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23日，我国政府宣布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打赢了脱贫攻坚战的最终胜利。
而就在5年之前，我国还有7000万人口没有脱贫，可想而知这一成果有多么的来之不易。
众所周知，我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强盛阶段。可即便如此，也是在两年前才彻底解决了全体国民的温饱问题。可我们要是翻开史书，却会发现在其中记载的所谓治世、盛世、中兴多如牛毛，而且看上去似乎日子过得都不差，起码好像没人操心过吃饭的问题。比如西汉的文景之治时因为钱粮太多用不掉、吃不光，以至于大量的腐烂坏掉；唐朝的开元盛世在诗人的笔下更是一副“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繁荣景象；哪怕是在我们印象中外有鞑靼、倭寇侵扰不绝，内有昏君、奸臣祸乱朝纲，百姓困顿不堪，被海瑞斥为“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的明世宗朱厚熜在位期间，也敢大言不惭的搞出了个“嘉靖中兴”：
“清勋戚庄田，罢镇守内臣，百吏奉法，苞苴路绝，而海内称治矣。”（《明世宗实录·卷二百二十一·嘉靖十八年二月乙巳》）
我特意在二十五史中翻了一圈，即便在肯定有所遗漏的情况下，白纸黑字的载入其中的所谓盛世、治世或者中兴就多达69个。
虽然我们都很清楚这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在吹牛皮或者胡说八道，但康雍乾盛世仍然是最特殊的那一个。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后世对其的评价多趋于负面。而最流行的一个说法，就是将康雍乾盛世称之为“饥饿盛世”。
可问题是我们的民族虽然有五千年的历史，却直到本世纪初才宣布消灭了贫困。那么包括康雍乾盛世在内，又有哪个所谓的盛世能喂饱天下人的肚子呢？
01
关于盛世、治世到底是怎么回事，史书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概念，但也并非无迹可寻。比如荀子就曾经说过：
“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荀子·天论篇第十七》）
所以按照儒家的观点，所谓的盛世、治世其实就是“太平清明”四个字而已。具体的标准可能包括以下几点，比如国力强大，对外能压制游牧民族的军事威胁，对内则能震慑一切“不臣”，战争影响对社会生产的影响较小，人民生活比较安定；比如政治清明，君明臣贤，贪官污吏以及腐化欺民的现象比较少；比如能够积累较多财富，百姓负担小，社会风气正；再比如对外影响力大，万国来朝，四夷臣附什么的。
差不多也就这些了。肯定会有读者朋友觉得不对劲——像是如今我们用来形容强国必不可缺的一些要素呢？比如经济繁荣、科技发达、思想活跃、文化昌盛、贸易繁荣、人民富裕都跑哪儿去了？对不起，这些真没有。虽然古代的那些所谓盛世、治世在我们看来大多是吹捧出来的，但吹捧也得有个限度。要是把条件限制得太高、太死，恐怕会吓得人家连牛都不敢吹了，那还怎么玩？
更何况在古人看来，我们今天非常看重的这些因素要么是“奇技淫巧”，要么是“小道末技”，压根就瞧不上。而且只要皇帝还在坐北朝南，这种思维定式就无法打破。
至于老百姓是否在所谓的盛世里挨饿，更好像从来就没人在意过。
因此如果排除掉在最近这100多年才在国人脑子里形成的价值观，而是按照过去几千年来的一贯标准，那么康雍乾三朝的134年间不仅是个毫无疑问的盛世，而且是个堪比文景、贞观的铁打般的盛世。
理由有一大堆，其中分量最足的就是赫赫武功。
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于公元1662年、也就是康熙元年登上皇位。恰好也是在这一年，永历皇帝朱由榔在昆明被吴三桂勒死，南明小朝廷宣告彻底覆灭。
于是玄烨从他老子福临那里接手的江山，就是原来关外的后金加上关内的大明朝的组合体。所以此时大清王朝的国土面积，大约在700万平方公里左右。
而到了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在平定了准噶尔之乱后，清朝的疆域达到极盛——北起唐努乌梁海，南至南海，西抵葱岭、巴尔喀什湖地区，东达大海（含库页岛、台湾及澎湖等岛屿）。不算名义上统治的羁縻地区（大约150万平方公里），此时清朝的国土面积约为1316万平方公里，较之百年前增长了将近一倍。
这意味着什么？
哪怕康雍乾的不肖子孙们在清末的71年间对外一口气签订了1175个不平等条约，哪怕其中涉及到割让或租借土地的就有10个、总计丧失了约15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可在大清亡国时留给继任者的领土面积仍高达1160万平方公里——即便是跟中国历史上各大王朝的极盛期相比，亡清剩下的地盘也仅次于元、（盛）清、唐，能排在第4位。
而国土面积带来的巨大体量以及宽厚的战略纵深，是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能熬过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中叶那段百年屈辱历史的最关键因素之一。
武功如此，文治也不逊色。但文治的概念太宽泛，这里就只强调一点，那就是人口。
在古代的任何一个盛世、治世，人口的大量繁衍和增长都是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比如著名的文景之治，其繁荣富庶的标志之一，就是人口的不断繁衍和增长：
“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第三》）
我国最早的人口统计出现在春秋时期，当时的人口就达到了3000万左右。自两汉以后，历朝人口峰值大多能超过6000万，北宋时甚至一度过亿。直到明朝，后世学者估算其实际人口峰值接近两亿，但官方的统计数字最高时也就7000来万。
为啥会出现这么大的误差？因为官方统计的是户籍人口，也就是纳税人口。而当时对于百姓而言最主要的赋役负担主要有3项，即田税、丁税（人头税）和徭役——其中田税负担并不重，不提汉唐时的三十税一，哪怕是税率相对较高的明朝，大部分地区的税率也仅为预估总收成的5%~10%。真正让百姓不堪重负以及产生强烈的逃税、避税冲动的，还是丁税和徭役。
徭役且不提。丁税最不合理的地方就在于税源与纳税人所持有的财产分离——“一邑之中，有田者十一，无田者十九”（《万历条鞭册》），然而身家巨万的豪富权贵要么根本无需缴纳丁税，要么缴纳的标准居然跟一贫如洗的平头百姓是相同的。这就导致了豪富者可以毫无顾忌的生孩子，而平头百姓只要孩子生多了，哪怕是小康之家一不小心也能把自己给生破产了。
更要命的是相对于历朝历代对于田赋的重视、收税相对规范，丁税收起来简直随心所欲。地方上擅自提高税率或重复征税、寅吃卯粮的情况比比皆是，尤其是朝廷遇到财政危机或战争、内乱急需用钱时，丁税更是他们搜刮勒索的重灾区。
所以哪怕是处于史上极盛期的汉唐，人口峰值不过几千万，丁税就是抑制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毕竟多生一个孩子就得多交一份税钱，谁敢多生孩子啊？生多了也养不活，还要多交丁税，傻子才这么干。就算不得已生出来了，也要赶紧溺死、遗弃或尽量隐匿户口以便逃税。
因此在明万历年间张居正推出的一条鞭法，就是要将丁税与纳税人的财产挂钩，使得富者多交、贫者少交或不交。结果就遭到了几乎所有权贵的反对，最终人亡政息——一条鞭法虽未取消，但影响却越来越小。
到了清康熙五十年（公元1712年），玄烨为了解决越来越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宣布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法令，人头税的收取的总额以当年为标准进行固定，永不增加。
玄烨晚年怠政，导致国内各种矛盾激化，这才出台了这项政策。其出发点说白了是在“和稀泥”，但却在事实上为雍正皇帝胤禛的下一步改革做了个良好的铺垫。
等到胤禛一上台，就克服重重阻力推行摊丁入亩，即取消人头税，将其并入田税——谁田多谁纳税多，谁田少谁纳税少，没有田的，干脆就不用交税了。
这是自先秦以来两千多年间，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善政，简单说就是让富人替穷人交税。
其中的阻力可想而知，胤禛或大开杀戒，或循循善诱，最终用了13年的时间，才勉强将摊丁入亩和官绅一体纳粮的政策推广到了全国大部分地区。
而其效果也是显著的——在雍正年间，大清朝的国库存银增长了7倍，隐匿的人口纷纷编户在籍，使得全国人口在短短的13年里就增长了一倍，居高不下的土地价格也有了大幅度的下降。
为啥乾隆皇帝弘历那么败家，还能轻轻松松败上60年，还不是他爹攒下的家底太厚实了？比如在财政收入方面，康熙年间大清国库年均入账也就3千万两白银，到了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就增长到了8182万两；比如在人口增长方面，乾隆六年（公元1740年）全国人口就突破了1亿大关，50年后超过3亿，再到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全国人口规模达到了4亿以上，占世界总人口的40%，从此才奠定了中国人口大国的地位。
有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版图面积（以实控能力计算），再有了史无前例的巨大人口规模，康雍乾三帝在位的134年间哪怕仅取得了这两项成就，也是史上最无可争议的大盛世了。
更何况康雍乾三帝在位期间还是清朝的最鼎盛期，国力最强，社会最稳，经济最好，改革最多。此外，胤禛还废除了贱籍制度，解放了底层百姓，这又是一个史无前例。
02
当然，在康雍乾三朝的盛世景象背后又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和不足，比如妄自尊大，闭关锁国，重农抑商，忽视科学，禁锢思想等等。尤其是在当时的欧洲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的背景下，所谓的康雍乾盛世就更显得格格不入、形象负面了。
而关于康雍乾盛世是个“饥饿盛世”的最早出处，也是源自一个欧洲人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的描述。他曾作为使节在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奉命出使清朝，想通过谈判为大英帝国打开中国市场，结果却无功而返。回国后他写下了一本《中国行记》，在其中花费了巨大的篇幅用于描述他对于清朝乾隆年间的负面印象，比如贫困：
“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裸体……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
马戛尔尼的记载可能有所夸大，也可能就是现实。但我们不要忘记一点，甭管是今天的西方人还是他们的祖宗都有个压箱底的祖传神技——国际驰名双标。
比如康雍乾三朝确实存在着普遍的贫困和饥饿的问题，可在当时的欧洲、包括最强大富有的英国，又能好到哪儿去？
根据英国人自己的统计，在1820年前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人均寿命还不到35岁。哪怕是到了1840年以后大英帝国迎来鼎盛期，这一指标也只增长到40岁出头。
两相比照，当时的英国跟清朝就是半斤八两，谁也别笑话谁。那么英国人为啥跟大清人一样短寿？答案也是差不离，那就是穷。
根据英国学者艾玛·格里芬（Emma Griffin）的统计，维多利亚时代的制造业和采矿业中，约有18%的工人处于饥饿状态；在农业人口中，这一比例达到了42%；而在家庭手工业和非机械化行业中，也有46%和31%的从业人口经常处于饥寒交迫的状态。
在1804年、也就是清朝的嘉庆九年，曾有一位英国官员在视察了一座纺织工厂后这样感慨道：
“他们（纺织工人）的身体糟糕透了，整个群体的身高急剧下降，到了小人国的程度，从这些人中连一个近卫兵连都招不齐。”
这与马戛尔尼笔下的清朝又有什么区别？只不过人家有祖传神技傍身，对自家的破事丑事可以心安理得的当xia子，别人家的就必须描绘得纤毫毕现，没准还要张大其辞一番，把一分说成十分。
而且我非常怀疑这厮是因为未能完成出使的任务，还曾被乾隆皇帝羞辱，所以回国后才大肆诋毁清朝。一来是可以发泄自己的愤懑仇恨，二来则是可以推卸责任——清朝都那么穷那么烂了，还有什么贸易的价值？
事实上除了马戛尔尼以外，十七世纪以来传教士们给西方送回的中国印象大多是积极的、正面的，甚至因此在欧洲掀起了长达100多年的“中国热”。在此期间，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政治制度方面，欧洲都对正处于康雍乾盛世的清朝极为追捧。
比如法国传教士乔治·安森（George Anson）就在《耶稣会环球旅行记》中这样描述他所见到的康雍乾：
“中国是世界上资源最富饶、经济最富裕的国家，中国皇帝之崇高、官员之福利超出世界上的一切国家。一个欧洲人（刚到中国）会立刻感叹中国丝绸、瓷器、家居用品之物资丰沛，这些商品并不比在欧洲能买到的同类商品贵，但却是世界上能见到的色泽最为华美、做工最为考究的商品了。”
这又跟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眼中的元朝何其相似？众所周知元朝是中国历代大一统王朝中社会最混乱、百姓生活最贫苦的，可在老马的眼中跟老家相比却恍若天堂，这又让人该怎么说？
就连马戛尔尼的助手巴罗都承认，清朝的农业生产率是高于英国的——其小麦的收获率为15：1，而在当时的欧洲粮食收获率居首位的英国也仅为10：1。
也就是说要不算对外掠夺的话，当时的英国人应该比清朝人更加饿得慌。
哪怕到了今天，英国仍有1450万人、大约占其全国22%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即便是当今西方的总瓢把子、美国的相应数字也是3700万、11.4%——为啥就没人说他们是饥饿盛世？
03
但不管是吹捧还是贬低，不得不承认的一个现实就是康雍乾确实是个饥饿盛世。
这一方面是其所处的历史阶段以及低技术农业时代不可避免的现实，但在另一方面，也不得不说之所以会出现这码事，更因为是康雍乾、尤其是雍正皇帝爱新觉罗·胤禛的自作自受。
为啥？这事还得从摊丁入亩说起。
跟脑子里总是不停冒出些莫名其妙想法的明朝皇帝相比，清朝的皇帝显得较为中庸平和，哪怕是两朝最杰出的皇帝也是如此。比如明太祖朱元璋遇到财政危机、无力继续征伐北元之后，马上搞出个郭桓案、“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明史·卷九十四·志第七十》），然后才给蓝玉凑够了兵马钱粮，一举制造了个捕鱼儿海大捷；而朱棣在没钱营建北京、出兵塞外后，干脆逼着夏原吉滥发宝钞，不分贫富的收割天下韭菜，这才凑够了钱粮。而面对同样的窘境，玄烨给出的答案是“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胤禛干脆力推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来解决问题。哪怕是最荒唐的弘历，兜里缺钱花了首先想到的也是去找和珅，让这货发明出个“议罪银”来搜刮那些底子本来就不干净的官员。
所以尽管在本质上都是靠吸食民脂民膏维持统治的帝王，但起码在治国上大多数的清朝皇帝还是比明朝的同行要靠谱些的。
体现在农业生产上，根据郭松义老师所著的《明清时期的粮食生产与农民生活水平》一文给出的数据，康雍乾时期的年粮食总产量已经较明朝中后期时增长了近一倍。可问题是在有高产作物引进和推广种植的前提下，清朝的粮食单产以及每个农民的产粮量却下降到了明朝时的一半左右，这又是为啥？
答案很简单——在差不多同样大小的土地上（清朝新开拓的疆土大多不适合农业生产），人口暴增了几倍，人均能分配到的口粮自然就越来越少了。
而人口为啥会暴增？除了高产作物的引入外，最关键的因素还不是你胤禛搞的那个摊丁入亩？现在多生孩子不用额外交税了，多生一个就意味着家里多了个劳力，农民又没啥业余娱乐活动，闲着没事干吗不多生几个？
历朝历代都在鼓励老百姓多生孩子，原因就是多生一个就意味着多了个税源、多了个兵源、多了个免费劳力，又不用负担民生的诸如教育、医疗、就业等成本，这样的无本买卖谁不想做？
老百姓就不想做。为了少交几份税、少流几次泪、少遭几回罪，他们要么就尽量少生或不生，要么生下来就溺死，或干脆不报户口当起了逃户、隐户。这种情况是如此普遍，历朝历代的官府都心知肚明，也很清楚解决这个矛盾的钥匙就在于取消或减免以人头税为主的各种赋役负担。可在胤禛之前，为啥没人这么干？
一方面是舍不得这块庞大的收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人口多了固然是好事，但一旦多过了头，好事就得变成坏事——历代王朝的灭亡各有各的原因，但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就是人太多了、养活不起了。
所以尽管人人皆知人头税是恶政，但历代统治者都奉行不渝，就是将其当成了控制人口规模的无双利器——在低技术农业时代，在中国中东部适合农业生产的地区所能承受的人口极限大概也就在1亿左右。所以历朝历代人口峰值到了6~8千万后国势就会由盛转衰，其实并不是个偶然，其中人头税和徭役对于延缓这一进程、为王朝续命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所以哪怕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目的也不是要取消人头税，而是进行改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他对上述事实心知肚明。
而满洲人因为文明程度很低，所以入关定鼎后基本照搬了明朝的典章制度，并尝试着对其中他们认为不合理的部分进行改良。同时他们既武力强大又不怎么把汉族缙绅的意见当回事，所以在宋明时可能有人提一嘴就会被众口铄金直至灰飞烟灭掉的政策，他们却可以强力推行下去。
就比如胤禛搞的摊丁入亩。
这下就彻底打开了约束人口繁衍增长的大闸，在中国历史上用了两千多年都没冲破的人口上限，在清朝仅耗费了区区百余年就增长了3倍有余，达到了4亿以上。这要是放在史上任一王朝，早就饥民遍地、叛乱四起了，而清朝还能维持了个饥饿盛世、保证了个基本的社会秩序，最后居然还不是因为养活不起过多的人口而亡掉，这已经是非常的难能可贵了。
尽管差不多九成以上的国民都在挨饿，毕竟大多数还没饿到非得揭竿而起的程度吧？在帝制时代能有这样的“饥饿盛世”，真不能要求得更多了。
04
而历史上的另一个冰冷但又真实的现实就是，没有那个所谓的盛世、治世是能让大部分普通百姓填饱肚子的。
如果他们能做到，为啥我国要到了2020年才第一次让所有的国民都摆脱贫困？
就拿在史书中最受追捧的文景之治来说，在我们印象中那似乎是个钱花不完、粮吃不尽的美好时代：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第四上》）
可事实上呢？那是个贫富差距大到了令人发指的时代，以至于“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纪·前汉孝武皇帝纪四卷第十三》）。
真正享受到文景之治福泽的，无一例外都是皇室贵戚、权贵世家，即便是乡下的地主豪商也能“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僣于上，无限度”（《资治通鉴·卷十六·汉纪第八》）。而占天下人口绝大多数的百姓，仍然过着暗无天日、猪狗不如的生活。
即便是文景之治最繁花似锦、热火烹油的时期，在晁错给汉景帝刘启所奏的《论贵粟疏》中，仍能看到平民百姓的真实生活，已经到了朝不保夕的悬崖边上：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第四上》）
这样的文景之治（当时西汉总人口大概在3000万左右），与地主的肚子比佃户大不了两圈的康雍乾相比，您觉得哪个更公平、合理，更配得上盛世之名？
名气有时比文景之治更胜一筹的开元盛世、贞观之治，其实也没好到哪儿去。
比如开元盛世——在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唐玄宗李隆基就曾在《听逃户归首敕》中哀叹，他的大唐朝已经出现了“黎甿失业，户口凋零，忍弃枌榆，转徙他土，佣假取给，浮窳求生”（《全唐文·卷三十五·听逃户归首敕》）的乱世景象。
啥意思呢？就是因为苛捐杂税的负担太重、百姓负担不起，不得不逃亡异乡。据统计在当时全国纳入编户人口的918万户中，有388万户不堪重负沦为了“不课户”（即抗税、逃税的户口），这就导致了以下几个恶果——首先就是立足于均田制下的府兵制彻底崩溃，当年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大唐十六卫府兵彻底瓦解，李隆基不得不用募兵制取而代之，使得唐军的战斗力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其次就是募兵不仅在战斗力上较之半兵半农的府兵判若云泥，养兵成本更是不知高了多少。这就导致李隆基根本无法像初唐时集重兵于长安、实现强干弱枝的兵力部署，只好把这帮兵大爷打发到边疆安置并设置缘边节度使管辖，这才埋下了安史之乱的隐患；最后，因为“不课户”日益增多，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和官府开支，李隆基只能更加拼命的搜刮还在缴税的百姓，地皮都刮出了火星子。
这样一来后果就不言自明了——在所谓的开元盛世中，“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美景只存在于长安、洛阳等少数权贵豪富扎堆的大城市。而在大唐天下的绝大多数地方，则是民不聊生，哀鸿遍野。
否则借安禄山几个胆子，也不敢去玩什么叛乱啊？
相对而言，贞观之治的情况要好看得多，但这也是有原因的。
经过隋末那场长达十余年、遍及全天下的大乱战，全国的编户在籍人口从隋仁寿四年（公元604年）的904万户，陡降到了贞观二年（公元628年）的290户了。
这意味着啥？全国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口或者死于战乱饥荒，或者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剩下的人就能拥有原本3人份的土地，当然更容易填饱肚子。尤其是随着旧朝灭新朝兴，意味着原本的利益格局被打破，旧权贵或死或破落，新权贵还来不及行垄断兼并之事，总算是给了平头百姓一个喘息休养之机。
所以史上所谓的盛世、治世十之七八出现在新朝初立之时的原因，就很明显了。哪怕新王朝的统治者啥也不干乃至于倒行逆施，可是由于人少地多的缘故，百姓的日子大体上也能过得去。
而且贞观之治的可贵之处在于政治清明、军力强大以及文化昌盛，但在经济方面其实并无多少突出之处——我们在史书中可以看到唐太宗李世民动不动就带着老婆孩子、满朝文武以及无数大军从长安往洛阳跑，还美其名曰“巡幸”，其实就是为了“就食”二字而已。意思就是长安城的粮食养活不了这么多不事生产的大闲人，只好跑到漕运发达的洛阳去混口饭吃。
连国都长安乃至于皇帝陛下都为肚皮的事发愁，那普通百姓能过上什么样的日子，就可想而知了吧。
连文景、贞观、开元都是如此，其他那些充数凑热闹的所谓盛世、治世，就更不用提了。
05
所以若说康雍乾是饥饿盛世，那么除了当代中国的古今中外，谁敢说自己不饿？
那么为啥康雍乾总是被拉出来单独吊打？除了人口暴增造成的普遍贫困外，更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有了“洋人”这个第三者视角的观察——尤其是那个对东方老大帝国满怀恶意的马戛尔尼。
因为清末以来的百年屈辱史，使得一部分国人对西方文明谜之信仰与崇拜，渐渐的骨头软了、膝盖弯了，总觉得外国的月亮比较圆、自家的啥啥都难看。既然洋大人说了康雍乾是饥饿盛世，那就是一句顶一万句。哪怕当时欧洲人的肚子没准比大清国民的更扁，那也是为了健康饮食、预防三高。
当然也有部分国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极端的民族自信和盲目排外——既然清朝是满洲人搞出来的，那就不管他们干了啥都是垃圾，不批倒批臭就心有不甘。
所以康雍乾不被拉出来吊打，还谁有资格？
客观公正的讲，如果文景、贞观、开元算是盛世，那么康雍乾必然也是。哪怕那时的全国上下大部分人都在食不果腹、都在衣衫褴褛，但这却是历史的真实，哪朝哪代都差不离。
可要是没有康雍乾呢？
若没有玄烨、胤禛、弘历的兴废继绝、打下偌大的家业，清末时我们没准就得沦落到隔壁三哥家的下场，恐怕连半封半殖的那个“半”字都捞不到。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又要怎样度过上世纪上半叶那场全民族的劫难？
即便往小处说——要不是胤禛搞了个摊丁入亩，结果弄出个人口大爆炸，那么包括我在内的各位，恐怕都没机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了。
没有挨饿的祖先，就没有如今成天为了减肥而苦恼的我们。
然后我们就不问前因后果，也不管是非曲直的去指责人家是“饥饿盛世”？
对安享先辈遗泽却数典忘祖的这类人，我们通常称之为白眼狼。
至于人家西方在搞文艺复兴、搞启蒙运动、搞工业革命，咱们还在煞费苦心的弄出个饥饿盛世的所谓说辞，更是胡诌八扯。
只要帝制不改，甭管汉唐还是宋明，要是也赶在大清朝的这个点儿上，就甭想搞出点什么新鲜的玩意。就像明末趁着朱家皇帝说话不好使在江南冒出的那点所谓“萌芽”，就算满洲人不入关、朱家皇帝继续坐北朝南或者换个李自成、张献忠、吴三桂之流的来接班，照样得给你掐死踩灭，没有任何例外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