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大师如何学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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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点金石”

钱钟书少年时在一所教会学校读书，全英文的教学环境为他的英语学习打下了基础，以至于在考取清华大学时，他的数学成绩只有15分，而英文分数却远远高于他的同学。钱钟书日后的英文水平，在当世也仅有区区几人能与之媲美。留学英国时，他曾用英文在众人面前做演讲，口语标准流利，令当地学生赞叹不已。晚年，他被选入《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小组。

钱钟书在治学方面有着过目不忘的本领，但在英语学习方面，他并没有多少关于记忆力的传奇故事，翻看他年轻时的英文信件，里面甚至偶尔出现一些拼写错误。他年轻时学习英语所凭借的是自己的天资与内心动力，而不是凭借某种严谨的治学方法。

谈到方法，与他同时代的许多大家都曾依赖于最基本的工具——词典。

年轻的钱钟书经常抱着一本厚重的英文词典，按词条顺序逐个逐个地细读，有时乐在其中，一读就是一个月。他赴英国留学时，也随身带着一本约翰逊博士的《英文词典》，漫长颠簸的航行中，他忘记远洋的风浪，天天置身于词与词的缠绕中，欣然自得，自称其中况味，不足为外人道也。

对词典如痴如迷的，还有林语堂，他曾经眷恋《简明牛津辞典》和《袖珍牛津辞典》，称它们为“枕中秘”。当然，并不是所有大师都对词典怀有积极的印象，谈到查字典，季羡林的回忆就没有那么精彩。在一篇自述英文学习历程的文章里，季羡林提到，中学时，他曾产生过将整部英文词典全部背过的疯狂主意，以为这样一来就再也不会有不认识的词了。他也确实下过工夫去背，但持续了一段时间，觉得很多单词实在太冷僻，而且没有用处，于是他采用了另外一种办法：凡是在词典上查过的单词，都用红色铅笔在词下画一横线，表示这个单词领教过了。但是过不了多久，他发现自己经常查到已经画过横线的单词——词的海洋将他的记忆淹没。他不得不承认：这种方法几乎无效。

一心求助于词典，并非只有国人这么做过，被称为“英语写作的一座高峰”的俄裔美国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也是一个公认的“词典狂”。纳博科夫以其代表作《洛丽塔》闻名于世，他虽然没有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却有着“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家”之称，在小说创作和文体创造方面，几乎无人能出其右。

纳博科夫少年时期在俄国度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流亡德国，3年后迁往法国，1940年，又移居美国。纳博科夫浪迹的一生，也是他与语言共舞的一生，他精通斯拉夫语、罗曼语，在德法期间，又使用德语、法语研究文学并从事创作，对各个国家的历史典故信手拈来。身世的缘故，纳博科夫最钟情的还是俄语，虽然他最好的小说是用英文写就的，回忆自己放弃用俄语创作，而开始艰难地英语学习时，他说：“我不得不放弃我的自然语言——我那未经驯化的、丰富的、学无止境的俄罗斯语，而接受二流品牌的英语 。”

移民美国后，在语言问题上，纳博科夫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内心挣扎，他后来的小说《普宁》，就用大量笔墨描绘了那些母语非英语移民在美国的黯淡遭遇。作为极度自负的作家的典型，纳博科夫刚开始面对英语时显得手无足措，只能花费大量精力来攻克这门他不怎么看得上的语言，而他用到的秘笈，却是地地道道的常规武器——韦氏词典。

很难细致地描述出他到底在那套词典上花了多大的功夫，出生在中国，出国留学美国后，用英文写作，并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作家哈金对此的形容是：“那张有着他和他那本快翻烂了的巨象大的韦氏词典的著名照片见证了他为精通英语所下的苦功。”作为一个作家，纳博科夫不断地焊接出英语新词汇——他刚刚学习好这门新语言，又立即对它进行创造，从而丰富了它。


跟“先生”学习

胡适在介绍自己的英语学习经验时曾说：“我个人的意见是奉劝大家，当衣服，卖田地，至少要置备一点好的工具。比如买一本《韦氏大词典》，胜于请几个先生。这种先生终身跟着你，终身享受不尽。”

有些语言大师，甚至以文化水平不高的国外房东为先生。季羡林一生涉猎英语、德语、俄语、梵语、吐火罗语等多种语言，他曾靠背诵词典学习英文，而在德语、梵语、俄语的学习方面，对他影响很大的却是几位怪异的老师。

中学时期，季羡林曾接触过德语学习，但由于师资的问题，他一直没能掌握这门外语的学习方法。在他的心里，德语还是比英文更有吸引力，后来他获得留学德国的机会，兴奋了很久。到了德国，德语对他来说成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教授上课时说的德语他听不懂，德文教科书上的句子，也看不出个具体意思。两难之中，他利用另一种方式来提高自己的听说能力——与女房东谈话。当时的德国大学没有学生宿舍，学生们只能自己寻找民房住下。季羡林的房东是位女士，文化水平不高，说话又唠唠叨叨，每晚她到季羡林屋子里收拾床铺时，都会把一整天的经过抖一遍。季羡林平时不爱言语，面对女房东的喋喋，他却是求之不得，于是利用这些琐碎对话，练好了自己的口语。

季羡林与德国有缘，后来他学习梵文，也是跟从一位德国老师。在德国，老师们通常用的教学方法是“赶鸭子上架”，这种方法来源于德国19世纪一位语言学家的主张，尽快让学生自己阅读原文，语法由学生自己去钻，不在课堂上讲解，只有实在解不通时，教授才加以辅导。在这种压力下，季羡林往往要用一整天的时间来预习2节课的学习内容，回忆这段经历 ，他说那是“与原文硬碰硬”，看上去残酷，实际上是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他们没有被硬给碰倒，反而是更牢固地掌握了学习这门语言的方法。

后来，季羡林又开始学习斯拉夫语，教授的老师也是只让他看了一本简单的语法，就立即进入阅读原文的阶段。因为斯拉夫语与俄语接近，季羡林学过俄语，发现了两者的共通处，再加上此前的梵语学习经历，很快便有了心得。

季羡林每学一门新语言，都能虚心拜师，对老师们的教授法，也大多无条件接受。而老师对他来说，也几乎全都只充当了引路人的角色，他学习外语，或者单纯是为了考试，或者是为了研究之便，并没有因哪位先生的语言本领而主动受感召去学习，因此，他所有的外语学习经历都是艰苦的。

在这方面，钱钟书的经验就显得特别而又怪异，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位英文老师，并没有在现实中给他上过课，而他对钱的英文学习所产生的影响，却比任何一位有血有肉的老师都要深远。

钱钟书曾在他的著作《林纾的翻译》中谈道：“我自己就是读了他（林纾）的翻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我把林译里哈葛德、欧文、司各特、迭更司的作品津津不厌地阅览。假如我当时学习英文有什么自己意识到的动机，其中之一就是有一天能够痛痛快快地读遍哈葛德以及旁人的探险小说。”

在林纾的影响下，报考清华大学时，钱钟书选择了英文系，决心要把外文原著读个够。他认为，只有通过阅读原著才能学到地道的语言。而谈到林纾，让人惊奇的是，林先生并不懂英文，他所有的翻译作品，都是“汉译汉”。

这对奇生奇师，一个奋力奔向原文，一个执拗抱住汉语，却都在与英文有关的事业上傲居高峰，让人迷惑，让人沉思。


磨砺学习法

陈寅恪先生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大师中的大师”，他一生精通8种语言，能读懂、听懂的语言多达20种，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有一次他为学生讲解佛经里面的一个概念，竟在黑板上列出了这个概念在其他15种语言里所代表的词。有学生曾请教陈寅恪学习多种外语的经验，他只强调了一个“诚”字。

陈寅恪的侄子陈封雄回忆说：“1919年他在哈佛大学时开始学习梵文，他的表弟俞大维同时也选修这门课，但是学了半年便畏难而退了，先叔却一直继续学了二十多年，当他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仍经常到东交民巷向精通梵文的德国教授钢和泰求教。我幼时见过他在书房内朗诵梵文经典拓片 。”

陈寅恪的英语学习态度，并不是孤立的，这与他的整套治学素养有关，一言以蔽之，曰精微。与纳博科夫对比起来，他们一个是大盘吸纳，一个是锐意吐露，而二人共同之处，皆在坚持，在外语的学习中饱受了磨砺。

闻名于世的德语作家卡内蒂的外语学习经历也异常艰辛，他一生流落于保加利亚语、西班牙语、法语、英语、德语之间，幼年父母为了摆脱爷爷的强权迁居伦敦，卡内蒂受父亲的影响开始学习英语。因他热爱父亲，对英文并不抵触，在不久后的法语学习中也充满快乐。8岁时，父亲突然病逝，母亲带着他和另外两个弟弟搬往维也纳，因为要就读当地小学，他便在母亲的指导下开始了痛苦的德语学习。

母亲领着他到一家书店探询了英语和德语的语法后，便拿过店员给她的一本书，火速领着卡内蒂回家上课。母亲的教育方法令卡内蒂无法理解，因为她不让他碰书，而是给他念一 句德语，就让他重复一遍，她一开始就不满于儿子的发音，甚至有意嘲弄，因此简单的一句话往往要重复几遍，直到卡内蒂念准确了，她才把那句话的英文意思告诉他，但从不复述自 己的话，让他必须一遍就记住。

这种日复一日的学习，令卡内蒂感到恐惧与绝望，但他不得不服从于母亲的观点：学习上丝毫不可放松，书籍对学习语言不利，必须口头学习语言，只有懂得了口语，书才无害。

卡内蒂的祖先来自西班牙，他生于保加利亚，国籍是英国，日后坚持用来进行文学创作的，却是给他童年带去不少阴影的德语。他一生漂泊，没有归宿感，却称德语是他的故乡。1981年，卡内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学习语言的痛苦经历，后来被他写进了自传三部曲之一的《获救之舌》里。

卡内蒂在回忆里埋怨过母亲，而两人最终得以和解，虽然那段以母为师的日子充满苦涩，毕竟，卡内蒂最终将德语视为自己的母语，也是母亲赋予的。在这一点上，他的外语学习经历类似于季羡林，被动大于主动，领悟来源于无奈。

胡适学习英语的经历最为曲折，他没有一个好家庭，也不曾遇见一个重量级的老师，最 初学习英语的阶段，他只能自食其力。胡适14岁那年到上海读书，被视为“乡巴佬”，分到了最低等的一个班学习。当时的学习科目有英文一科，但因此前没有任何外语学习经验，常常窘迫。不久他又因古文功底较好，一天内连升四级，到了优生班，因此英语学习压力更大了，老师虽有指点，更多的，却是凭自我激励。

3年以后，他的英文水平已算优秀，但面临毕业，因家中贫困，他无法继续求学。幸而他得到去中国新公学当教员的机会，从此以后，每天教六点钟的英文，还要改作文卷子，勉强支持着，直教到第二年冬天学校解散时为止。

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谈及这段经历时说：“以学问论，我那时怎配教英文？但我是个肯负责任的人，肯下苦工去预备功课，所以这一年之中还不曾有受窘的时候。……这一年的教书生活虽然很苦，于我自己却有很大的益处。我在中国公学两年，受姚康侯和王云五两先生的影响很大，他们都注重文法上的分析，所以我那时虽不大能说英国话，却喜欢分析文法的结构，尤其喜欢拿中国文法来做比较。现在做了英文教师，我更不能不把字字句句的文法弄清楚。所以这一年之中，我虽没有多读应该问学术，却在文法方面得着很好的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