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日本对中华文化的引进

 唐晓敏

     隋唐是中日文化交流十分活跃的时期，从 7 世纪到 9 世纪，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在引进吸收发达的中华文化方面，日本民族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日本经济还比较落后，中央财政贫乏，为了组织一次“遣唐使”到中国，需要用3年的时间来筹备财物。日本当时科技也落后，尚无能力织出一个船帆来，因此当时使用的船帆，其实是竹帘做的帆。因竹帘帆效果不够好，为了保证船的航行速度，需要大量的船工来摇橹。   遣唐使船从奈良附近的大阪港出发，最终抵达中国的宁波往往需要1个多月的时间。船上无法生火，因此所有的食品都是干货和腌制的酱菜。遇到大风巨浪，船只还有倾覆的危险。日僧空海随第 17 次遣唐使团入唐，当时共有四艘船只，空海乘坐的第一艘船及第二艘船到了中国，而另两艘船则下落不明。公元753年阿部仲麻吕、鉴真和尚归国，不巧途中恰遇飓风恶浪，吉备真备与弘扬华夏文化的伟大使者鉴真和尚，历尽颠簸，终于抵达日本，而阿部仲麻吕被迫漂流返回中国。公元835年，圆仁随团藤原常嗣为首的第18次遣唐使团，船队出海后不久即遇险，舟破折回待命。837年，第二次扬帆西渡，又遇逆风而被迫退回。直到838年第三次渡海，备尝辛苦，才抵达中国扬州府。在此条件下，日本人依然前赴后继到中国来学习，表现出不畏艰险而勤奋好学的进取精神。

日本的遣唐使团成员包括大使、副使及判官、录事等官员，还有文书、医生、翻译、画师、乐师等各类随员，每次还带有若干名留学生和学问僧。日本朝廷选拔的使臣大多为通晓经史、汉学水平较高、熟悉唐朝情况的第一流人才，留学生和学问僧也都经过严格选拔，有较高的文化学养，如阿倍仲麻吕“幼聪敏 ，好读书” ，原来在日本时就擅长于和歌，入唐后又精通汉诗 ，并进行汉诗的创作。空海少年时随舅父赴奈良学习儒学，18岁入大学博览经史，并对佛学产生浓厚兴趣。撰写《三教指归》，对中国的儒、佛、道三教进行分析比较。因对汉学和佛学都具有深厚基础，又仰慕中国文化，所以被选中留学唐朝。圆仁幼年就能诵读经典，同佛乘甚有机缘。15岁到京都府滋贺县比睿山，投师于日本天台宗创始人最澄门下。在入唐求法之前，圆仁和尚已成为日本天台宗的一位有影响的高僧。

日本留学生和学问僧到中国之后，并非是急功近利地把中华先进文化简单地“拿去”，而是安住于中国，潜心学习，常常是留学多年。如随第8次遣唐使团于 717 年入唐的留学生吉备真备留学1７ 年，在唐期间，吉备真备所学除《易经》、《诗经》、《书经 》、《礼记》、《春秋》等经书以外，还研读《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书，兼习法律、算术、历法书道之类。圆仁留唐10年，客长安六载。玄昉(?-746年)奉敕与吉备真备同时入唐，从智周学法相宗，留学20年。日本来隋唐的留学生和学问僧在中国长期潜心学习，并与中国高水平的知识分子多有交流。如阿倍仲麻吕入唐后供职于唐的朝廷，与众多的官僚诗人相识，包括王维 、储光仪、赵骅等等，还与李白结下了深厚的友情。空海于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来唐，在长安学习期间，遍访高僧大德，并与许多诗人交往；不仅研习佛教经典，还研习中国书法、文学。圆仁留唐近十年，他广泛寻师求法，曾到五台山巡礼，足迹遍及今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诸省，并留居长安近五年。

隋唐时期，日本对中华文化的引进是多方面的。隋唐时期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比日本发达，因此，中国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都是日本引进的对象。但日本引进中国文化也有一个重点，这就是作为精神文化主要载体的书籍。日本朝廷派出遣唐使的一个重要意图就是购求书籍。赴唐的留学生和留学僧也把购求书籍作为主要目的。据《旧唐书·东夷传》记载，日本遣唐留学生学习十分刻苦，“所得锡责，尽市文籍”。备真备735年归国时携带中国典籍1700多部书籍，内容包括政治、法律、军事、数学、天文、历法、音乐等诸多方面，其中明确记载的就有《唐礼》130卷，《大衍历经》1卷，《太衍立成》12卷，《乐书要录》10卷。空海从唐朝带回的经书，有新译佛经142部247卷，梵字真言赞42部44卷，论疏章等32部170 卷卷。并带走《刘希夷集》、《王昌龄集》、《朱千乘诗》、《贞元英杰六言诗》、《杂诗集》、《杂文》、《王智章诗》、《诏敕》等大批诗文作品。圆仁838年入唐求法，留唐10年，客长安六载，847年携带从中国求得的佛教经论、章疏、传记共585部、794卷经典归返故土。留学僧玄昉一次就曾携归佛教经论 5000余卷。最澄学成归国，带去128部（345卷）天台宗典籍及《天台圣教序》、《台州龙兴寺碑》、《王羲之十八帖》等17种书法碑帖。日本引进中华文化，重点放在书籍上，这是很有智慧的。因为文化虽然有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等多个层面，但其核心是精神文化。

日本留学生、学问僧学习和引进中国文化的过程，也正是他们在中华文化濡染熏陶下自身成长的过程。他们由此成为对日本历史有巨大影响的杰出人物。日本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汤川秀树曾这样评价空海大师：“在漫长的日本史上，空海是最多才多艺的人物。从世界范围来看也不逊于亚里士多德、达·芬奇之类的伟人，毋宁说更强。他活跃于宗教、文艺、美术、学术、技术、社会事业，领域如此宽广只能说是超人。”这一评价或许有些过高，但也说明隋唐时期日本对中华文化的引进，培养了日本历史上的一代雄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