限于此。
说起贞观年间事，都少不了一句君明臣贤的好评。如果要再加上一句的话，那差不多就是和谐社会了，至少在朝廷上是如此——李大帝虚心纳谏，御下宽厚，麾下的名臣良将们也各安其职，相得益彰。就连侯君集、张亮这样打算造反的，李世民杀人都杀得温情脉脉，给人以仁至义尽的感觉。
不过上述待遇只有皇帝陛下的嫡系才配享有。对于杂牌，李渊和李世民父子的表现即便不如刘彻、朱元璋那么刻薄，但也没好到哪儿去。
比如盛彦师。这个在某些史家笔下才华、谋略堪比李靖、李世勣的一代名将，论资历那是在李渊晋阳起事后立即率兵来投，比房玄龄、杜如晦“从龙”时间还早，堪称根红苗正；论忠贞，盛彦师曾被徐圆朗所俘，后者以死相挟令他写信给弟弟，劝其携城投降，且看老盛写的是啥：
“吾奉使无状，被贼所擒，为臣不忠，誓之以死。汝宜善侍老母，勿以吾为念。”（《旧唐书·卷六十九·列传第十九》）
结果老徐倒被感动得一塌糊涂，直到其败亡也没舍得杀掉盛彦师。
论战功，在李密、王伯当叛唐时，盛彦师识破前者声东击西之计，设伏将其一举歼灭，因而受封为葛国公、官拜武卫将军、镇守熊州（今河南宜阳）。
这样一个后来没准能入凌烟阁的名将，结果却被李渊以莫须有的罪名随便杀掉了——武德五年（公元622年）盛彦师受命出征之时，潭州刺史李义满将私怨诉诸公事，拒绝供应粮草，故而被盛彦师抓捕下狱。等到李渊下诏开释时，李义满已经忧愤而死，这下子盛彦师肯定是惹了一身的麻烦，但正常情况下也仅是麻烦而已，谁也没想到李渊竟因此直接把他砍了……
遭受类似待遇的，可不止一个盛彦师。弋阳郡公卢祖尚因为不愿意去交州（今越南北部）任职，就被李世民直接砍了；弘农郡公刘世让能征善战，出镇马邑时突厥人“惧其威名”，便设反间计污蔑他与处罗可汗合谋造反，于是一向英明神武的李世民连调查的程序都省了，直接处死刘世让了事；平原郡公刘兰和武连县公李君羡，更是仅仅因为“谶言”就直接被李世民斩了脑袋，话说这事要是摊在别人身上，可没见过这位太宗皇帝有这么迷信。
其实这几个倒霉蛋跟苏定方一样，在大唐官僚体系中都算是杂牌，而非皇帝的嫡系。相对而言，老苏的运气还算好的，起码没把小命丢了、还能熬出个建功立业的机会不是？
04
那么谁是嫡系？牌子最硬的当然是以官方名单为准，即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公布的太原元谋功臣十七人和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由阎立本在凌烟阁内绘像的二十四功臣。
当然啦，即便入围这两大名单也不意味着万事无忧，毕竟一朝天子一朝臣嘛。像是唐高祖李渊最宠信的裴寂，在李世民登基后不久就找了个茬流放去了静州（今四川旺苍）。连功高位尊如裴寂都自身难保，其他人就更不用提了，像是刘世龙被以罪配流岭南、张平高因妖言获罪免职、李高迁以战败之罪除名徙边、赵文恪因弃城逃亡被赐死——除了最后这位，都是李世民登基后就迫不及待干的。
有李大帝做初一，就别怪别人做十五。所以后来唐高宗李治就流放了长孙无忌并逼其自尽，又借房遗爱谋反案把房玄龄撵出了他爹的宗庙（停玄龄配享），紧接着武则天又以李敬业谋反为名将李世勣掘墓砍棺。当然女皇姐姐玩这出儿还是跟她前夫或者老公公学的——当年魏徵死后，李大帝为了发泄那憋了半辈子的邪火，就非得刨了人家老魏的坟头。
嫡系尚且如此，就别提像苏定方、盛彦师之类的杂牌了。
那么嫡系与杂牌之分是咋来的？
就拿李世民来说，他的嫡系班底中最核心的小圈子就由李大帝的元随旧部和以妻族为主的亲戚组成，包括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段志玄、侯君集、高士廉、长孙顺德、柴绍等人。这批人的特点是从晋阳起兵前后就开始追随李世民（或他爹），基本没有过背叛的经历，不但功勋卓著而且经受过玄武门之变等重大考验，是他最信任的臣子。所以后来侯君集谋反被抓时，李世民替他求情很可能是真心实意的，而非全都是惺惺作态。
在此之外的一个圈子，组成成员包括李孝恭、萧瑀、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刘政会、唐俭。这些基本都是武德年间受李渊重用过的老臣或宗亲，而且要么早早死掉了要么跟李世民的关系一直不错，在玄武门之变中的立场也没什么问题，所以李世民对他们予以重用或尊重。毕竟老爹还当着太上皇呢，他也不好将武德旧臣一网打尽不是？
再外围的一个圈子就比较有趣了，基本都是有降臣叛将组成，而且似乎背叛的次数越多还越受信任和重用——李靖、张亮、张公谨、李世勣在降唐之前都有过仕隋或瓦岗寨的背景；尉迟敬德先是当过隋朝的兵，又认刘武周当老大，最后才降唐；程知节也在瓦岗败亡后跟过一段王世充，然后才追随的李世民；在演义中号称“忠义无双”的秦琼秦二哥，则有过“四姓家奴”的黑历史，先后仕于隋、瓦岗、王世充与唐；至于以千古人镜流芳青史的魏徵，更是曾七降七叛，差不多应该是历代名臣贤良中跳槽记录的保持者了。
这就有点见鬼了，像苏定方、盛彦师、卢祖尚、刘世让等人不论能力、功勋还是资历都不差，说到人品、信用更是能把上述的那些墙头草甩出几条街，为啥就混成了杂牌？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靠山不够硬、关系不够强。就拿凌烟阁二十四功臣来说，其中大半出身世家豪门，剩下的要么是士族家的女婿，要么是父祖世代官宦，反正统统都是各种“二代”，出身贫贱的只有张亮一人而已。而杂牌们的出身也很一致，要么是落魄小士族（盛彦师），要么是地方豪强（苏定方、卢祖尚、刘兰等），跟人家嫡系相比就是帮小虾米，随便掐死也不会引起什么反响。相反要是李大帝随便找个烂借口弄死个嫡系试试？保证地动山摇。
所以李世民跟杨广一样，一生都在矢志不渝的斗士族。只不过跟他表叔相比，李大帝比较有耐心，手段也比较温和圆滑，最多也就是在魏徵死后刨个坟头而已，所以才没搞出那么大的动静。
从这个角度看，所谓嫡系不过是皇权与臣权斗争妥协的结果，而杂牌就不一样了，随时随地都可以拿来当皇帝的出气筒或者痰盂。
杂牌们当然也不仅是出气筒和痰盂。在皇帝的眼中，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比嫡系还危险。
皇帝之所以讨厌士族，就在于这些传承了数百甚至上千年的豪门子弟相对于皇权，更忠于自己的家族。所以每逢乱世他们总是多头押注，一旦押错了就会毫不犹豫的抛弃失败者、投入胜利者的怀抱，所以才造成了初唐时的朝堂上降臣遍地走、叛将多如狗的壮观场面。不过越是大世家，顾忌就越多、拖累也越多，所以软弱性、妥协性也就越强。所以一旦遇到涉及到身家性命的大赌局，比如逐鹿天下时，他们更愿意押注在强者身上、当个投资者，而非亲自下场当庄家。
所以对于皇帝而言，士族门阀更像是依附在皇权上的寄生虫，会吸血、会分食，但一般不至于把宿主也弄死，因为那对谁都没有好处。尤其是面对李渊、李世民这样的明君雄主，他们会表现出更强的妥协性和顺从性，所以皇帝对他们只需警惕即可，无须防备过甚。
而杂牌们就不一样了。在皇权与士族共治天下的局面下，他们压根没有往上爬的机会，只会在权力的高塔上不断坠落。唯一改变命运的机会就是乱世——且看隋末那些插起反旗的枭雄反王们，李密、萧铣、薛举、王世充（王世充本是西域胡人，支姓，随母改嫁入霸城王氏后易姓）是落魄士族，窦建德、杜伏威、刘武周、梁师都等大多为地方豪右，都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的主儿。
对他们来说，乱世才是天堂，太平就是地狱。
所以类似“当有女武王者”（《新唐书·卷九十四·列传第十九》）之类的“妖言”要是落在魏徵、李靖等人头上，李世民可能只会付之一笑。可要是跟像刘兰、李君羡之流天生就带有造反基因的家伙沾了边，李大帝就得忙不迭的操起屠刀了。
事实上在大唐朝立国以后，除了世家子弟和各种“二代”们，出身寒微的庶族子弟就很难出头，哪怕再有本事都不行。比如在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有骁将席君买仅凭120名骑兵就平息了吐谷浑叛乱，还阵斩敌酋：
“丁巳，果毅都尉席君买帅精骑百二十袭击吐谷浑丞相宣王，破之，斩其兄弟三人。初，丞相宣王专国政，阴谋袭弘化公主，劫其王诺曷钵奔吐蕃。诺曷钵闻之，轻骑奔鄯善城，其臣威信王以兵迎之，故君买为之讨诛宣王。国人犹惊扰，遣户部尚书唐俭等慰抚之。”（《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六·唐纪第十二》）
话说小席的骑兵战术可谓玩得出神入化，比苏定方收拾颉利还猛。可就这样一个有可能潜力无限的名将胚子后来咋样了？完全没有后来，史书中再也没有出现过席君买的名字。
从这个角度看，苏定方只是被冷藏而非一刀砍了，后来还有机会在唐高宗朝名将凋零时被拎出来当“廖化”，除了得谢天谢地，更得感谢“皇恩浩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