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欧阳崇一书》写于嘉靖五年丙戌（1526年），先生五十五岁。这一年先生在浙江，写了多篇与诸生论学的文章。先生在龙场悟道以后，首倡“知行合一”；五十岁以后，直接讲的是“致良知”。
这篇文章和《告谕浰头巢贼》一样，是阳明先生的心法所在。
文中解答了很多关于致良知的一些问题，指出了我们学习致良知最根本的方法就是“诚”和“明”，明诚相生。如果有时间，非常值得多读原文的一篇。
先生说，我们去学习别人的见闻，就是“致其良知而求之见闻”了。我们平时在工作、生活中，不管怎么应酬，千头万绪，我们依良知而行就好。如果不是这样“日用常行之间”，我们的道又在哪儿呢？
大道不离居室，只是依良知而行。否则的话，这世上根本没有良知可致。所以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都是在依据自己的良知做事。
阳明先生说：“良知之外，别无知矣。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
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就是在拍着良心做事，只是在事实上，我们所处的“良知”境界比较低。我们与道的关系，不是0到1的关系，而是1到10000，甚至几万的关系，我们每个人所处的层面不一样，拍出来的良知，夹杂的私心程度就不一样。
对于我们来讲，所有的精进和学习，在工作中也好，生活中也罢，都是为了抵达更高境界的良知，才能更好启用我们原本的良知。所以我们今天的大众观念中，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但是作为初学者，很难进行辨别。
跳过似是而非的东西，我们直接从事上磨练，随时随地用这样的方法去抵达，去致良知。因为良知精精明明，只要我们诚于己，就可以每时每刻修习，而不必向外求于那些“见闻之末”。更不能专求于见闻之末！这点对于初学非常重要。
“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发用。”并非不能思，不能想，而是需要用良知之思，良知之想，这样就“莫非天理”。对于一个人来讲，你如果觉得发现不了自己的私欲，怕认贼做子，这样的想法有失偏颇，“盖思之是非邪正，良知无有不自知者。”这就是天理之昭明灵觉，是完完全全可以明了的。
我们的私欲不是看不清，只是不愿意听从良知的指挥！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良知都会给与我们一个正确的判断和提醒。故意不听自己的良知，才会导致“自私用致”。
良知之心从来没有变过，一直就在那里，只要我们随时打开良知的雷达，就能检测出私欲。
依良知而行，是“识”，更是“择”。
阳明先生说，我们所说的学致良知，就是孟子说的“必有事焉”。吃饭、走路，还是做任何事情，终身只是“集义”。义者，宜也。就是让自己的心得其宜。
无论任何情况下，能让我们心安理得！
所以，“君子之酬酢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
依良知而行，才能心安理得！
如果一个人做事情，从来不考虑良心安宁，而只看自己的得失、厉害，反复计较着做事，那就是“私自用致”，已经偏离良知的位置，也就是“妄行”。
君子素其位而行。
我从一五年开始接触阳明心学开始，觉得如雷贯耳。这是君子之道，圣贤才能做到。
作为我们普通人，首先尽量修行“所思不能出其位”，这样才会减少和杜绝“冥行”、“妄行”。谋其利之所不及，是自己各方面的道行还不够的原因。“自私用致”指导我们做出来的妄行，是不可能带来更好的结果的。
用到学习用功上，即是“君子素其位而学”。在当下，学处乎富贵，学处乎贫贱患难，学处乎此事，这才是我们致良知的一则诚，二则伪。如恶恶臭，如好好色。
一个人需要别人鼓舞才能做事情的话，就没有“诚于己”！
我们之所以做不到，不是不能，只是不能真诚地听从真正的良知，所以做出的决定在发心上就存在问题，最终即导致失败。
最后一小节，特别精彩。欧阳崇一问先生的话，是我们今天很多人的疑惑：我致良知了，用良心做事。可其他人却并不用良心对我，那我不是会受骗上当，会吃亏吗？
阳明先生擒宁王，只用了三十八天，在这件事情当中，就像一个大人对着孩子，拿宁王于掌中。所以，良知升起智慧和能量，能够看清事情的始终、本末，不会被人所骗。
“良知自在人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先天而天不违，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能量低的人，在真正有良知的圣贤面前，是无法隐藏的。
“不欺则良知无所伪而诚，诚则明矣；自信则良知无所惑而明，明则诚矣。明、诚相生，是故良知常觉、常照。常觉、常照则如明镜之悬，而物之来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
“易以知险，简以知阻。”
“至诚如神，可以前知。”
诚于己，信于人。让良知之心归于大道，潇洒地行走于天地之间，修幸福圆满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