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语录
我有一个特性是其他教授没有的，我不怕死。一个教授如果不怕死，是非常可怕的。
我这个人优点不多，但是我最大的优点就是知道我自己有多笨。
去年下半年我讲了 中国经济的八大危机，我就把今年中国经济如何发生危机的路径写的非常清楚，可是我这个人命不好，这个文章有一亿次的点击，这是我一生悲惨的写照，只会被人看到，从来不会被人重视。虽然我讲的是对的，我们的学者怎么评价我呢？他说郎教授这个人争议大，偏激，不懂中国国情，这个是对我的评语。原因只有一个，我看的比别人早，这也是人生的悲剧。
我说过很多话，我对媒体的报道从来不怀疑，媒体只要尽责任报道就行，即使有改变也是媒体根据自己的判断做的改变。
我每次都讲对，很不容易，像其他的学者每次都讲错更不容易。
在我们内地当经济学家是很容易的，胡说八道就可以了。
我们的政府没有斩断工商链条。为什么没有斩断呢？专家学者所误导，为什么他们误导呢，他们根本不懂，农耕时代培养出来的学者，没办法，都是错的。
这些家伙站着说话不腰疼，不懂中国的经济，中国90%的制造业根本不可能转型，要转型就是破产，做陶瓷做肉干什么的怎么可能转型，不在于转型而在于六加一。
06年开始的股价大涨根本就不是尚福林说的股改，他胡说八道，他什么也没有搞懂，这点我都有点同情他，什么也没有搞懂，还搞这么多东西。
让你知道如何坚持自己的偏见叫博士。
什么叫强者？一个知道积累自己人生经验的人就叫强者。
中国的传统文化恰恰太强调所谓“智谋”的作用，于是整个中华文化圈有了一个神一般的诸葛亮，而最重要的问题却被我们忽视了，那就是实力。如果诸葛亮手中有百万精锐，曹操还敢来赤壁吗？司马有胆量到城下听一曲吗？在压倒性的实力面前，智谋的作用还值得我们如此推崇吗？
因为一个城市的发展，一个省市的发展，一个公司的发展，一把手思维太重要了，你们不管什么商学院啊，财务会计营销什么都有，你只要一把手做做决定啊，其他什么学科都是帮不上忙的，锦上添花而已。领导的思维太重要了。
到这里大家就非常理解，为什么 比尔・盖茨和 巴菲特会将他所有的财富都捐献给这个社会，因为从1890年开始，大企业家，第一代企业家光荣的从经济体系退出，是美国企业的传统，而这个是美国的国家政策。退出之后，你这一生创造财富的目的就是替这个社会创造财富，你只是代理人。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么一比较下来，大家就非常理解欧洲的早期和欧洲的晚期，为什么职业经理人有这种信念，为什么比尔・盖茨他会讲出这种我们听不懂的话，因为这就是欧洲企业家一千年的历史所孕育出来的比尔・盖茨以及巴菲特。难道比尔・盖茨跟巴菲特比我们的企业家更有道德良心吗？我不相信。但是我告诉你，我们有着不同的历史，所以我们的企业家像 王石、 马云，他才会讲出这种话，当然我也相信他们讲出这种话之后，他们一定很后悔。话多了，他们把自己内心最深层次的感觉，竟然毫不保留的说了出来，闯了大祸，被网民一骂，我也相信王石也好，马云也好，马上就开始捐钱，这是一定的。
表面上看成才与许三多个性截然不同，一个投机取巧，一个苦干实干，但是他们几乎囊括了年轻人所有的个性。在今天的社会，无论你做这两个人中的哪一个，都不可能成功，除非能获得机会。我觉得这是最沉痛的。
储蓄不是美德，因为我们社会保障条件不足，逼得你不得不储蓄。
伟大的企业家总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处心积虑。
简单地讲，MBO就是一个掠夺国有资产的最好方法，政府有关单位一定要立法禁止。
国企的管理者连从国家嘴里挖肥肉这样高难度的事情都能做，如果说职业经理人市场化很难的话，那还能难得过盗窃国有资产吗？
我家今天很脏，请一个保姆来清理，清理干净之后呢？家就变成保姆的了――这就是国企改革。
当年顾雏军在“科龙改制”中途，乘着 “国退民进”的东风，带着自己的神秘资本突然降临正处于危机之中的科龙，将“新民企”的资本与中国家电企业长期痛苦的产权问题结合：科龙易帜，大股东顺德政府套现退出。此后顾驾驶着“资本绞肉机”从冰箱产业开到客车产业，不断复制他入主科龙的经验，一路攻城拔寨。反思其成功之路，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对中国政经大局中“国退民进”机会的把握。一度摇摆的“国退民进”政策一朝开始急风劲吹，这带来两个方向的变化，一个是长期滞后的产权改革可以大规模突破。一个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打着新“洋务运动”旗号，中央和地方大规模重复技术引进、组建家电企业所导致的群雄割据历史可以终结。“民企参与国企重组”一时成为主流的话语，体制变动突然带来饕餮盛宴。顾雏军利用这些地方政府急于加快国企退出的思路，将收购与改制打包在一起，玩一把双方互惠互利的双赢游戏。
我们发现，亚洲“家族企业”的运作规律是，被置于企业金字塔下层的上市公司的资产，往往会被“控制性股东”运送到金字塔的上层。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控制性股东”对下层的上市公司拥有很强的控制权，却只拥有很小比例的权益。这种不平衡，加上亚洲地区司法制度薄弱、企业会计制度不够透明，使得“家族企业”将上市公司置于金字塔结构的下层，并且将下层的资产通过关联交易运送到上层，或者将上层企业的危机转移到下层公众公司，损害了小股东的利益。然而在中国，我们发现了一种全新的“类家族企业”的运作模式，其金字塔结构中资产的运动方向往往和亚洲其它地区的情况相反。上市公司在复杂的结构中，往往成为这种“类家族集团”中的旗舰企业，其资产变为向下运动，具体表现为投资行为。
为什么走不出去？因为你企业的战略都是错的，错在哪里呢，劳动成本已经不重要了！最终要搞国际产业的整合，放弃硬一元，向软三元要利润，这才是国际化。
你晓不晓得，世界工厂利润是多少，2％～5％，你只要通过汇率轻轻松松搞一下，你全部全国都没有了，你全部全国利润全给美国人吃光。一个所谓世界工厂，在我听起来，是个极大的讽刺。
竟然把我们的树木砍下来做成毫无附加价值的筷子卖给日本，日本为什么不砍自己的树呢？他自己不会做那个傻事的，他不会干破坏资源的事，给谁干呢？给中国人干！你用煤炭、筷子等毫无附加价值的东西流血赚取必定贬值的外汇，美其名是出口创汇，实际上就是罪恶的代名词。
“我发誓人民币汇率不升值”，这不行的，稳定人民币汇率不能靠发誓，只有打破升值的预期才可以。
我们的股票市场是严格的跟随着二元经济环境的走向而变动的，也就是说，你过去所批判的股票市场基本上反映了二元经济的本质。谁说我们的股票市场不反映基本面？反映的一塌糊涂。只是你不了解基本面，你才会误解。
国际炒家跟各国政府关系之暧昧是你所不可想象的。
猪肉价格上涨了，是因为钱太多了吗，各位读者想想，如果你钱多了，你会去抢购猪肉吗？！甚至有人认为大米价格上涨也是流动性过剩，难道读者有钱的话要吃五碗饭吗？！你用膝盖去想想，你就会知道流动性过剩是胡说八道。
我们有没有泡沫，有！有没有通货膨胀，有！有没有股指期货，快了！有没有浮动汇率，我们正在努力！经过我们政府以及我们老百姓的逐渐努力，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会给国际炒家一个非常好的阻击中国的机会。
制造业的朋友们，如果07年日子非常难过的话，你不要幻想，那就是08年的日子绝对更糟糕。那我们怎么办呢？我的回答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错误不是我所造成的。
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整个社会竟然没有制衡措施，为什么任由错误思维主导经济发展呢？我的结论是由于政府垄断了公共决策，再加上少数专家学者垄断了舆论，在没有全社会的集体参与和集思广益之下，形成了少数人垄断改革路径的选择……
我们今天喊的口号，我们今天做的改革，包括股改，几乎都可以在过去欧洲历史上找到痕迹。只是我们不学习，这才是我们最大的悲哀。我们今天是踏着历史的足迹，不断重复着过去的悲剧。
民主自由议会宪法是什么，是强国之后的结果，不是原因。
我建议学习西方的历史，学习人家的经验。法制化建设是我们目前必须要执行的，是要由强大的中央政府推行的，法制化建设形成的游戏规则必须先规范政府行为，然后再来规范百姓行为。等法制化完成之后，就可以再谈自由民主议会宪法。
党的领导是一种行政权威，法治化依靠的是一种制度权威，我们最终要法治，不要人治，现在就是要通过一种行政权威来建立一种制度权威。
我这个人优点不多，但是我最大的优点就是知道我自己有多笨。
去年下半年我讲了 中国经济的八大危机，我就把今年中国经济如何发生危机的路径写的非常清楚，可是我这个人命不好，这个文章有一亿次的点击，这是我一生悲惨的写照，只会被人看到，从来不会被人重视。虽然我讲的是对的，我们的学者怎么评价我呢？他说郎教授这个人争议大，偏激，不懂中国国情，这个是对我的评语。原因只有一个，我看的比别人早，这也是人生的悲剧。
我说过很多话，我对媒体的报道从来不怀疑，媒体只要尽责任报道就行，即使有改变也是媒体根据自己的判断做的改变。
我每次都讲对，很不容易，像其他的学者每次都讲错更不容易。
在我们内地当经济学家是很容易的，胡说八道就可以了。
我们的政府没有斩断工商链条。为什么没有斩断呢？专家学者所误导，为什么他们误导呢，他们根本不懂，农耕时代培养出来的学者，没办法，都是错的。
这些家伙站着说话不腰疼，不懂中国的经济，中国90%的制造业根本不可能转型，要转型就是破产，做陶瓷做肉干什么的怎么可能转型，不在于转型而在于六加一。
06年开始的股价大涨根本就不是尚福林说的股改，他胡说八道，他什么也没有搞懂，这点我都有点同情他，什么也没有搞懂，还搞这么多东西。
让你知道如何坚持自己的偏见叫博士。
什么叫强者？一个知道积累自己人生经验的人就叫强者。
中国的传统文化恰恰太强调所谓“智谋”的作用，于是整个中华文化圈有了一个神一般的诸葛亮，而最重要的问题却被我们忽视了，那就是实力。如果诸葛亮手中有百万精锐，曹操还敢来赤壁吗？司马有胆量到城下听一曲吗？在压倒性的实力面前，智谋的作用还值得我们如此推崇吗？
因为一个城市的发展，一个省市的发展，一个公司的发展，一把手思维太重要了，你们不管什么商学院啊，财务会计营销什么都有，你只要一把手做做决定啊，其他什么学科都是帮不上忙的，锦上添花而已。领导的思维太重要了。
到这里大家就非常理解，为什么 比尔・盖茨和 巴菲特会将他所有的财富都捐献给这个社会，因为从1890年开始，大企业家，第一代企业家光荣的从经济体系退出，是美国企业的传统，而这个是美国的国家政策。退出之后，你这一生创造财富的目的就是替这个社会创造财富，你只是代理人。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么一比较下来，大家就非常理解欧洲的早期和欧洲的晚期，为什么职业经理人有这种信念，为什么比尔・盖茨他会讲出这种我们听不懂的话，因为这就是欧洲企业家一千年的历史所孕育出来的比尔・盖茨以及巴菲特。难道比尔・盖茨跟巴菲特比我们的企业家更有道德良心吗？我不相信。但是我告诉你，我们有着不同的历史，所以我们的企业家像 王石、 马云，他才会讲出这种话，当然我也相信他们讲出这种话之后，他们一定很后悔。话多了，他们把自己内心最深层次的感觉，竟然毫不保留的说了出来，闯了大祸，被网民一骂，我也相信王石也好，马云也好，马上就开始捐钱，这是一定的。
表面上看成才与许三多个性截然不同，一个投机取巧，一个苦干实干，但是他们几乎囊括了年轻人所有的个性。在今天的社会，无论你做这两个人中的哪一个，都不可能成功，除非能获得机会。我觉得这是最沉痛的。
储蓄不是美德，因为我们社会保障条件不足，逼得你不得不储蓄。
伟大的企业家总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处心积虑。
简单地讲，MBO就是一个掠夺国有资产的最好方法，政府有关单位一定要立法禁止。
国企的管理者连从国家嘴里挖肥肉这样高难度的事情都能做，如果说职业经理人市场化很难的话，那还能难得过盗窃国有资产吗？
我家今天很脏，请一个保姆来清理，清理干净之后呢？家就变成保姆的了――这就是国企改革。
当年顾雏军在“科龙改制”中途，乘着 “国退民进”的东风，带着自己的神秘资本突然降临正处于危机之中的科龙，将“新民企”的资本与中国家电企业长期痛苦的产权问题结合：科龙易帜，大股东顺德政府套现退出。此后顾驾驶着“资本绞肉机”从冰箱产业开到客车产业，不断复制他入主科龙的经验，一路攻城拔寨。反思其成功之路，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对中国政经大局中“国退民进”机会的把握。一度摇摆的“国退民进”政策一朝开始急风劲吹，这带来两个方向的变化，一个是长期滞后的产权改革可以大规模突破。一个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打着新“洋务运动”旗号，中央和地方大规模重复技术引进、组建家电企业所导致的群雄割据历史可以终结。“民企参与国企重组”一时成为主流的话语，体制变动突然带来饕餮盛宴。顾雏军利用这些地方政府急于加快国企退出的思路，将收购与改制打包在一起，玩一把双方互惠互利的双赢游戏。
我们发现，亚洲“家族企业”的运作规律是，被置于企业金字塔下层的上市公司的资产，往往会被“控制性股东”运送到金字塔的上层。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控制性股东”对下层的上市公司拥有很强的控制权，却只拥有很小比例的权益。这种不平衡，加上亚洲地区司法制度薄弱、企业会计制度不够透明，使得“家族企业”将上市公司置于金字塔结构的下层，并且将下层的资产通过关联交易运送到上层，或者将上层企业的危机转移到下层公众公司，损害了小股东的利益。然而在中国，我们发现了一种全新的“类家族企业”的运作模式，其金字塔结构中资产的运动方向往往和亚洲其它地区的情况相反。上市公司在复杂的结构中，往往成为这种“类家族集团”中的旗舰企业，其资产变为向下运动，具体表现为投资行为。
为什么走不出去？因为你企业的战略都是错的，错在哪里呢，劳动成本已经不重要了！最终要搞国际产业的整合，放弃硬一元，向软三元要利润，这才是国际化。
你晓不晓得，世界工厂利润是多少，2％～5％，你只要通过汇率轻轻松松搞一下，你全部全国都没有了，你全部全国利润全给美国人吃光。一个所谓世界工厂，在我听起来，是个极大的讽刺。
竟然把我们的树木砍下来做成毫无附加价值的筷子卖给日本，日本为什么不砍自己的树呢？他自己不会做那个傻事的，他不会干破坏资源的事，给谁干呢？给中国人干！你用煤炭、筷子等毫无附加价值的东西流血赚取必定贬值的外汇，美其名是出口创汇，实际上就是罪恶的代名词。
“我发誓人民币汇率不升值”，这不行的，稳定人民币汇率不能靠发誓，只有打破升值的预期才可以。
我们的股票市场是严格的跟随着二元经济环境的走向而变动的，也就是说，你过去所批判的股票市场基本上反映了二元经济的本质。谁说我们的股票市场不反映基本面？反映的一塌糊涂。只是你不了解基本面，你才会误解。
国际炒家跟各国政府关系之暧昧是你所不可想象的。
猪肉价格上涨了，是因为钱太多了吗，各位读者想想，如果你钱多了，你会去抢购猪肉吗？！甚至有人认为大米价格上涨也是流动性过剩，难道读者有钱的话要吃五碗饭吗？！你用膝盖去想想，你就会知道流动性过剩是胡说八道。
我们有没有泡沫，有！有没有通货膨胀，有！有没有股指期货，快了！有没有浮动汇率，我们正在努力！经过我们政府以及我们老百姓的逐渐努力，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会给国际炒家一个非常好的阻击中国的机会。
制造业的朋友们，如果07年日子非常难过的话，你不要幻想，那就是08年的日子绝对更糟糕。那我们怎么办呢？我的回答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错误不是我所造成的。
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整个社会竟然没有制衡措施，为什么任由错误思维主导经济发展呢？我的结论是由于政府垄断了公共决策，再加上少数专家学者垄断了舆论，在没有全社会的集体参与和集思广益之下，形成了少数人垄断改革路径的选择……
我们今天喊的口号，我们今天做的改革，包括股改，几乎都可以在过去欧洲历史上找到痕迹。只是我们不学习，这才是我们最大的悲哀。我们今天是踏着历史的足迹，不断重复着过去的悲剧。
民主自由议会宪法是什么，是强国之后的结果，不是原因。
我建议学习西方的历史，学习人家的经验。法制化建设是我们目前必须要执行的，是要由强大的中央政府推行的，法制化建设形成的游戏规则必须先规范政府行为，然后再来规范百姓行为。等法制化完成之后，就可以再谈自由民主议会宪法。
党的领导是一种行政权威，法治化依靠的是一种制度权威，我们最终要法治，不要人治，现在就是要通过一种行政权威来建立一种制度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