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对原则的坚守远不同于当时士大夫群体类似的对皇帝权威的挑战行为。
士大夫群体天然地有一种对皇帝权力扩充的担忧。在明代这表现为士大夫群体坚持“礼”在君上的原则。比如大礼议事件中，群臣对皇帝守礼的约束要求只是表象，背后是对皇帝权威的约束。
参与过群臣“伏厥”抗争的礼部尚书姚夔直言：“天下之大，万世亦将有言之，岂能保其终无据理改改而从正者乎？”。
他将“理”视为终极的判断标准，并把“礼”视为“理”的外显，不惜与皇帝发生冲突。
在这种权力的争夺中，维护礼法传统始终是士大夫阶层能够借助的一种工具。而海瑞则直接打破了这种政治默契，非常理想主义地使用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来反对皇帝。
这样的格格不入为海瑞招来不少的排挤。
一方面海瑞坚决不同任何士大夫站队，行事风格完全依照自己心目中的儒家标准来，让他遭到了士大夫群体的排斥，但这又让他能够获得皇帝的认可。
例如他任职应天巡抚期间，裁减邮传冗费，影响了过往的士大夫接受政府服务。一度有官员上书认为海瑞“滞不达政体，宜以南京清秩处之”，但却得到皇帝“优诏奖瑞”，离职时“小民闻当去，号泣载道，家绘像祀之”（《明史·海瑞传》）。
最“恶劣”的是海瑞临死前还一度上书要求加大对贪官的刑罚，甚至希望恢复朱元璋时期的残忍酷刑。
这使得他遭到了严重的舆论抨击。类似的遭到各路官员排斥的事情贯穿了海瑞的政治生涯，无论是清官还是贪官，都与海瑞有着矛盾。
连一代名臣张居正都“惮瑞峭直，中外交荐，卒不召”（《明史·海瑞传》），也对海瑞的正直忌惮三分。
但海瑞在皇帝心中的形象也并非完全正面，也是相当矛盾的。在嘉靖皇帝读完《治安疏》后，第一反应是下令“趣执之，无使得遁“，但转念又重读奏章，“为感动太息，留中者数月”。
这期间他一度感慨海瑞“可方比干”，但又坚持自己不是商纣王。最终皇帝仍下令抓捕海瑞并判处死刑。这种反复的态度充分说明了海瑞在当时士大夫政治生态中实在是个另类。
在我看来，士大夫政治中存在着的“阴阳协调”同《万历十五年》中所载有略微不同。
此时的阳尽管仍然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口头公认的政治理想，但“阴“则不仅是私欲，更是一种难以被抬上桌面的政治手腕。
通过“阴”，士大夫群体内部实现一种政治默契，用以达成各自的私利，或者互相尊重这种私利获得的途经，以达到士大夫群体利益的最大化，实现士大夫政治团体纷争的同时维持对外的一致形象。
但海瑞明显过分强调阳的一面，无视士大夫政治的阴，直接忽略了党争激烈的时代背景。他不一定要有自己的私利，但却破坏了士大夫群体内部的政治默契，既没有能够互保的群体，又没有获得皇帝的一以贯之的支持。
他的政治生涯因此注定了充满波澜，且并没有多少真正有价值的政治成果，最终只能以一种无比清廉刚正的形象被世人歌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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