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一方出轨另一方可获精神赔偿和中产阶级陷阱的三大元凶

    首先来看京华时报2015年11月20日的一篇新闻：
   

　河南一例案件显示，夫妻一方在离婚时女方未发现男方有出轨行为，而离婚后女方发现男方在与其婚姻期间有出轨行为，起诉索要精神损害补偿，获法院支持。
　　案例显示，2003年原告周某与被告张某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女一子。2013年7月，张某提起与周某离婚之诉，经法院主持调解离婚，调解书主要内容为，双方自愿离婚，张某一次性给付周某某人民币38000元，双方相互不再追究。而2013年5月，张某与案外某女生育一女。周某诉称离婚后才发现此事，现起诉要求张某赔偿精神损害赔偿金3万元。
　　河南省滑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条、第四十六条规定，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高法《关于适用
　　法院认为，对婚姻不忠实，是难以容忍的不诚信，它不仅破坏了夫妻关系，拆散了家庭，也伤及无辜的子女，而且败坏了社会风气，是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因此，离婚后发现被告在婚姻存续期间的出轨行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以彰显法律的公正和道德力量。

    笔者首先对河南滑县的判罚表示深切支持。希望婚姻法对此项惩罚能在细粒度再延伸下去，比如视情节加重处罚。
     另外，笔者想再提一下制约我国结构改革的另外三大社会障碍。 很多人可能想不到。是培训机构和社会闲散人员和侵害类安保业。
     笔者经过调查，某美国上市"达"字开头的企业，以培训为幌，以高额工资上岗，包就业为名，在国内招摇撞骗，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募得大量想通过培训提升自己的上进人士的资金，挪作他用。并且在深圳和其他等大城市这种“老师托”的现象已经成为培训业的潜规则，社会危害极大。
     第二个是社会闲散人员的提升。前面说到了闲散人员上升渠道被堵，而创业是技术要求也是较高。这使得他们不得不依附在某些"婚托机构”，“酒托公司”，“房托公司”上，以低于最低工资的标准，对其他人进行着"托级"侵害，至于这些侵害怎么发生，请关注笔者先前发的一些文章,这里不再赘述。
     最后一个是安保业。我国的安保业还停留在收保护费阶段。城管，各个企业的一些安保人员，地铁安保人员，车站安保人员，租房安保人员，他们往往和““托级人员”合作，通过出售公司信息，对企业员工进行暗地威胁，各种变相检查身份证，各种以检查名义的敲门骚扰，变相推销，以迫使很多一些外来打工者和其他良民进入他们的“托级”传xiao圈子，人身和财产受到损害。
     最后，笔者建议公安部在大力打击地下钱庄的同时，也要对这三大新型社会危害进行打击。同时，国家对于培训，安保应该有监督和问责机制，并且有禁入和上岗审核制度，与之配套的法律必须完善，不能让之钻“民事纠纷","未达立案标准”等空子。 对于散落在各个地铁，社区，公司，学校，机场等周围的一些闲散人员的再培训和教育工作也要真正做起来。
     末了，笔者还是对我国改革充满希望，相信不久的将来，这些社会问题终将得到完美的解决，人民真正有个幸福的人居环境，再次对习总和李总的改革进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