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熙七年(1180)庚子，陆九渊四十二岁了。回想鹅湖盛会，一晃就是五年。
五年间时殊事变，幸与不幸，纷至沓来。他还来不及总结槐堂教学和鹅湖论辩的得失，心灵的负荷已经超过了他的承受力。四年前的春天，继母邓氏丁忧；今年春天，又听说“东南三贤之一的”张栻(南轩)先生晏驾；深秋，季兄陆九龄病逝，他再也听不到七九哥的教诲了!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陆九龄在鹅湖与会时，“湖南茶寇剽庐陵(吉安)，声摇旁郡，人心震摄。旧有义社以备寇，郡从众请以九龄主之。”(《宋史》卷四百三十四12878页)后至兴国军(江西兴国)任教授。“及至兴国，地滨大江，俗俭啬而鲜知学。九龄不以职闲自佚，益严规矩，肃衣冠，如临大众，劝绥引翼，士类兴起。不满岁，以继母忧去。服除。调全州教授(全州—广西全县，湘桂通途，南宋属荆湖南路)未上，得疾。”(《宋史》12879页)九龄是在夏中得“寒热之疾”(疟疾)，接着是“脾泄”(转痢)，忽好忽坏，卧床数月，服药无效。“先生虽卧病，见宾客必衣冠，举动纤悉皆有节法……先生未尝不以天下学术人才为念。病中言论，每每在此。”(《陆集》316页)九月廿九日，坐于床，问疾者必留与语；幼者人人有所训，谈笑欢如也。”(同上)夜深人静，问疾者和亲人们都走了。老槐树摇曳着秋风，瑟瑟作响，陆家老屋一片死寂。儿子陆艮之(伯山)在床边侍候(九龄夫人王氏早逝)。子寿忽喊：“子静，子静。”伯山说：“叔叔回滋兰休息去了。他熬了几个夜，今日在此一天，明早再去喊吧？陆九龄只好罢了。他长叹一声：“比来见得子静之学甚明，恨不更相与切磋，见此道之大明耳。”随即要儿子搀扶，自己勉强支撑着起床，整衣襟、理须髯；然后正卧，将两手叠在腹部，不复言笑，在窗外钡(cong)铮铮( zheng)凄凄切切的秋声中逝世！享年四十九。当陆家老屋报丧时，青田全族哀哀痛哭。子静从五里外的滋兰赶来，跪拜叩头，无限悲痛。从此他失去了七九哥，一位良师，一位亲人，一位人生旅途上耳提面命的长者。当侄儿伯山转告父亲临终的话语时，子静泣不成声，昏厥在地。
在办丧事中，子静含泪执笔写《全州教授陆先生行状》。他原想鹅湖之会”细述，一想七九哥生前常说的话，自觉不妥，只好一笔带过。当他写到：
先生(指陆九龄)曰：人之惑，固有难以口舌争者。言之激，适以固其意，少需之，未必不自悟也。扞格忤狠之气当消之，不当起之。责善固朋友之道，圣人犹曰：不可则止，况泛然之交乎？又况有亲爱之情者乎？虽朋友商榷，至不可必通处，非大害义理，与其求伸而伤交道，不若姑待以全交道。且事有轻重大小，吾惧所益者小，所伤者大，所争者轻，所丧者重故也。然有时而遽言之，尽言之，力言之者，盖权之以其事，权之以其人，权之以其时也。(《陆集》316-317页)不禁泪下如雨。一时，鹅湖之会的情景都到眼前来。七九哥“全交道”之论，是处世之谈，也是至理名言。虽说自己在鹅湖粗心浮气，但并非“杆格忤狠之气”；何况事关明“道”，自己是“遽言之、尽言之、力言之者”，无非没有注意“权事、权人、权时”…子静心中是无大悔的。
他只是“拗”吗？
五年前，他和七九哥因闻警从鹅湖急赶回家时，就对湖南茶寇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汉书龚遂传》有：“海濒遐远，不沾圣化，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民不聊生，为饥寒所迫，只有上山为寇，就像小孩子戏弄兵器于积水的潢池内一样，不是真正的叛逆朝廷，举旗造反。七九哥替代已死的陆谔，自愿主“保伍”是可以的，但他不主张和茶农兄弟打仗。后在《祭吕伯恭文》中，他写道“潢池之兵，警及郡界；亟还亲庭，志不克遂”用上“潢池”这一典实，即是他“拗”的表现之一。
易简“心学”是汲取了南禅“曹洞宗”顿悟派大智慧的。这一点他是始终承认的，但这决不是“禅”。
在槐堂教学时，不知从哪儿刮来阴风，流言蜚语，硬说“金溪之学是禅”，弄得槐堂人心惶惶。临川吴金玉先生来去槐堂最后承认此处是“圣学”就是个明显的例子。最近，学生曹立之又听信“陆门是禅”的谗言，有逃“禅”之意，看来他非高度警惕不可。“鹅湖之会”的第二年，他在《与王顺伯》的信中写道：
兄弟两与家兄书，大概谓儒释同，其所以相比配者，盖所为均有之者也。某尝以义利二字判儒释，又曰公私，其实即义利也。儒者以人生天地之间，灵于尊物，贵于万物，与天地而为三极。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人而不尽人道，不足与天地并世；惟利惟私，故出世。儒者虽至于无声、无臭、无方、无体，皆主于经世；释氏虽尽未来际普渡之，皆主于出世。今习释氏者，皆人也。彼既为人，亦安能尽弃吾儒之仁义？彼虽出家，亦上报四恩(30。日用之间，此理之根诸心而不可泯灭者，彼固或存之也。然其为教，非为欲存此而起也，故其存不存，不足为深造其道者轻重。若吾儒则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释氏可怜悯者，为未出轮回，生死相续，谓之生死海里浮沉。若吾儒中圣贤岂皆只在他生死海里浮沉也？彼之所怜悯者，吾之圣贤无有也。然其教不为欲免此而起，故其说不主此也。故释氏所怜悯者，吾儒之圣贤无之；吾儒之所病者，释氏的圣贤则有之。试使释氏之圣贤，而绳以《春秋》之法，童子知其不免矣。从其教之所由起者观之，则儒释之辨，公私义利之别，判然截然、有不同者矣。”(《陆集》17页)这封信，七九哥生前也是赞许的，难道用“公私义利”言“儒释之分”，又是他“拗”的表现之一吗？
说他“心高气傲”、“目中无人”；在张先生逝世的凶讯传来，他不无深悼。《与包显道》信中写道：“南轩物故，何痛如之！吾道失助不细。近方欲通渠书，颇有所论，今遂抱恨矣。”(《陆集》85页)南轩先生为湖湘学领袖，虽未谋面，但他也和元晦先生一样，指责陆学为“禅”，有过之而无不及。正想和他通讯请教，却传来他的死讯。子静视此为“吾道”(即儒教)之大损失。他虚心向“东南三贤”请教，“颇有所论”，探求“救儒复圣”之道。这是“目中有人”，还是“拗”呢？
子静今年搬到滋兰居住来了。“滋兰”是书斋名。在距离青田里南五里的红壤山岗上，靠毛坊很近(今名：毛坊殿)。这是“陆家老屋的祖业，有围林屋宇；虽说简陋，却也幽静可人。槐堂弟子越来越多显得屋宇狭窄，人声嘈杂；加上“存斋”二字与人巧合，书斋起名“存”的不少。据他所知，元晦就在年轻时写过《存斋记》：“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为万物之灵者，心而已矣。然心之为体，不可以闻得，不可以思虑求。谓之有物，则不得于言；谓之无物，则日用之间，无适而非是也。君子于此，亦将何所用其力哉？心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则存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久，久而熟，心之为体，心将了然有见乎参倚之间，而无一息之不存矣。”
因此，陆九渊决定将此旧屋稍加修葺，颜之曰：“滋兰”。因为平日最喜读屈原大夫的《离骚》经，取“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之意，寓为“内圣外王”广泛地培养人材。他写给包显道的信中说：“某今岁与朋友读书滋兰。在敝居之南五里许，密迩毛坊大路。诸况明甫必然言之。写至此，方记得曾与显道一到其下议事来。但当时未有滋兰之名耳。(《陆集》85页)这些时，因七九哥之死，他陷于深深的悲痛中，整日在“滋兰”书斋闭门不出。好在春弟出出进进，与他作伴，稍解寂寞。春弟从鹅湖回来以后，常对人吹嘘五相公六相公如何如何，在鹅湖与元晦先生辩大道……鹅湖山顶上的黑仙鹅也下凡托梦，打得老虎落荒而逃 他会下围棋。曾经与桂店(鹰潭)的来客制子手谈，杀得天昏地暗。
他又喜欢讲民间故事，加上自己的创作，添油加醋，神乎其神。子静听了，一笑置之。庚子年除夕，是在沉闷、忧郁的气氛中度过的。正月过去了，春天又来到人间。二月春暖，“滋兰”小圈里柳丝袅金，桃枝绽蕾，蓬蓬的马蹄香(即：杜衡)放出一阵阵浓郁的暗香。这时，陆春弟满头大汗地跑进来：“六相公，你不是说去游匡庐么，带我去吧？”子静说：“不。这回要带几个学生去见元晦先生。我是去请他为七九哥写铭文的。你就不必去吧。”春弟年轻，身强力壮，好游山玩水，听说这回不让他去，已经不高兴，撅着嘴唇说：“不要我去…六相公你会吃亏的…”子静心里烦躁：“什么意思？多谢好意。不必替我担忧。”春弟还在唠叨：“元晦先生手下人多。如今庸斋先生又过世了……六相公单枪匹马去匡庐，就不怕吃亏吗 再说，最近听说朱熹说你教学不行，说话有个黑什么……黑……啊，对了，有个黑腰子呢！”
子静心里一惊，又觉得好笑，随即镇静下来：“春弟，读书人之间的事复杂呢。元晦兄比我大九岁，学问很深，够得上做我的先生……你就别管了，还是在家帮陆家老屋多划算春耕春种，少管些是非，好吗？
滋兰书斋外，一声声：“布谷！布谷！”杜鹃鸟在远处啼叫。
陆春弟走后，子静更是烦躁不安。他手踱步走来走去……什黑腰子”？又是白鹅，又是红鹅，又是黑鹅，如今又来了个“黑腰子”！“为学之方譬如腰疼”，他为什么那么喜欢说“腰”字？……我的教学有什么“黑腰子”？他说闲话也太多了！明日“南康之行”会是什么结果呢？
陆九渊陷入深深的思索。他还在踱步，轻轻地讽咏着《离骚》中的诗句：
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恐鹈(tjue)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