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的两个逻辑

提起《战国策》，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让孩子从小受磨练的“触龙说赵太后”，可能是由“吾与徐公孰美”引发统治者应广纳众言、多听批评的“邹忌修八 尺有余”，可能是从“出无车，食无鱼”之叹说明要尊重人才的“齐人有冯谖”，可能是使人回味无穷的 “狐假虎威”、“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画蛇添足”、“亡羊补牢”、“南辕北辙”等等。这些名篇几乎家喻户晓，确是值得千古传颂的。因此，从中学课本到 各种“文选”刊登的往往都是这些篇章，现在多数人对《战国策》的了解似也仅限于此，结果《战国策》其他更加丰富精彩的智慧和文化历史内容大都被忽略。

《战国策》共有33篇，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到秦统一，作者不明，原无确定书名，由西汉刘向考定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春秋战国正 是周室衰微、群雄并起的年代，数百年间兵革不息，各路雄杰逐鹿中原，无数生灵涂炭。不过，有道是“乱世出英雄”，这个纷争不息的年代，也为一干聪明、诡诈 之徒提供了一展身手的大舞台。由于当时严格的等级制度尚未最后确立，因此平民出身的策士、说客可以自由身份直达国君，以自己的治国之策打动君王，谋取自己 的名利地位，正所谓“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一旦得宠，便一步登天；如不被用，则转身投靠其他赏识自己的君主。一方面，策士们这种“来去自由”、可以 “择君而辅”的独立性，为后世所无，保持了一定的尊严。

《齐策》中记颜�e见齐宣王，王呼：“�e前！”�e亦呼：“王前！”如此气慨，好不快哉！而且，他还滔滔不绝地向齐宣王论证了国无士必亡，故 “士贵耳，王者不贵”的道理，齐宣王也只能洗耳恭听，并不能将他怎样。君王与臣民的这种关系，自秦以后便不复存在矣。但另一方面，策士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 而朝秦暮楚，只有利害，没有是非，毫无信念和原则可言。如苏秦始以连横之策劝说秦惠王并吞天下，连上十多次奏章不被采用，于是转身来到赵国，又以合纵之说 劝赵王联合六国抗秦。这种立场截然相反的转变，并无任何道德、心理障碍。

策士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一时成为风气。对此，西汉刘向的分说颇为深刻。他认为，周文王、武王时天下太平，“崇道德，隆礼仪”，纲纪严 明，“故仁义之道满乎天下”，因此可以德治天下，连横、合纵之徒的活动舞台非常有限。但战国是大兼并的时代，礼崩乐坏，仁义道德已荡然无存，此时“非威不 立，非势不行”，讲究的是“势”与“术”。因此“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转相仿效，后生师 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泯然道德绝矣，晚世益甚”。身处此种情境，策士自然也难讲“ 道德”。对此，刘向也颇为理解。的确，《战国策》充满了策士们在一发千均之际力挽狂澜于即倒的奇谋险计，每每令人拍案叫绝。

这些策士谋臣的计谋之所以能够成功，很大程度在于他们对“人性”有相当深刻的洞察，对人性的种种弱点、缺欠，人性中“恶”的幽黯面认识尤 深。事实上，《战国策》将政治与道德分离，通过一则则惊险故事，告诉人们政治是不道德或曰政治是非道德的。仅就此点而言，《战国策》又与将近两千年后西方 马基雅维里的 《君主论》有相通之处。有人称，《君主论》是西方的“政治心理学”著作，同样，《战国策》也可说是中国的“政治心理学”著作。当然，《战国策》不像《君主 论》那样有系统的理论，不过，却更加形象生动地揭示了“君主”们复杂而扭曲的内心世界。

在《战国策》中，统治者的心理、品质、行为与凡人一样，甚至因手握大权而更加阴暗狠毒，全然没有后世儒家为统治者披上的 “天子”外衣，因而也是道德象征的光环。或许，这也是《战国策》的深刻之处。其实，儒学经典谈的是政治“应该”如何，而《战国策》说的是政治“实际”怎 样。但从古至今，总有不少人将“应然”当作“实然”，把“理想”当作“现实”。因此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可为 “万世开太平”的“王道”，从而加以提倡。其实，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战国策》这种“帝王术”教科书更为统治者重视。或者说，统治者总是淡化儒学中“道统 ”对统治者的要求，总是对庶民强调儒学中的“三纲五常”，从“人心”方面使百姓能发自内心、自觉自愿地拥戴统治者，大大减低自己的统治成本。而他们自己， 则将《战国策》一类权谋数术奉为圭臬，视为万古不变的政治教科书。

由于儒学认为人性本善，因此更加重视道德教化而轻视制度因素；而统治者又总是有意以儒家的“德治”之名弱化有可能对自己形成约束的制度建 设，所以中国政治传统严重缺乏对权力的制度性制约。然而，《战国策》揭露了中国传统政治更加真实、残酷的一面，表明在实际运作中，政治往往是非道德的，权 力总是可怕的，权势者的用心很可能是叵测的。由此，可以得出两个完全不同的逻辑：一是既然如此，政治必然不能讲任何规则，权力必然不能受任何约束制衡，端 看谁“更黑”、“更狠”、更有力量，这是传统政治的逻辑；另一个是唯其如此，政治就必须在一定的“框架”内运作，权力就必须为一定的“制度”所制约，否则 很有可能祸国殃民，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逻辑。二者之中究竟如何取舍，我们每个人都应深长思之。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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