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人有道

常人有道

《传习录·答陆原静书（15）》：

来书云：“聪明睿知，果质乎？仁义礼智果性乎？喜怒哀乐果情乎？私欲客气果一物乎？二物乎？古之英才，若子房、仲舒、叔度、孔明、文中、韩、范诸公，德业表著，皆良知中所发也，而不得谓之闻道者，果何在乎？苟曰此特生质之美耳，则生知安行者，不愈于学知、困勉者乎？愚意：窃云谓诸公见道偏则可，谓全无闻则恐后儒崇尚记诵训诂之过也。然乎？否乎？”

性一而已。仁、义、礼、知，性之性也，聪、明、睿、知，性之质也，喜、怒、哀、乐，性之情也，私欲、客气，性之蔽也。质有清浊，故情有过不及，而蔽有浅深也：私欲、客气，一病两痛，非二物也。张、黄、诸葛及韩、范诸公，皆天质之美，自多暗合道妙，虽末可尽谓之知学，尽谓之闻道，然亦自其有学，违道不远者也：使其闻学知道，即伊、傅、周、邵矣。若文中子则又不可谓之不知学者，其书虽多出于其徒，亦多有未是虚，然其大略则亦居然可见，但今相去辽远，无有的然凭证，不可悬断其所至矣。

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若无有物欲牵蔽，但循着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但在常人多为物欲牵蔽，不能循得良知。如数公者，天质既自清明，自少物欲为之牵蔽，则其良知之发用流行处，自然是多，自然违道不远。学者学循此良知而已。谓之知学，只是知得专在学循良知。数公虽未知专在良知上用功，而或泛滥于多岐，疑迷于影响，是以或离或合而末纯：若知得时，便是圣人矣。后儒尝以数子者，尚皆是气质用事，末免于行不著，习不察：此亦未为过论。但后儒之所谓著、察者，亦是狃于闻见之狭，蔽于沿习之非，而依拟仿像于影响形迹之间，尚非圣门之所谓著、察者也。则亦安得以己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也乎？所谓生知安行，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说；若是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虽在困勉之人，亦皆可谓之生知安行矣。知、行二字更宜精察

大意是：

陆澄来信说：“聪明睿智，果真是人的禀赋吗？仁义礼智，果真是人的天性吗？喜怒哀乐，果真是人的性情吗？内心的私欲和外来的邪气，是一个东西，还是两个东西？古代的英才，比如，张良、董仲舒、黄宪、诸葛亮、王通、韩琦、范仲淹等等，道德和功业都很突出，这些都是从他们的良知中生发出来的，但不能说他们是得道的人，这又是为什么？如果说这些都是因为他们有很好的天资，岂不是说生知安行者，还不如一些学知利行、困知勉行的人吗？我的意思是：说这几位先贤对道的认识还有偏差，那也是可以的；进而，说他们对道完全没认识，恐怕就是在说他们这些人都是后儒们吹捧（崇尚记诵训诂）出来的了，是这样的吗？”

性只有一个。仁义礼智是性的本性；聪明睿智是性的禀赋；喜怒哀乐是性的性情；内心的私欲和外来的邪气是性的蔽障。禀赋有清浊之分，所以性情有过和不及两种情况，蔽障有浅深不同。至于内心的私欲和外来的邪气，是一个病两处疼痛，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张良、黄宪、诸葛亮、韩琦、范仲淹等人，都有很好的天资，自然更有可能暗合大道，就算不能说他们完全明白圣学，也会有他们自己独到的理解，离大道不远了。如果让他们学了圣学知道了道义，他们就能成为伊尹、傅说、周公、召公。要说王通，不能说他不明白圣学。他的书虽多出自他弟子之手，有的地方还不太对，但他的学问大体上是清晰的。因为相隔时间太长了，找不到确切的证据，不能武断地说他进展到了什么程度。

良知就是道。良知自在人心，不但圣贤，常人也没有不是这样的。如果没有物欲牵挂障蔽，沿着良知指引的方向发展下去，就没有不是道的。但是，常人多为物欲牵挂障蔽，不能沿着良知指引的方向走。像前边提到的几位先贤，天资本身就很清明，当然很少有物欲把他们牵蔽，他们的良知得到的发展自然就多，当然会违道不远。学生就是要学会怎样按照良知指引的方向发展。说会学习，就是知道在学习怎样按照良知指引的方向发展这件事上专心用功。几位先贤，虽然还不懂得在怎样按照良知指引的方向发展这件事上专心用功，有的人兴趣广泛，受到别的东西影响，所以有时会发生偏离，还不够精到。如果理会了这些，他们都是圣人了。现在的儒家说他们这些人，只是意气用事，未免落入“行不著，习不察”境地。这难道不是在用自己的糊里糊涂，来解释别人的清晰明白嘛！生知安行中的“知”“行”二字，是从用功上说的。如果知行的本体就是良知良能。那么，就算是困知勉行的人，也可以说是生知安行了。所以这“知”“行”二字，更应该精细地理解。

中国人的特点是：概括性思维比较强，而严谨、精细的理性思维相对较弱，似乎是这样的。其实什么样的思维，那得看在做什么样的事。我们的主流文化是官本位的，官是管理者，当然需要概括性的思维。而到了实实在在的、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那里，他们以生存为第一原则，那种概括性的思维对他们没有，只有理性思维才是实用的。这样说来，真正的主流文化在民间，是以理性思维为基调的文化。上述的官文化只是表面的、显式的文化。

发觉深藏于普通老百姓中文化，试图使其登上大雅之堂，王阳明是凿开那洞，让光透进来的第一人，尽管那个洞还是不很大。

王阳明说“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这说明他看到了常人闪光之处；然而，他又说“常人多为物欲牵蔽，不能循得良知”，可见，他看问题还不够彻底，或者说不敢、不愿意把问题说清楚。

说到“道”，说道“良知”，官和民，谁的道行更深？当然是民，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是以理性思维为基调的，更具备持续能力、传承能力。而概括性思维只是空虚的抽象，虽然说不可缺少，但不能独行（理性思维也不能独行），不能成为一种基调。所以说：常人有道。

这里还得讲一讲“物欲”的问题。王阳明自己说“明善”是自私自利，“善”并不是最好的东西。那么什么是最好的东西呢？个人的价值须通过人人来实现，实现过程才是最好的，在这里有“善”但不仅仅有“善”，或者说不能用“善”来规定，也不能设定为“善”。但可以设定为“物欲”，只要这个“物欲”是个人的，也同时是人人的就行。例如做鞋子的工匠，无疑他做鞋子就是为了养活一家老小，是物欲，也是私欲；但这个物欲同时也是为了大家有鞋穿，认认真真地做事，不偷工减料，那么他的这个物欲，同时也是“公欲”；私欲和公欲是同一的，统一于这位鞋匠的行为当中，生意当中。这就是“常人之道”，是真正的良知。

一时之念，不知对不对，权且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