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灾备管理提升政府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2008年的冰雪灾害和汶川地震，令抗灾、救灾的话题备受关注。尤其是汶川地震，暴露出灾备管理不足的问题――部分灾区通信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成都市通信也一度瘫痪，以致无法进行应急调度指挥与通信指挥。如果当地的通信基础设施有灾备计划，那么应急调度指挥与通信指挥将能更好地服务于救灾。

 

近日，《科学时报》记者就灾备话题采访了国家安全标准化委员会“信息系统灾难恢复规划”课题组组长、国家标准GB/T 20988 2007《信息系统灾难恢复规范》作者、GDS万国数据副总裁汪琪。

 

《科学时报》：2008年的冰雪灾害和汶川地震，是否再次给中国企业和政府部门的灾备管理敲响了警钟？

 

汪琪：2008年发生的冰雪灾害和汶川地震，对政府、企业的备战备灾能力进行了综合检验，并对政府、企业的灾备管理水平提出了诸多挑战。应该看到，在应对这些重大、突发事件的过程中，我国政府、企业已经采取了非常积极、果断、快速的应急措施――这些应急措施是历次抗灾、救灾过程中反应最快、效果最好的一次，对落实防灾、减灾、抗灾、救灾责任，加大救援力度，保障资源、人员、措施到位，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不可否认，在应急策略制定以及应急组织、保障能力方面还存在一定不足，比如灾前缺乏有针对性的应急预案和应急演练；救灾过程中，通信保障不足、救灾人员专业水平不强、救灾物资准备不到位等。银行、电信、证券、电力、保险、交通、航空、能源等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在灾后的业务恢复能力也有待进一步提高。

 

而种种不足，正是政府、企业应急管理、灾备管理措施缺失的集中表现，其中包括风险管理意识不强，IT系统备份与恢复能力不足，业务恢复能力不高，缺少有针对性的应急预案和必要的应急演练，危机通信、危机公关措施不到位等。

 

因此，应急管理、灾备管理将是未来政府、企业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和考验。应急管理、灾备管理将是引领政府、企业关注短期发展转向永续运行的重要基础和保障。

 

《科学时报》：“灾备”这个概念从什么时候兴起？背景是什么？中国在这方面的现状如何？

 

汪琪：“灾备”一词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首先在美国兴起。一方面，美国是个多灾国家，这促使美国政府考虑、应用各种先进的防灾、减灾措施和手段；另一方面是信息技术在美国的快速发展和普及。这两个因素促使美国政府、企业考虑将数据、信息系统进行备份和恢复。这是灾备发展的第一阶段，即信息系统灾难恢复阶段。

 

之后，灾备的含义和范围有了进一步发展和延伸，IT系统对业务的影响和如何保证业务本身的连续运行受到越来越多的政府、企业关注，很多政府、企业逐渐展开风险分析、业务影响分析、应急预案开发、应急策略制定、应急演练等工作。这被称为业务连续性计划阶段。

 

现在，各国政府、企业对灾备的关注范围和深度有了新的提升，已经开始关注危机通信、危机公关、上下游供应链之间的影响等，这称为业务连续性管理阶段。

 

其实，建立灾备管理体系不仅可以在灾难发生时帮助政府、企业把损失降至最低，更可以帮助政府、企业发现潜在风险，评估风险对业务的影响，制定详细的风险防范措施，持续改进，提高政府、企业的长期抗风险能力。

 

现在，灾备已不再是局限在IT领域的话题，而是一个覆盖业务、管理、流程、组织架构，关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长期命题。可以说，对灾备的管理，就是对政府、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管理。

 

目前，我国政府、企业的灾备建设大部分还处在数据和应用系统的备份和恢复层面，但也有部分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已经步入业务连续性计划阶段。

 

《科学时报》：国外的救灾有什么经验？国外的救灾模式有什么值得我们借鉴的？

 

汪琪：在政府防灾方面，可供参考的防灾、救灾经验很多。如美国有全国统一应对各种突发自然灾害和重大社会性事件的职能机构――联邦应急管理署（FEMA），FEMA有充足的抗灾救援资源、工具和专业的救援队伍以及授权权力，可以全面管理灾害发生后的资源调配与利用、灾害救助与恢复工作。我国周边国家中，日本各道府县下属区、市都设有危机管理机构，开设危机管理课，宣传各种防灾知识；韩国则设有全国防灾日，对政府官员和民众进行防灾训练。

 

在企业防灾方面，美国有很多专业服务公司也已投入到防灾、减灾工作中，如IBM、Sungard等公司都在利用自己在灾备管理方面的专业经验和能力，为政府、企业提供灾备服务，帮助它们提升灾备管理能力。

 

我觉得我国政府应该吸取其中的经验：加大防灾、减灾措施方面的立法；建立、健全统一的社会危机管理机构和应对网络；提升基层单位、公众的应急管理水平和防灾能力；培养专业的应急管理、灾备管理人才；加大应急管理、灾备管理投入；扶持、鼓励科技救灾产业的发展。

 

《科学时报》：中国现在的救灾模式是否还是政府主导？这种救灾模式有什么缺陷？

 

汪琪：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灾害防御，特别是大规模灾害的防御应该也必须由政府来主导，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调动社会各种资源和人力，最快速、最有效地组织抗灾、救灾工作。

 

企业的灾害防御和恢复应该由企业自身来承担，应尽量减少“请求国家向企业输血”的现象。企业应该积极实施防灾、减灾、救灾措施，尤其是银行、电信、电力、交通、能源等承担社会经济稳定、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行业企业，应积极承担社会服务责任，开展自救措施，尽早恢复业务服务能力，帮助政府做好灾后恢复工作。

 

但不可否认，目前我国政府主导的抗灾、救灾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多部门管理问题、专业人才缺失问题、救灾专业性不足问题等，仍有待进一步改善。

 

《科学时报》：政府主导的救灾模式未必能够面面俱到，如何发挥企业在其中的专业优势和市场优势？

 

汪琪：在政府主导的救灾模式之外，应积极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中国应大力发展非政府组织，包括扶植灾备服务企业发展、壮大。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危机处理可以由专门、统一的政府应急管理机构、民间组织、企业共同来完成。尤其应发挥专业服务企业在服务方面的优势。

 

在此，我引用北京大学教授陈平的观点：中国必须以政府主导，中国政府的优越性就是要由“长治久安”转为“长荣久安”，“治”就是维持现状，“荣”就是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使中国能够保持长远的竞争力，使经济可持续发展。

 

我提几点具体建议：

 

第一，把汶川地震作为一个分水岭，进一步实现胡锦涛同志提出来的科学发展模式，而科学发展的核心是生态经济。毛主席有一句话，叫做备战备荒为人，我想改一个字，叫备战备灾为人。要建立一个备战备灾的军民统一指挥体系，在这个体系下实现劳动分工、信息分享、决策分层。

 

第二，要作概率预报。如果不作概率预报，地震预报者的政治责任太大；如果预报不准造成了损失，民怨也非常大。

 

第三，要建立民间运作的发展研究中心。这次救灾充分体现了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中国要大力发展非政府组织。应对危机时，政府看得见的手要进行主导；危机前的研究、危机后的重建，让民间发挥作用会更好。

 

第四，修正现行工业与建筑标准，整合3个系统，一是建立全国建材和施工质量监督与信用系统，二是建立金融的信用系统，三是改善中国反腐败体制的效率。最后，中国要从头调整不可持续的生态经济结构。中国如果能重塑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结构，未来主导21世纪的经济发展就应该是中国模式，而不是欧美模式。

 

《科学时报》 (2009-3-16 A1 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