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大赦死囚犯的故事，到底是真是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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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十二月。

又到了每一年的行刑季节。

据《礼记・月令》中载，“孟秋之月…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鹰乃祭鸟，用始行戮。”

古人对于生死多有敬畏之心，行刑与时令总被连接在一起。

据《左传》中载，“古之治民者，劝赏而畏刑，恤民不倦。赏以春夏，刑以秋冬。”

秋冬的肃杀氛围，自然就被认定为，适合处决犯人。

春夏适合施行封赏，秋冬自然就要收割…

汉代的董仲舒提出，“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庆、赏、罚、刑与春、夏、秋、冬以类相应。”

更是将这一理论，上升到了顺应天意的境界。

到了唐代，处决死刑犯的时间定在了每年的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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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由大理寺报上来的卷宗上面，有三百九十名死刑犯名字。

按照唐代制度，这些人需要由唐太宗亲自最终裁决。

这项制度被称为，录囚。

此制度最初的想法，是监督刑审部门，防止存在拖延判决的现象。

随着发展，逐渐也有了杜绝冤假错案的用意。

特别是被定性为死刑的犯人，需要由皇帝对其罪行进行最后的考量。

一般在太平盛世时期，除了罪大恶极者，皇帝通常会从轻发落，以彰显明君的风范。

唐太宗李世民，看了看这些卷宗，有一个想法冒了出来。

他要搞一次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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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死囚最近表现怎么样？

大理寺卿如实上报，状态不是太好。

废话，都要被执行死刑了，谁还兴高采烈的。

这三百九十人真是人生百态。

有的幡然醒悟，终日大哭不止。

有的觉得委屈，还没有娶妻生子。

有的想起了家中孤儿寡母，从此无人照看。

看来，真是个个都有心愿未了啊。

只要心中还有挂念就好！

李世民告诉大理寺卿，这三百九十人都放回家吧。

您说什么？

臣耳朵里长毛了，没听清楚！

你没听错，就是放他们走。

不过，只给他们一年的时间。

想照顾父母的，好好尽孝。

还没孩子的，抓紧时间生孩子。

重新做人是不行了，但是可以再做一年的好人。

一年之后，你们再回来挨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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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没人这么干过，的确是个创举。

可是，群臣恐慌，为什么呢？

这还用问？！

能够的上判死刑的，能有善茬么！

放将近四百个死刑犯回家，还约定一年后回来再行刑。

谁知道会不会横生出什么变故，到时候出了乱子可怎么办？

可是，唐太宗已经开了口，这话就不能吞回去了，不办也得办。

苦了这些大臣，乐坏了那些死囚。

在一片“皇上圣明”的欢呼声中，三百九十名死囚开开心心的回家去了。

幸福的时光总是过的特别快。

一年的约定转眼到期了，正当众臣准备看李世民的笑话时，奇迹出现了。

三百九十人，悉数归来。

举国哗然啊，太诚信了！太感人了！

要知道，这可是将近四百名重刑犯，居然可以做到信守承诺，太不可思议了。

唐太宗龙颜大悦，所有人，大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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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君盛世，万民之幸！

群臣一片歌功颂德之声，李世民脸上有面子。

这件事在《新唐书》中记载为，“太宗亲录系囚…纵使归家，期以来秋就死…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率，皆如期自诣朝堂…上皆赦之。”

魏征、虞世南等人专门作词，演练出了《七德舞》，专门用来歌颂这一盛举。

白居易也曾做过一首诗，“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

这个故事，听起来是不是有一些匪夷所思？

不仅是我们这样想，历史上也有人提出了质疑。

欧阳修曾写过一篇《纵囚论》，其中提到“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

他认为，犯了刑法的人，就必须要受到惩罚，天子随意开恩大赦，对得起被他们伤害的人吗？

而且，这些穷凶极恶之徒，为什么能够忽然集体醒悟人生，难道是被洗脑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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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认为，这本就是唐太宗与死囚犯们达成的约定，一个不能被公布于史册的约定。

那就是，你们不逃跑，一年后就全部赦免，逃跑一个，一个也别想活。

生与死的利诱之下，这些人选择了听话，安心做一年演员！

三百九十人得到了活下去的机会，唐太宗赚得了千古美名。

何乐而不为？

这就是《纵囚论》的最重要观点，“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

历史上，支持此观点的，大有人在。

清代的王夫之，干脆认为唐太宗“必其诈也。”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些死囚根本没得选择，只能跟李世民做交易。

因为，他们逃不了。

贞观年间，法令森严，乡里实行连坐，这三百九十人能逃哪去？逃跑的代价太大！

说白了，在明岗暗哨的监督之下，没有逃的可能。

只能乖乖的配合唐太宗演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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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开始得到皇位，但是杀戮兄弟、逼迫父亲的名声始终伴随着他。

立志做千古帝王的他，十分在意自己的羽毛，想要修补污点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究竟是天恩感化的机遇，还是假仁假义的帝王作秀，已经无法论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