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缺乏纯粹信仰 社会充满唯经济主义导向
邱震海：从山西溃坝到这次的毒奶粉事件，无数的矿难、无数的假药、无数的假食品，太多的事情让我们在沉痛之余要问一个问题，中国到底那些环节出了问题？
中国人缺乏纯粹信仰 社会充满唯经济主义导向
胡星斗：中国人没有一种纯粹的信仰，他有的也只是对经济利益的信仰，因此我们现在整个社会都是一种唯经济主义的导向，我也经常听到官员说，不管你采取什么手段，你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你只要把财政收入增加了，那你就是一个好官员。
邱震海：这是一个长期的现象，但是我想问的问题是，您认为这种现象是可以很快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慢慢的富裕和成熟是会过去的，还是如果我们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以后会不断的严重，哪怕经济发展了。
无宗教信仰缺乏畏惧之心
胡星斗：这个问题是一个很久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短暂的问题，一个没有纯粹信仰的民族，中华民族是几乎没有多少宗教的信仰，没有畏惧之心，天不怕地不怕。
邱震海：但是中华民族没有信仰应该在以前，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佛教和道教的信仰当然比不上基督教和天主教，这本来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问题，但您认为现在为什么会更加严重？
无信仰 中国人天不怕地不怕
胡星斗：现在传统的那些信仰也已经衰落了，而现在人们没有一种超越世俗的某种信仰，所以中国人是天不怕地不怕，不择手段，有些人他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
邱震海：有关这个天不怕地不怕这个问题，让我们请出新加坡的杜平，另外一个是在香港的法国人类学的教授于硕。
杜平先请教你，刚才胡星斗先生说天不怕地不怕是由于中国人没有信仰，您认为从信仰或者是从宗教入手是唯一的切入口？唯一的方法吗？还是有其他的方法？杜平？
中国完善仍寄望于体制
杜平：宗教信仰这些可能会有所积极作用，但是不能指望这些，不能把整个国家的前途和他的运作寄托在某一个或某几个信仰当中，他必须有这种体制。我觉得现在中国出现的问题是政府、司法和资本这三者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太清楚的关系，非常庞大的利益共同体。
政府、司法、资本三者关系混乱
杜平：剩下的就是普通的老百姓，他们没有权势、没有权力，反而是在政府、司法和资本这三者的联手压制之下，非常庞大，但是又没有能力、没有力量的弱势的大多数。所以我觉得是，从理论上讲，当然大家都可以说要政治改革、体制改革、加强监督等等，但是比较空虚。
我们能够着手的地方是在于，我粗浅的看法，不一定准确，就是要把政府和司法、资本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搞清 楚，就是说政府必须像政府的样，司法必须司法，资本就是你要是自己出，否则的话，你不清不楚，然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然后你又需要我，我又需要你，结果就 会导致相互牵制，相互影响，相互保护。
你看现在很多的一些人为的突发事件，都有这种问题，相互牵制，然后大家都不想公开，都想隐瞒，对对方的怎么样作出决策，我也可以影响你，然后必要的时候我也可以保护你。
欧洲工业化依然保持神圣性
于硕：我很欣赏大家刚才提到的观点，我想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当时如果我们从时代来看，当时的事件是 一个英雄主宰的世界。如果在这之前,中世纪，我们把它定义为神圣的世界的话，神圣向英雄过渡的这个阶段，保持了一种神圣性。这个神圣性可以体现在宗教这一 方面，也可以体现在自我的、内在的这种取向。
欧洲早年与今天中国不可比
于硕：所以欧洲的这种现代化的过程是血淋淋的，但是它是一种英雄的、征服的、公开的，带有被公众和世界承认的这样一种进军性的、开发性的，向自然征服的理性主义，至高无上的这样一种精神展开的。但是像我们现在的这种事情是不可比的，完全不可比。
邱震海：你刚才提到不可比，也提到神圣性的问题，你能不能就神圣性再继续谈一下你的观点？欧洲人当年的神圣性来自何方？它这个神圣性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跟今天的中国有什么样的差别？
中国当今发展缺乏精神准备
于硕：是这样，整个历史我觉得中国目前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精神上的准备，这个准备在西方做的 应该是循序渐进的。首先是在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文艺复兴运动，它给人足够的精神上自由的准备，接下来才有这种宗教改革，所有的宗教大家都知道它是爱人，是由 出埃及走向了一个自由之地，所以它给人准备了一种要走向自由的这种理念。
文艺复兴后的欧洲精神准备
于硕：接下来的政治革命，我觉得1688年的英国革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给我们整个的欧洲发展 制造了政治体制上、法制的基础。接下来还有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新的，刚刚提到的新的民主主权国家的成立，所有这些都使得人们在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当中，没有 跟自己文化的命脉和宗教信仰的这种神圣性的命脉分开。
欧洲政治革命奠定法制基础
于硕：尽管宗教本身已经通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一直到最后的这种科学主义甚嚣尘上走到它的反面，在今天我们看到它无数的弊病，使得各个宗教的神圣性被打破了。
于硕：所以尼采说上帝死了，可是神圣性被深层的保留下来了，我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缺少对我们传统神圣性的保留，因为我们有一个去中国化、去传统化的，从五四以来的这种对自我神圣性的打杀。
“去传统化”致中国神圣性丢失
邱震海：好，胡教授，您刚才谈到除了信仰之外，还有一个法制建设在中国面临什么样的困境？
胡星斗：目前这个在中国法制建设方面还是人治的部分更多，因此我们这些体制是经常出现问题，针对这次这个事件，我认为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问题。
缺少必要新闻监督
胡星斗：第一个方面缺少必要的新闻的监督，很多的信息还是没有充分的公开，因此就酿成了更大的后果。我们这个形式上的、马后炮式的监督，或者是叫做痛打死老虎。
胡星斗：另外我们还缺乏自下而上的公众的监督，我们现在所惯用的只是一种事后的、行政性的一种官员的自上而下的监督，而且由于我们的公安调查这方面也不太独立。
于硕：我认为应当让独立的外省的公安去调查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的司法在某些问题方面也不太独立、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