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迎来资本过剩时代
温铁军：说到我是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的，有点不好意思。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我已经来讲过至少三次了，但还从来没有在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做过任何讲座，主要是自我感觉像传播学门下的不肖弟子，一直没有好好做新闻，反而改行做了研究。
今天，汇报一下最近的思考，我们在有关“十二五”和此前的一些讨论中，注意到有几个历史性的重大变化。
第一个是新世纪以来，我们已经告别了以前的百年短缺，进入了经典理论意义的过剩时期。
所谓百年短缺，是指当大多数非西方工业国家在殖民化时期遭到侵略和瓜分时，都会认识到船坚炮利是一个制胜的法宝。这背后起支撑作用的当然就是西方工业化。于是，后发国家都会以先发国家的工业化作为目标模式来赶超。而一旦要进入工业化，就会首先遭遇一个挑战，叫“资本极度稀缺”。可工业化却是一个不断追加资本投入的经济过程。
特别是中国，如果想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想形成西夷的坚船利炮的话，就意味着要发展军事工业，而军事工业更是一个需要不断追加更高投资的经济过程；而且因为不属于民生经济而不产生常态的经济回报，除非用军事工业的产品去打别的国家，占有了别的国家资源，才能有军事投入的正向回报，否则没有回报。制造了大量的炮、枪，放在仓库里，在不使用时是纯消耗，并且为了维护，还需要不断上油，擦洗，还要有人看管，这些都不产生正向的投资回报。当然，另外一种使用就是形成国家军事力量来防止甚至阻遏侵略。但是在大多数先发国家，军事工业产品主要都是用于攻打别国，获得别国的资源和市场。
因此，两个常识必须记住：其一，一般工业化是一个不断追加投资的经济过程，而军重工业的投资量更大，如果不对外作战，并无回报。其二，大多数后发国家都没有起码的工业化基础，要进入工业化就必须先有资本，所以首先面临的挑战叫做“资本极度稀缺”。
为什么特别强调“极度”二字？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建立的分析逻辑之成立，恰在于认为生产力诸要素都具有“相对”稀缺性，西方经济学所讨论的一般经济过程，都没有要素极度稀缺的情况，比如说劳动力要素极度稀缺是零，没有劳动力如何讨论要素的优化配置？资本主义时期的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到亚当斯密，认为可以在要素相对稀缺条件下使用市场看不见的手优化组合资源配置达到最优。但是没有分析在资本要素极度稀缺、甚至稀缺至零的条件下怎样依靠市场达到最优配置。因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很难按照一般西方经济学理论逻辑来构建或调整本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因为，他们首先面对的都是资本极度稀缺。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会说，可以引进外资，进口替代然后出口替代。这当然很好。但是，外资从来都是有代价的，任何外资在资本稀缺程度为零的发展中国家都会在引进的转瞬之间变成外债负担；如果像中国这样资源短缺，或者初级产品不足，就几乎不可能形成所谓“替代”。因此，在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上的债务国主要是希望进入工业化而引进外资的发展中国家，即以负债的方式进入工业化。
其中有些后发国家进入工业化了，现象上看是用自己的工业品出口就形成了贸易盈余，由此就可以还债。成功地进入了工业化的国家不多，比如“金砖四国”中的中国、印度、巴西。人们提到“金砖四国”的时候，其实主要还是说中国、印度、巴西这三个正在进入工业化的国家，虽然四国还得包括俄罗斯。不过俄罗斯早在帝俄时期就已经工业化了，只是后来经历了两次灾难而已。这些后发国家基本上还能够有效地应对外债的还本付息，因此被叫做Good student（好学生）。在西方看来，这些国家可被纳入国际主流。
但是现在世界上的国家总数190多个，大部分是第二次大战之后新独立的，大都没有能够进入工业化，为了工业化而引进的外资所形成的债务就转化成沉重的债务负担，并且不断地引发债务危机，使这些国家进入了债务陷阱，不能自拔。这也是一种发展陷阱。很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还要靠出售原材料或者租让本国资源的方式来维持基本生存。
所以，第一个需要注意的历史性重大变化就是，中国在这一百年中主要遭遇的问题是资本极度稀缺，但在完成工业化后进入世纪之交的时候，中国已经告别了短缺，进入了过剩。
这不是我的一家之言，大家在网上可以搜到，1998年马洪和陆百甫这两位老一辈的政策领域中有影响的经济学家（马当时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在1998年的研究中就已经指出，中国的生产过剩已经出现了。另外一位，中青年中的海归林毅夫，他在1999年提出的一个观点，更为直白一些地指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并由此而针对性地建议希望中国开展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的最早提出，就是1999年在中国经济论坛的一次内部座谈会上，由林毅夫教授提出来的。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他的建议直到2001年12月才有机会面陈当时的总书记三代目，之后新农村建设就随“三农”问题成为重中之重而逐渐引起重视，终于在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上，被这一代新的领导集体确定为“十一五”八项重大战略之首。所以林毅夫对于国家新农村建设实现统筹协调、平衡发展是有贡献的。
因为我不是主流经济学家，所以我的表达更为直白。中国现在面临的主要是三大过剩--因产业过剩而必致金融过剩，因产业和金融过剩而必致商业过剩。由此，可以归纳为三大资本过剩。产业、金融和资本过剩的逻辑关系是，当产业过剩的时候，银行家不会向过剩的产业投资，政府却不断地制造货币，货币总量在不断地增加，但又不能再将货币直接投向过剩的产业领域，只能由中央人民银行给各个商业银行，于是出现金融资本的流动性过剩。两年前银行的资产总规模已不止七十万亿，现在应该已经在90万亿左右，甚至更多，因为近年来大量外资流入，需要中国人民银行增发货币来进行对冲，估计现在应该约有百万亿的金融资产。但因为产业过剩，很大部分金融资产无法使用出去，于是导致严重的银行存差现象，即存款大于贷款。比如你向银行存一百元，银行只能用出去五十元，剩下五十元还得向你支付利息，所以现在不是钱少，是钱多了，淤积在银行了，即喜剧演员戏称的“不差钱”。世界上任何国家只要金融过剩，资金通常都会和房地产结合。金融资本跟地产资本之间的结合机会几乎是天衣无缝的，互相依赖。大量的过剩金融资本有意无意地推高地产价格，这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性，并非本国独创。产业只要过剩，金融往产业投就意味着砸钱收不回来，金融就不投，不投又不断增发货币于是产生金融过剩，当然会接着出现商业过剩。世界商业巨头沃尔玛，年平均利润率也只有1%，甚至不到。大量的商业领域的竞争，都不是因为投资环境恶化，而是由于商业布局过剩，商店太多，因此实力弱的只好靠假冒伪劣，才能有点薄利。如果规规矩矩经商，老老少少纳税，一般情况下都意味着亏损。
所以，产业、金融、商业这三大资本过剩，试图在完全过剩条件下构建信用社会，形成稳定信用关系的努力，不是不值得肯定，而是环境不好。因此，这种主观愿望很好的努力往往带来较高的制度成本和因这种努力不奏效而带来的较高的治理成本。
总体来看，资本过剩条件下，无论主观如何，制度成本过高是必然的规律。
也就是说，当学校的老师们还在讲着如何构建制度、如何形成信用，如何建立契约关系，如何自由契约万岁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已经是阿娇在唱着昨天的歌谣。如果老是听这些歌谣，就会让我脸上淌着泪，刺伤了我的心。不能再听过去的歌谣，因为我们已经过了那个时代。今天当出现严重过剩的时候，再用过去的歌谣说不清楚今天是什么日子。当然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最后回到保守去了，我们可以理解教科书是没法改的，但是如果想和当代的问题结合起来讨论，就至少应该知道时代发生了什么重大变化，即我们已经在世纪之交告别了短缺，当代这十年，称为迎来了过剩的十年。
接着，派生出来的问题是，在短缺时代，无论何种体制，何种意识形态，何种政府，谁当领袖，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当资本极度稀缺时，政府第一任务肯定是资本积累，因此就必然是亲资本（pro-capital）的政策体系。国内思想界简单地搬用某个欧洲国家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偶发性地形成的左派和右派的这种观点，不太明智。有人一言以蔽之地认为过去都是极左的错误，更是有点荒唐愚昧。在资本极度短缺的年代，客观上不会有形成所谓左的错误的条件，即使有错误，也只可能是极右的错误。因为，这时无论以任何名义建立的政府，其政策体系都一定是亲资本导向的。只有当资本不再短缺，当资本进入过剩，这时候的政策体系也必然是不论何党何派，何种政治体制，何种意识形态，谁为政府领袖，都会相应地调整到或多或少的民生导向，或者说，亲贫困（pro-poor）政策基本上具备执行条件了。
请考虑我提出的这个客观规律：亲贫困和亲资本这两大本质对立的政策体系，都是在客观外部环境发生根本性条件改变的时候才有可能内生性地发生改变。亦即，条件不具备的时候，政治家说与做就不可能是一回事。
总之，后发国家带有共性的问题是处在资本极度稀缺的条件下，为了解决资本极度稀缺所带来的压力，某些做法或相应的政策一定会是比较激进的。于是乎，似乎不好用左右翼这种两分法，也不好用源于西方的那些约定俗成的概念。
因此，我只好用了一个听起来似是而非的概念，叫“告别激进”。可为什么说“告别百年激进”呢？
其实清末无论是中兴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还是后来被当成保守派的慈禧太后，都想搞工业化。如果说，曾、左、李这些中兴重臣只是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即今天所说的对国外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等，那么包括老佛爷在内的统治者在那个年代则是已经开展“师夷长制以制夷”，也就是制度引进。所以，在戊戌维新之后，中国已经在教育、邮政乃至政府体制上开始试图一步步地采行西制。大量派留学生出国，也是1890年以后的现象。
只不过，那个变革时代仍然有很多问题属于内生性的传统矛盾。比如，四川的保路运动今天被意识形态化以后变成一个具有高度政治正确的话语，很少有人敢于怀疑。但它称之为事件的背后，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和今天的有些社会矛盾差不多，就是官绅勾结或官商勾结，把国家用来筑路投资的路款先都用来内部“跑冒滴漏”了。政府无奈，就提出将修路工程转包给洋人。这至少是很少被关注的负面背景之一。正面的背景也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等因素，但出于构建革命意识形态的需要而把负面的掩盖掉了。
明年就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了。大家常说武昌起义一声炮响，摧毁了反动的、封建的、腐朽的封建王朝。可很少有人问问：清王朝难道是西方经典理论意义的封建制吗？稍微研究点世界史就应该知道，中国算是世界诸国之中最早告别封建制的国家。如果说中国自秦完成统一就进入权利相对集中的政治国家历史，不再是典型的西方那种诸侯名义上认同国王的封建制度，那么中国告别封建制已两千五百年有余。所以，武昌起义的历史属性，还有很多相关的故事，至今还没有被写入正式的教科书，但在网上早有流传。
当我们不再一定要用这些年苦心建立的意识形态来思考历史的时候，会有很多供我们重新讨论的角度帮助人们开拓思路。
这绝对不是说构建革命的意识形态的历史是错的，这个工作非常非常重要，也曾经是高度有效的。它的有效性就在于，国家在资本为零的条件下，想要动员劳动力，成规模的、而不是个体的，投入于大型基本建设来替代资本的时候。经典理论讲的是K和L的关系，K 是资本，L 是劳动。那我们那个年代所做的无外乎就是成功地以L替代了K，在资本稀缺为零的条件下，用劳动力的成规模投入来替代资本，就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进入了工业化，这就是中国发展的所谓秘密。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动员劳动力，不可能告诉大众说我是资本你是劳动力，你的剩余被我占有，你给我干活去……因而，恰恰是革命意识形态，有效地动员了普通大众，成规模地近乎无偿地投入劳动，替代稀缺资本。
请注意，这里可以提出的一个比较：历史上，能够以成规模的劳动来替代包括资本在内的其他要素，而形成国家层次的大规模基本建设的，只有两种时期：一是西方历史上两次发生过的大规模奴隶制时代，二就是中国人以集体化组织作为制度基础的革命时代。二者性质不同，在于西方奴隶制时代人们投入劳动是被强迫的，而中国的革命时代劳动者的奉献基本上是自觉的。因为二者性质不同，中国才有像雷锋、王进喜等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这就是革命时代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事实上，在这个体系影响之下，形成了以不计代价的劳动投入来完成国家建设的广大劳动者。他们确实不是奴隶，而是英雄。
诚然，在国家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这个革命意识形态体系用于劳动群众动员非常有效，我们当工农兵的时候，也是被革命意识形态所彻底动员的，促使我们把全部劳动剩余贡献给了国家。后人对此应该给予足够尊重，不仅因为它曾经有效地动员了两代人，而且这是中国能够短期并且低成本地形成了国家工业化的资本积累的内在原因之一。
因此，继续把那个年代作为中国人的英雄时代，总比依据西方说法回归为奴隶时代要好得多！中国人至少还得承认那时候人们的劳动是有巨大价值的，人们的贡献对于被侵略者欺侮百年的民族国家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而如果过于激进和极端地将这些奉献解读为奴隶劳动，绝不是对中国历史的客观表述。
中国发展的实践过程本身是个客观经验过程，可以被多种方式加以表达，特别是社会科学，其本身就是构建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至于怎么去表达，取决于各种学者群体的政治目的或者各种政治家们从属的利益集团内生的价值观。
对此不再多说，也许会引起很多的批评，现在的主流似乎不是我这种说法。希望大家理解，我们之所以要充分肯定革命意识形态的国民动员作用，尤其是它在资本极度稀缺时代完成原始积累的作用；主要因为，这对于当代任何尚有理性思考能力并且认同民族国家竞争力的不同利益集团，都有正外部性。
从清末被西方列强侵略开始，中国就从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和白银储备第一大国，很快地演变为白银外流、资本极度稀缺国家，因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连续的战败和赔款，使得中国上层建筑连同军队都“被鸦片化”，国家不再有维持财政基本开支的能力，更遑论追加投资去进入工业化。何况，民间经济已经竭泽而渔了。于是，中国早期进入工业化的时候虽然也是想“坚船利炮，富国强兵”，但早期的工业化毫无疑问是组装形式的军事工业--不具有设备制造的能力，只能进口部件来组装……
一百多年前早期的洋务运动是中国进入工业化的第一步，那既不是民办，也不是一般的商品生产，恰恰就是军事工业；这对于后世统治集团，它还带来了极为严重的路劲依赖的作用。此后历代，无论是清、民国，共产党领导人无论是太祖还是太宗，都一再强调要有军重工业。太宗1980年接掌政权之后说过：如果我有8000万吨钢，就什么都不怕了。现在我们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数亿吨的钢产量了，忧患依然。
我们教科书把晚清的工业化说成是从官办到民办，其实自从帝国主义开始瓜分中国以来，即1840年以后，中国就不再有完整意义的中央政府。到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李鸿章在东南坐镇，那次叫“通电八省，拒不勤王”，表明中央早就已经与地方分裂了。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当时已经把中国瓜分了，那时候，包括大家所熟知的北洋水师，淮军湘军，都属于以中央政权为名的地方军事势力。而湘淮两大派系互相斗争，演化为后来淮系的李鸿章的海防论和湘系左宗棠的陆防论之争。据此洋务运动的实际内容，也是各地督府在搞本地的军事工业，以壮大本地的军事实力。
自太平天国战争爆发以后，清军的八旗主力作为国军已经完全没法作战，相当于国军的八旗已经完了，相当于地方部队的绿营也完了。代之而崛起的是乡村民兵、地方团练，湘军本是湘团民兵，后来打下了江浙，占领了富庶的地方，进一步发展则是本属派生之淮系北上，扩展到山东和河北；同期，则是湘系西进，整个中国当时已经四分五裂了。那个时候，在各个重要城市发展工业的，主要是各种地方势力。
后来的故事就多了，比如说慈禧老佛爷把海军军费造园了，最后海军就剩下颐和园里那条石头船……这些线索，文学家可以大量编故事。真正研究历史事件之间的规律，可不敢这样说。提出一个问题：当时淮系要军费去加强的其军队，但那是风雨飘摇的满族贵胄能够依赖的中央军吗？很多事件，今天我们重新来看，都不是今天社会上流传的故事。
深入研究可知，其实地方实力派的军事工业，客观上恰是压垮满清这个病入膏肓的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直接表现就是1900年，尽管各地都有军事工业，都有军队，但是拒不勤王；中央政府只好借助没有任何军事装备的义和团……
从那时候起，清王朝就已经名存实亡了。
后来，1911年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有的材料说是武昌新军要清除会党势力，这本身无可厚非，因为当时各种各样的会党在军中多有活动。
早期只有九龙一个口岸通商的时候，中国大量的失地农民为主体组成了所谓的帮会，漕帮、盐帮等等。今天中国有两亿多过剩劳动力流动打工，当时大约两千万，失地农民背井离乡在外面当脚夫和苦力，这些人离开传统社区制度保护，就只能加入帮会，当时的帮会势力很大。到1840-1870年西方列强通过多次战争迫使中国开放30多个口岸都通商时，轮船直接沿江上溯至重庆，各地就不需要有那么多人专门当脚夫了，于是这帮无地农民中很多人失业了，就演变成帮会势力扩大和会党“作乱”。虽然，这在后来已经被解释成中国革命的一部分了；但总之，这个过程很复杂。
伴随相当多筹组新军的地方势力演变为地方军阀，大量招兵买马容纳了因多口通商而失业的各种会党势力参军，会党成员进入新军之后大量发展会党，使得建立了新式军队却难以控制，于是军队领导人下令要清除会党。这可麻烦了，正好在武汉新军中的一支会党力量，其头领据说是个排长吧，因为有人告密了，第二天恐怕就要抓起来了，所以这帮人说反正也是死，1911年10月10日那天晚上就反了。造反的时候，确实还没有谁在领导起义。但是，因为当时的革命宣传非常广泛，会党一反，大家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风传是革命党起事，于是所有官员都跑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看，满城没有官了。造反士兵大家说怎么办，咱几个能领导吗？不行就得抓个当官的来当头，于是到处搜，就搜出了相当于旅长的步兵协统黎元洪，再后来，他就成了中华民国代总统。
故事是故事，听听就完了，即使写入教科书也需要专业人士认真考证才知道是否真的。百年间很多故事就这样不断延续下来，其中很多事情值得我们再深入思考。
那个年代，各种各样的地方势力崛起，使得客观上已经解体的清王朝最终出现了分崩离析局面。接着，各个地方军阀拥兵自重，即所谓风云四起，军阀割据成为大趋势，乃至到太祖发动革命上井冈山的时候，自己也叫“红色割据”。
事实上，地方割据成了大一统王朝之后必然重复性发生的历史现象，难道以前的历朝历代当中央王权衰落的时候不是帮会四起、割据盛行吗？
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也是比较混乱的，叫什么国，什么主义，什么制度，用什么新词，其实就是北京城沙滩的红楼里那些穿长衫的先生们试图给出解释而照搬来的概念。今天，我们都理解，他们做了伟大的思想建设工作。我们也都应该充分尊重和全面继承前人的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但，也得认识到他们有相当的局限性。因为中国人实在是被迫着才发出最后的吼声，那个军阀混战局面之下，无论什么手段，谁能有效地形成再度大一统，对历史都是有贡献的。这就是先蒋后毛，两位对中华民族重新构建大一统的政治国家作了历史贡献的人物，先是蒋介石，没成功，后是太祖，成功了；他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领袖。这跟历朝历代的开国之君有很大的相似性。当然，如果根据主流意识形态，则性质不同。这另外再说，在我这课上，只有告别百年激进，才能梳理真实的历史经验。
接着得讨论蒋为什么失败。
大家都以为他倒行逆施，反动派等等，当然这是“话语正确”。包括我自己从小就是在这套话语灌输下长大的。但是，还有其他的话，古话叫“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所以暂且听我一家之言，说错了各位怎么批判都行。
自20年代，蒋就基本上完成了名义上的国家大一统，当然也是以孙中山的名义，以国民革命的名义。因此，蒋介石在1947年以前一直是党总裁而非国家元首，他很小心，总理这个名义已经是孙中山了，他不能叫；总统还没经过选举当然也不能叫，只能叫总裁。他是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裁，也是先有军，后有党，再有国，或者说先有军权，后有党权，再有政权。这都属于清末以后政治进程中的一个路径依赖的制度演变过程。由于他的军事力量是全国最大的，各地地方军阀为了避免正面冲突，降低与中央的交易成本，而认同属于国民革命军序列了，但各征自己的税，发自己的饷，各穿自己的军装，备自己的军械。所以就有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双枪兵，一手步枪，一手大烟枪等等。主要是靠各个不同的地方军阀自己实行地方治理，这是当时的一个普遍现象。虽然矛盾重重，但总之这个国家在趋向于完成大一统之后的国家正常化进程。
20年代到30年代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叫民国黄金经建十年，大局甫定，重归一统，民间经济自然恢复，于是出现了当时中国构建工业经济基础的十年。国家军事上一统，接着经济上出现高速增长，似乎对民国的建设有百利而无一害。无论1921年共产党组建之后怎么发动革命和暴动，恰恰是在这个年代逐渐式微，剩下的是星星之火。民国经济发展了，客观上造成了革命的条件弱化了。
那，为什么三十年的中后期反而又起来了呢？因为一个众所周知的重大国际性事件--1929-1933年西方资本主义大危机席卷欧美。
危机期间带来的一个现象是通货膨胀，伴生贵金属价格上涨。这与今天滥发美元造成的通货膨胀，黄金价格飞涨一样。贵金属价格上涨当然包括白银价格上涨，那么白银价格上涨为什么对我们有影响呢？因为中国一直到那个年代还是白银本位的币制，街面上流行的是袁大头，孙大头，就是银元，官府和富商还都是用白银作为主要的财富储藏方式。一个银本位的国家突然遭遇世界范围内的银价大幅度上涨，而原来美国作为中国的主要宗主国之一，曾经跟民国政府签有白银协议。因为中国不产白银，要大量地从美洲向中国输入白银，中国才能不断使用白银作为货币。但是，因银价上涨，美国单方面取消了白银协定，并且从1934年开始大量提高美国的白银收购价格，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发生了白银危机，即资本短缺危机。同时，因为那时已经发生了1931年和1935年两大日本侵华事件，日本帝国主义政府为了控制中国，就要摧毁民国的经济基础，也从中国大量收购白银。于是，美国和日本抬高价格在中国大量采购白银，就导致中国出现了短期爆发的白银危机，迫使在1936年民国政府宣布取消银本位制，改为发行纸币。一发行纸币立刻就贬值，因为金银储备不够，大量外流，没有发行纸币的基础，因此这个国家从此进入了以通货膨胀为主的长期经济危机。
接着就是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日本借着中国发生经济危机的机会大规模侵略中国。于是，中国的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本是星星之火的革命得以迅速扩展。这就是民国没有能够稳住这个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战之后，民国更是没有硬通货和贵金属储备，只有靠战后美国援助维持，但也只维持到1948年。美援停止之际，立刻满街就都是滥发的纸币，有的地方滥发到以亿为票面单位的程度。此时，民国的国家财政金融体系彻底崩溃了。
所以我说，民国先亡于财政金融、亡于经济崩溃，后亡于军事失败。
那是个战争年代，民国政府70%以上的财政都用于军事开支的，当他集中在城市里的财政金融和经济体系一崩溃，就没有支付军费的可能了，无论有多少军队都不能维持财政崩溃的政权，于是，就被虽然没有财政、但靠农村老百姓支持的解放军摧枯拉朽地扫荡了。
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我只是认为这些因素值得纳入考虑，利于开拓思路。也许，政权更替的主要因素还是革命战争的迅猛推进，打下了新中国。但即使这个判断成立也得知道农民革命战争中对最大社会群体农民的政治动员就是宣布耕者有其田。
有意思的是，这个中国革命战争从民国时期起就叫做土地革命战争。孙中山发动了一次，被蒋介石搞歪了，共产党搞了两次，这三次都叫做土地革命战争。土地战争的核心动员机制就叫做耕者有其田，但是耕者有其田却不是近代才有的说法。
大家可以去查证，中国人当代很多话语都是当代才有的，比如政治，群众，阶级，政党，所有这些耳熟能详拿来就能用的话语，中国古代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不是我们从中国人的经验中产生的词，当然是外来的；但耕者有其田却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具有“政治正确”的理念。对农民来说，它并非是现代意义的革命口号，而是一个几千年的传统动员口号。农民要求的不外乎是安身立命的小有产者的地位。
于是，中国人通过三次土地革命战争，用了半个世纪的努力所构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当然今天被西方人一言以蔽之说是共党国家，是共产主义。其实，我们构建的是在1949年经过农民参与的以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革命战争，打出来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小有产者国家。因为政府把地分给了农民，中国85%的农民都平均分得了土地，意味着都变成了有产者，因此，当时中国变成了世界最大的小资国。崔之元教授有篇文章谈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可以立足于小资产阶级实现，这是很重要的理论创新。但是除了崔之元，看看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有哪一位曾几何时说过，在小资产阶级的基础上可以建立社会主义呢？没有。只要谁说这话，立刻被那个年代带上一个帽子--机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不认为小资产阶级可以成为建立社会主义的基础，同理，太祖和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非常清晰告诉全党，不可能在小农经济的社会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1947年《论联合政府》和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太祖都反复告诫全党，不要试图在一片小农经济，在小资产阶级的基础上，去追求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那样建立的只不过是农民社会主义，或者民粹主义。太祖是反民粹主义的，在世界历史上的所有反民粹主义政治家中，都没有极左的。
早在那个年代，太祖说得很清楚，我们要搞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资本主义，这就是1949年到1950年得到社会共识的新民主主义建国方略的核心。党内很多人问太祖新民主主义和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有什么不同。太祖说，我们搞的都是资本主义，唯一的不同就是那是国民党领导，我们是共产党领导。假如1949-1950年确立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资本主义，那么这是左还是右？有谁认为搞资本主义是左，那是不是有点自己糊涂了？所以在那个年代，当我们认同民族资本主义的时候，也许应该叫中右。
为什么不能激进，因为激进了就容易犯错误。其实，那个年代就是有激进而没有左过。
到1957年搞反右运动，这在性质确定上又错了，其实搞的是反左运动。右派也有，但是很少，像罗隆基，章伯钧，有那么几个民国年间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第三方的人，建国之后也许属于右派，但其实他们说的也不是那么回事。主要问题在于：新中国刚刚建立政权的时候，所遭遇的是民国年间金融危机的延续，1949年建国时，最高月度通货膨胀率38%。各解放区进入大城市，原来各解放区的印钞还在老百姓手里，比如华北票、东北票，都还要继续流通。早年开始跟苏联谈判给中国工业建设支援的时候，一个苏联专家给两万斤小米的工资。当时我们国家主席的工资折合3000斤小米，部长级工资折合2400斤小米，局长级工资折合1800斤小米。请1个苏联专家计算给苏联的债务折合6个国家主席工资。
为什么1950年用小米为单位算干部工资呢？因为农民革命时期小米是一般商品等价物。民国政府走的时候蒋介石把国库剩下的一点黄金全拉走了，因此，只要发行纸币一定是毛票子--没有国家储备--新中国也没有商品，既然土地革命赢得的几亿农民解放，那只能拿小米--农民最认的东西--来当一般等价物。同时期银行存款叫“存三白”，白米、白面、白布。不是说存款人扛着白布上银行，而是今天存的钱到取的时候还能买到等值的白布，所以叫银行“存三白”，因为国家没有条件建立货币信用。所以1949-1950年中国在建国初遭遇的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危机，乃是1936年民国放弃银本位开始发行纸币以来延续了二十年的通胀危机，而并非新中国政权因为“左右”问题造成的。
那么，新中国的货币体系什么时候完成建设的？中国真正使货币成之为货币是什么年代？我认为是直到1998年开始国家银行体制改革、货币体系与财政相对分离之时。
中国1992年因财政补贴压力太大而放弃了“第二货币”--票证制度--当时一户人要想过日子手里要有一大把票。除了粮票，还有油票、线票、火柴票、香烟票、肉票、布票、米票……每家有各种各样的本，副食本、粮本、煤本，等等。因此，第二货币体系是非常管用的，比第一货币体系厉害很多。其实一直到1992年取消票证制度之前，中国是“第二货币”为主的货币制度。否则早就通货膨胀得一塌糊涂了。因为这些票证有效地抑制了庞大人口的消费，使政府尽管可以增加发行货币，但是不至于构成全社会因为消费而拉动的恶性通货膨胀。至少，不能拿现在一般发达国家成熟市场经济来衡量我们的过去。
1992年我国才取消了第二货币体系才让人民币成为商品交换的中介，具有了一般货币基本职能；此后货币大规模增发，到1998年银行与财政才正式分家，中国才算开始进入相对比较独立的货币体系建立过程；到2001、2002才完成了中国现代纸币体系的建设。
从1936年到2002年，中国这条货币化路很漫长，经济和社会代价都很大。如果做当代史的阶段划分，应该说建国之初的危机乃是民国时期白银外流引发币制改革所留下的危机，那时根本不可能靠现在可想象到的任何经济理论来解决这场危机。
那时候，两大改变危机的因素值得注意：
第一是中国85%的人口都分了地，农民回到了传统的小农经济，具有非货币化特性，有没有纸币都没关系，任何一个经济多元化的村子都可以自我谋生，自给自足；所以占人口85%的农民离开了相对现代化的城市经济，只要不动他们的土地，就可以自我发展。所以85%的人先稳定下来了，并且能够定期地提供他们的剩余农产品。
第二是朝鲜战争。今天当南北韩局势重新紧张，黄海在闹事的时候，最大的赢家还是美国，这个不言而喻，中国不能算输家，但也不是赢家，或者输得不多而已。最大输家当然还是南北韩。当年朝鲜战争，西方很多人说是朝鲜侵略，搞错了。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北朝鲜因为是劳动党领导，所以迅速推行了土改。类似于我国在西藏的边缘地区，像西康、云南、青海等有藏族土司的地区全面推行土改，只维持藏区不土改，于是推进了土改的藏区的土司奴隶主纷纷逃往拉萨，促成雪山大京巴喇嘛出逃。同理，当北朝鲜全面土改，农民都得到土地的时候，原来的地主富人大约几十万人逃向南朝鲜，因此南朝鲜政权更加坚定反对土改。但是南朝鲜的农民不示弱，连续几年的农民游击战争，最后打到了汉城郊区，到1949年南朝鲜政权虽然控制汉城，但在郊区就已经岌岌可危了……当然涉及二战之后某种地缘战略格局的变动等就不再继续论述。只论及因为传统农民要“耕者有其田”，所以北朝鲜土改影响了南朝鲜，南朝鲜政权风雨飘摇，导致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爆发和不同国家介入朝鲜战争的发生，不是同一时间。一般理解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始于1950年10月份，但对朝鲜而言这场战争始于6月份，对于美国而言，也是6月20号战争一开始立刻进兵台湾海峡，对中国实行封锁，西方认定中国参加了对南朝鲜的“侵略”，并且联合国也对中国进行制裁。所以当时中国，1950年6月份刚刚建国不久就被联合国制裁，被西方封锁了。而在投票制裁中朝的安理会决议时，苏联代表缺席。据理，苏联是常任理事国，可以投否决票，但苏联没投，个中缘由留待今后众人探讨，总之这是一场改变二战后地缘战略格局的重要局部战争。
这是一场把想中立地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中国打入了苏联阵营的战争，从此中国必须站在苏联一边，成为紧密战略同盟。这就是朝鲜战争故事背后的大背景，很少被人所讨论的事情。因为中苏建立战略同盟了，苏联一改1945年把日本在东北所留下的全部设备连螺丝钉都拆走的做法，向中国东北境内大规模输入战争装备，这就意味着中国有了突然从天而降的军重工业，于是获得城市经济陡然起飞的效果。
1950年中国从严重的民国遗留的经济危机到高涨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土改剥离了85%的人口与现代经济无关，于是乎经济相对稳定，二是朝鲜战争打来了军重工业，让中国经济陡然起飞--如果看GDP曲线，“噌”地一下子就上去了，中国立刻进入经济高涨，明显过热的高涨，也因此，中国出现了重大的制度演变。
发展中国家制度构建权在于投资人或投资国，即资本出牌。
别拿豆包不当干粮，中国被从天而降的朝鲜战争打来的苏联资本也是外国资本，这个资本同样要对制度建设说话，跟二战之后所有的引资国按投资国的给定框架来构建本国的政治体制的道理是一样的。这涉及的是“左”还是“右”？现在如果一个大投资商说给某个县建立一个多少亿的企业，县委书记肯定让全体政府部门都围着这个投资商转，尽可能满足他的条件。1950年代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请各位注意，1950年以后中国构建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叫做“全盘苏化”。
这可能不是中国人完全自主开展的国家政治建设，当时中国游击队员出身的进城干部还不知道如何组织有效管理苏式重工业的城市政府，于是在政府的经济部门都派驻了苏联专家，帮着搞国家政治建设。所以中国政府经济部门完全按照投资国的要求构建了八大工业部五大经济委等，全套苏化政府部门管理业务也搬过来；高级干部得去学习，后来继任的领导人都是那个年代培训学习过来的。大学里所有现代学科院系也都派驻了苏联专家，帮着搞教材，搞管理，搞学科体系建设。无需太多解释，总之经济基础一定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这既是经典理论，也是极其简单的常识。
前面提到，1957年的很多小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可他们犯的却是左派“错误”，他们反官僚主义，反教条主义，反苏联搬过来的一切不合国情形式主义的制度，甚至认为国家所搞的工业化仍然是剥夺工人和农民，工人农民付出的剩余价值没有获得体现。请问这些言论是左是右？他们全都被打成了“右派”，至今，当年很多右派都弄不清楚自己是左派还是右派，时间长了很多人就真以为自己是右派了，这就是思想界的大麻烦，中国知识分子何其悲哀，连自己到底是什么都不知道了。这是我特别心疼他们的地方。后来我跟几位平反了的老同志成了忘年交的朋友，当年他们都是右派，我把这套分析跟他们讲，他们听了都觉得是这么回事，但是他们都很难再改变自己的状态了。我很同情他们。
接下来也在1957年发生的重大事件是，苏联突然中止了对华投资。
在朝鲜战争开打之前的1950年初，中国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条约，规定当东亚无战事三年之后，苏联全面从中国撤军，包括撤走以旅顺口为基地的苏联远东舰队。而由此可说在1957年之前中国不能叫完整的主权独立的国家，至今也不能完成统一。那个年代在中国的大陆本土上仍然有大量的苏军驻军，中长铁路沿线连同财产在内都是苏联控制，中国的大连特区和旅顺军港苏联控制。
因此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三年后，1956年中国请苏联践行条约。苏联提出中国没有管理现代军队的能力，不能应对现代战争，所以要建立联合空军和联合海军，至少要建立联合指挥机关。太祖的民族主义思想也不是左与右，就直接和赫鲁晓夫说：如果这样的话你把中国拿去吧，我上井冈山。他不允许外国军队在中国土地上再驻扎。一战前俄国在中国吞并的地方最大，已经不可能收回了。直到1957年其应该交回的中国领土才还给中国；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苏联不再向中国投资了，这是个涉及国家主权问题的1950年代的最大的变化，当不断需要追加投资的城市工业化过程突然出现投资中断，请问这个经济还能维持吗？没有任何人可以维持，苏式的工业化停了。
因此，中国的上层建筑，为了管理苏联投资的工业化经济而构建的科层化政府部门也就不能再继续正常运作，按说只能另辟蹊径……我的助手最近做了一张图表，因为我们在写一份报告，叫做《中国的真实经验--60年里四次外资八次危机及其软着陆》（这种分析方法在一般教科书上不会有，等我这本书出来之后希望大家看一看）。在这个图里，能很清楚地表示当苏联投资的时候，中央政府财政占比超过80%，地方经济几乎完全没有能力，因为主要苏联投资集中在中央。而1957年苏联突然停止投资之后，1958年中央财政占比陡然下降至低于30%，而地方上升到占70%左右。
由此，就有1958年郑州会议要调动地方积极性，中央政府无苏联投资，经济就得停下来，不如让地方来继续搞工业化。但地方却毫无工业化经验，于是“水楼”成为发动地方工业化的社会运动。太祖当时为什么进退两难？是因为中央让地方搞工业化，地方同志犯了错误，又不能打击他们，还要保护两个积极性，不能轻易出面纠正水楼中过于激进的错误。大家都以为他太荒唐，其实他是农民、种稻子出身，难道不知道小孩是不能站到田里的稻穗上的？
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苏联的投资突然停了，中央政府随即完全没有投资能力了，国家经济增长陡然下降，于是1958-1960年大危机就爆发了。
一般而言，一旦发展中国家突然遭遇外资停止而爆发经济危机时，都会随伴发生因无力支撑上层建筑而导致政府垮掉，只剩下政府体系中最硬的两个手段--军队和警察。为什么发展中国家较多发生军事政变？只要经济上宗主国不投资，这些发展中国家往往进入政治动乱，甚至出现种族屠杀，谁之罪？
中国当时也没有条件推进苏式工业作为经济基础了，可全盘苏化的上层建筑要改谈何容易？因此，以路线斗争为名发动工农兵改造上层建筑，这个也是中国创造。至于成还是不成，经验多还是教训多，留待后人评说吧。若是按今天仍然坚持的经典理论来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苏联投资的经济基础了，这个苏式上层建筑是难以维持的。
所以，如今再谈论今天所说的种种“极左”，那时候也许算是为了民族主义经济复兴的做法。其实，只不过是苏联留下的官僚主义上层建筑已经无法再适应当时只能动员劳动力维持国家建设的经济基础了。按苏联形式主义运作的官僚们难以动员劳动力，如果不跟老百姓一起下乡干活，一块上工地，难以被劳动者信服。但如果要用革命意识形态重新动员老百姓，就需要驱使已经学会穿中山装喝苏式咖啡的官员们下乡了。所以，六十年代就有“四清运动”等等一系列大量干部下乡的活动，革命意识形态就再次成为抑制政府过份官僚化的武器。
后来这些过程都应该是很清楚的，并没有真正地发生过西方意义的“左”。
接着我想请大家考虑的是，通常都说过去是计划经济搞错了，我现在的研究证明中国在所谓计划经济年代大部分年份没有计划，只在1970年以后才搞过两个五年计划。
事实上，1950年还没有计划经济的时候苏联已经因为朝鲜战争向中国投资了，因为战争需要大设备已经进来了。到1952年成立国家计委的时候还是苏联人手把手地教，也不是我们自己搞的计划经济，苏联人提出计划执行投入，中国人按照苏联人给的投资具体执行项目，那时候的工厂大都是苏联人派厂长，派工程师，派技术员，甚至派技术工人，不是我们自主的工业化。到1957年苏联停止投资了，然后1960年技术和管理人员也全被撤走。1957年我们的计委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做了几个计划控制数字，也随之胎死腹中。
所以客观上虽然有“一五”，但“一五”基本上是苏联人搞的。教科书上也有“二五”，但“二五”没出台，因为没投资了。然后是1960年代困难时期，到1963年应该出台“三五”停止，是因为这时要备战了--1961年国民党开始反攻大陆，1962年发生中印边境战争，1963年开始发生印度支那紧张局势，期间美机美舰八百多次侵犯中国领空和领海，于是中央政府要搞战备，上三线。中央的三线计划却不是国家计委干的，是余秋里带着七个老同志叫“小计委”操办的。而原国家计委提出的也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思路--以前是偏重工业，因此“三五”重点是协调农轻重比例。很好的思路。但是搞战备就不能继续按这个思路进行了。于是，坚持这个思路的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同志被撤职，“小计委”也取代了大计委，“三五”因此没出台。那么，三五应该从哪年开始呢？应该1963年到1968年期间，但1966年嗡嗡嗡命了，工业基本停产了，也就没有计划经济了。直到1970年才有“四五”。因为，太祖请四位老帅做国际形势分析，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我们现在有篇文章解释为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打了，你们有兴趣可以去查）。老帅们给太祖的意见是至少二十年内无大仗，如果要打也是在欧洲打，因为帝国主义矛盾还是在帝国主义内部。太祖说，如果没大仗，那我们就抓紧转向民生工业。于是，开始了“小球带大球”，中国恢复了对欧美日的关系，进入了朝向民生工业的结构调整，于是，中国才有了“四五”计划。
所以，中国整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这前二十年就没自主地搞过工业计划，直到1970年决定经济调整以后才开始由中国人自主地搞“四五”计划，还主要是为了引进西方资本，形成新的工业结构。可见，中国人1970年代的“四五”和“五五”是为了引进西方资本，调整工业结构的两个五年计划。1971年太祖亲自委托周恩来制定“四三方案”--引进43亿美元的西方设备，开始调整工业结构，但立刻遭到新的外资进入转化为外债所带来中央政府赤字为主的经济危机，于是乎发生了第三次上山下乡。
如果说六十年代的上山下乡是1958年经济危机的结果，1968年上山下乡是1966年经济危机的结果，那么1974-1976年的上山下乡是七十年代引进外资变成外债带来的经济危机的结果。在太祖时代，每一次经济危机都靠上山下乡向农村转嫁了城市劳动力过剩的代价，因此城市的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的内生性危机，就都软着陆了。
1950年以来每一次引进外资都引发两次危机，苏联投入54亿美元外资引发了1960年和1968年两次危机，1971年引进43亿美元外资带来了1974年、1979年两次危机，八十年代再次更多地引进外资带来了1988年和1993年两次危机，然后就是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全面进入全球化，带来了1998年，2008年两次输入型危机。
竖看中国六十年，四次引进外资，带来了八次危机，其中能向三农转嫁的就能实现软着陆，不能向三农转嫁的砸在城里引发改革。
这就是真实的经验，这就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应该怎么总结经验，怎么归纳为理论，谁利用它，这是政治家的事。作为学者，我只应该客观地告诉人们真实的经验过程是什么。如果先验地进入某个意识形态化的解释话语，那就跳不出来了，因为已经被意识形态内在的派性俘虏了。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学者批评我，我没法回答，因为我没派性。我也不想进入派性，因为那就得把我现在达到的思想高度硬要拉回到一个派性的泥沼之中去被宵小之徒们撕咬，这是有点难为我了。
这个激进的一百年其实也可以理解，其间的政治家还有学者都激进，主要是因为被打急了。我们这一代也是过来人，都还理解他们，但作为当代的人，特别是80后90后的年轻孩子们，应适当地自我调整，要从之前不可能自知的老一代留下的意识形态化的话语体系中多少解脱一些。现在很多称自己是“自由派”的朋友们其实连自主地形成自由话语的表达能力都没有，已经很难从言必称西方的“被自由”中解脱，这很遗憾。
以上“中国经验”大致是一个发展主义导向的一般的发展过程，只不过在特殊的时段有特殊的做法。比如，当外资突然停止时，只能用劳动力集中投入来替代稀缺程度为0的资本，当发生经济危机时，因为中国幅员辽阔，还因为是典型城乡二元结构，得以让农村作为载体来承接代价，否则，积聚于城市的产业资本就难以渡过危机。
例如，当代学者分析农村集体经济，一般是从西方农业经济学的理论概念来看农业集体化负面的影响。但请注意，1960城市危机向农村送了1200万知青，1968年城市危机再往农村送了1700万知青，1974年以后又送了1000多万，合计大约4000万。如果农民是单家独户小生产，怎么接收由于城市危机而不能就业的4000万知青？只有以集体化为载体，资本内化的政府才有向农村送知青的可能。我是1968年插队的，插进村去先是集体户，生产队立刻就安排房子集中住宿，拨出粮食、油和菜来开一个灶，学生就开始做饭，虽然做得乱七八糟，大家吃不熟的饭就得拉肚子。那段时间的情况清晰显示，我们所插的那个村是大队，而不是社员户。
总之，如果没有当年的农村集体化，就不可能有向农村转嫁危机的载体，没有这个载体，中国就难以度过这几次经济危机。国家在没有形成产业资本的工业化早期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是最弱的，在没有形成完整的社会化大生产，在没有产业资本门类齐全的经济结构的时候，就像刚生下的娃娃，哪怕是发烧感冒就可以要命的道理是一样的。
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从1961年到2003年的四十年里，每当人口增长一个台阶的时候，世界人均GDP就下降一个台阶，差不多每十年下降一个层次。客观地看，西方1980年代以后发生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但这叫做产业空间平移，真实GDP的增长尚需讨论。
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普世价值的时候，我说：这如果是一种理念或信仰则无所谓对错，关键看是否能够负担西方的政治体制需要支付的巨大成本。任何政府上层建筑，任何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都是要花钱的，能否有效运作的关键还是看成本高还是低，到底谁支付。
现在的问题是，世界已经进入严重的政府债务危机时代，政府的债务发达国家占70%以上。其中被认为最具有民主政治和人权道德高度的美国政府，其债务占全球政府债务的一半，为了能使借债可以不还，美国的军事开支也占全球的一半；且不说全球虚拟资本交易总量也是美国占一半。
发达国家最大的问题是其构建的民主法治上层建筑，原来是有在地化的产业资本作为经济基础来支撑的。从197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渐次向外移出产业，到九十年代末期基本完成了产业转移，意味着原来支撑这种上层建筑的产业基础大都移出去了，这时候发达国家的上层建筑愈益主要靠政府增加债务才能维持，因此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就越来越大。九十年代以前世界政府债务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因为发展中国家要搞工业化，要接受发达国家投资，投资需由政府偿还，遂成为国家债务；但这类债务是生产性负债。九十年代以后，主要是发达国家政府因经济增长缓慢社会开支占比过高而增加负债；这类债务则主要是福利性负债。
发达国家借债干什么？50%以上用以投入本国国民的社会福利需求。满足人们可以少干活，多休假，多拿工资等方面的需求。但这时却已经没有产业支撑了，除了美国，全球衍生品交易的一半在美国。因此资本流向美国。而我们消耗自己的资源环境，制造出货物送到美国去，然后只能获得在美国的电脑里计算出来的所谓“贸易盈余”，但这些贸易盈余我们不能使用，还得资本回流，进入美国的国债市场，最终提高美国的虚拟资本交易规模。于是乎现在变成中美双方的一种双输博弈，即中国是生态环境破坏，劳工问题严重，美国是金融资本泡沫化。由此，这个世界经济秩序被叫做“Chimerica”，中美国，又称G2。
中国人想改变这种双输博弈，开始把贸易盈余投向非洲去搞基本建设，去买矿买地。也是最近几年，中国刚刚开始把外汇储备转向投资的时候，中国就变成了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刚刚建立的“Chimerica”关系立刻被打散了，而几乎同时，中国的黄海、南海、西藏，还有台湾等关系，也开始紧张了，美国公开表示不允许改变原先二八开的世界秩序。
也就是说当我们刚开始想接受这个很美好的普世价值的时候，发现这是一个高成本导致高负债的上层建筑。即使我们希望建立，也恐怕需要慢慢积累才能达到那个理想水平。何况那些已经建立的都已经维持不住了。之所以社会成本太高，因为西方政治家在竞选的时候不得不承诺更高的福利，而要兑现就要增加政府债务。
更为重要的是，我2010年7月在香港理工大学的中欧论坛上跟欧洲人讲一个道理，他们非常惊愕，说从来没听过这种说法。我说：政府就是每年每月通过增发货币来制造通货膨胀基础，只要国家不出现消费过热拉动的恶性膨胀，政府就能够通过不断增大货币分母来缩小债务分子。虽然世界上任何政府领导人都会选择这么做，但是加入欧元区的欧洲国家政府却无法如此，因为货币主权转交给欧洲中央银行政府就不能再增发货币了。亦即：加入欧元区的政府就没有货币发行权了，也就不能制造通货膨胀基础来缩小债务分子，于是政府债务就不断累积。
越是没有产业的国家，比如像希腊，原来有世界级的造船业，后来都转移给韩国和中国了，原来还有船运业，现在船运业也搬走了，因为税收太高，希腊从之前世界第一大造船工业国家调整到现在，就剩下旅游业了。那希腊的债务怎么办？
美国人可以不还债务，其军费开支全球一半，而且又是美国把希腊的政府债务评级为垃圾级。于是乎，希腊的债务危机就爆发了，既然国家不能再有汇率政策、储备政策，也不能再有利率政策，那只能请求欧洲中央银行救市。这是由于希腊仍然作为政治国家，其基本经济主权却都丧失了。
同理，所有加入欧元区的国家，只要经济基础随产业移出日渐薄弱，没有货币主权条件下政府债务就会不断增加，直到压垮这个国家的上层建筑。希腊和爱尔兰如此，西班牙也如此。我认为，只要产业和金融作为国家经济两条腿的支撑能力不足的国家都避免不了列入多米诺骨牌的命运。只有仍然保留了设备制造业的欧洲中心国家--德法能支撑得住。产业竞争力有限的意大利也不确定。于是乎，最近欧洲中央银行也开始采取美国的方式，大规模增发欧元货币，美国人发六千亿美元，欧洲人发七千亿欧元，最后是搬起泡沫淹了自己。
所谓激进，包括另外一种理念追求，就像过去要实现international那样，中国政治家大都以为这套现代西方政治制度是我们早晚要实现的，但历来没有人去算过制度成本。我多次去欧洲，因为这套关于中国六十年来有四次外债八次危机的解释，中国人没有，只有我在讲这种关乎国家战略的研究。但是，国内似乎没什么需求，国外有需求，他们一听都懂；于是，现在我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是出口转内销。
出去调研多了，你就能发现西方现代化不是一个你想象就能实现的事物。按说中国各界无论左派右派我都没矛盾，觉得他们说得都很好，我只是请他们先算算账。当然我不是经济学家，这个账也算得比较粗。
当今世界上居于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大都国龄很短。比如德国，原来是三百多个小邦国麇集的地理概念，而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它正式成为一个nation state是在1832年。意大利原来也只是一个地理概念，那里有四百多个散乱的小邦国，进入近代国家序列是在1847年。西班牙是个有历史的国家，立国虽然比德国和意大利早，但也不是领土主权完整国家，直到被拿破仑横扫才统一成为一个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这些西方大多数发达国家政治经验少，因为他们作为政治国家存在历史还不到200年。
这个意义上提出告别百年激进，是说我们还是得自己跟自己比。
我们有2500年历史的大一统国家的经验。政治上别激进，不要以为2500年的历史可以被虚无。也许这番话很多同学不愿意听，认为我保守，思想陈旧。那么就注意我前面的关于经济问题的分析。
这个思路其实是从清代起一直分析到当代，中间跨越了很多政治上人为的界线，但为了客观分析只能一概打通。这是我多年来做研究的一个老办法。当年我做土地制度变迁研究的时候，就是对所有资料不分党派和政治倾向，也不分国内国外，只要是关于中国土地制度的调查研究，一律按时间排序，以此来看土地变迁的趋向。如果我先被某位先生的某套理论拘束了，这套理论又本来就来源于某一种学术派别的思想，那我肯定就跳不出来了。幸亏不做掉书袋，仅作资料排序，才完成这项研究。同理，我现在做制度演变和周期性经济危机研究，也不分政治派别，就把经济数据作排序。最简单的办法往往可能是最有效的办法。
最近的研究结果让我有感想，所以归纳成一个还不很确定的提法叫做“告别百年激进”--明年就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了，就说到这里吧，说的不对的请大家批评
今天，汇报一下最近的思考，我们在有关“十二五”和此前的一些讨论中，注意到有几个历史性的重大变化。
第一个是新世纪以来，我们已经告别了以前的百年短缺，进入了经典理论意义的过剩时期。
所谓百年短缺，是指当大多数非西方工业国家在殖民化时期遭到侵略和瓜分时，都会认识到船坚炮利是一个制胜的法宝。这背后起支撑作用的当然就是西方工业化。于是，后发国家都会以先发国家的工业化作为目标模式来赶超。而一旦要进入工业化，就会首先遭遇一个挑战，叫“资本极度稀缺”。可工业化却是一个不断追加资本投入的经济过程。
特别是中国，如果想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想形成西夷的坚船利炮的话，就意味着要发展军事工业，而军事工业更是一个需要不断追加更高投资的经济过程；而且因为不属于民生经济而不产生常态的经济回报，除非用军事工业的产品去打别的国家，占有了别的国家资源，才能有军事投入的正向回报，否则没有回报。制造了大量的炮、枪，放在仓库里，在不使用时是纯消耗，并且为了维护，还需要不断上油，擦洗，还要有人看管，这些都不产生正向的投资回报。当然，另外一种使用就是形成国家军事力量来防止甚至阻遏侵略。但是在大多数先发国家，军事工业产品主要都是用于攻打别国，获得别国的资源和市场。
因此，两个常识必须记住：其一，一般工业化是一个不断追加投资的经济过程，而军重工业的投资量更大，如果不对外作战，并无回报。其二，大多数后发国家都没有起码的工业化基础，要进入工业化就必须先有资本，所以首先面临的挑战叫做“资本极度稀缺”。
为什么特别强调“极度”二字？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建立的分析逻辑之成立，恰在于认为生产力诸要素都具有“相对”稀缺性，西方经济学所讨论的一般经济过程，都没有要素极度稀缺的情况，比如说劳动力要素极度稀缺是零，没有劳动力如何讨论要素的优化配置？资本主义时期的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到亚当斯密，认为可以在要素相对稀缺条件下使用市场看不见的手优化组合资源配置达到最优。但是没有分析在资本要素极度稀缺、甚至稀缺至零的条件下怎样依靠市场达到最优配置。因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很难按照一般西方经济学理论逻辑来构建或调整本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因为，他们首先面对的都是资本极度稀缺。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会说，可以引进外资，进口替代然后出口替代。这当然很好。但是，外资从来都是有代价的，任何外资在资本稀缺程度为零的发展中国家都会在引进的转瞬之间变成外债负担；如果像中国这样资源短缺，或者初级产品不足，就几乎不可能形成所谓“替代”。因此，在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上的债务国主要是希望进入工业化而引进外资的发展中国家，即以负债的方式进入工业化。
其中有些后发国家进入工业化了，现象上看是用自己的工业品出口就形成了贸易盈余，由此就可以还债。成功地进入了工业化的国家不多，比如“金砖四国”中的中国、印度、巴西。人们提到“金砖四国”的时候，其实主要还是说中国、印度、巴西这三个正在进入工业化的国家，虽然四国还得包括俄罗斯。不过俄罗斯早在帝俄时期就已经工业化了，只是后来经历了两次灾难而已。这些后发国家基本上还能够有效地应对外债的还本付息，因此被叫做Good student（好学生）。在西方看来，这些国家可被纳入国际主流。
但是现在世界上的国家总数190多个，大部分是第二次大战之后新独立的，大都没有能够进入工业化，为了工业化而引进的外资所形成的债务就转化成沉重的债务负担，并且不断地引发债务危机，使这些国家进入了债务陷阱，不能自拔。这也是一种发展陷阱。很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还要靠出售原材料或者租让本国资源的方式来维持基本生存。
所以，第一个需要注意的历史性重大变化就是，中国在这一百年中主要遭遇的问题是资本极度稀缺，但在完成工业化后进入世纪之交的时候，中国已经告别了短缺，进入了过剩。
这不是我的一家之言，大家在网上可以搜到，1998年马洪和陆百甫这两位老一辈的政策领域中有影响的经济学家（马当时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在1998年的研究中就已经指出，中国的生产过剩已经出现了。另外一位，中青年中的海归林毅夫，他在1999年提出的一个观点，更为直白一些地指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并由此而针对性地建议希望中国开展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的最早提出，就是1999年在中国经济论坛的一次内部座谈会上，由林毅夫教授提出来的。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他的建议直到2001年12月才有机会面陈当时的总书记三代目，之后新农村建设就随“三农”问题成为重中之重而逐渐引起重视，终于在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上，被这一代新的领导集体确定为“十一五”八项重大战略之首。所以林毅夫对于国家新农村建设实现统筹协调、平衡发展是有贡献的。
因为我不是主流经济学家，所以我的表达更为直白。中国现在面临的主要是三大过剩--因产业过剩而必致金融过剩，因产业和金融过剩而必致商业过剩。由此，可以归纳为三大资本过剩。产业、金融和资本过剩的逻辑关系是，当产业过剩的时候，银行家不会向过剩的产业投资，政府却不断地制造货币，货币总量在不断地增加，但又不能再将货币直接投向过剩的产业领域，只能由中央人民银行给各个商业银行，于是出现金融资本的流动性过剩。两年前银行的资产总规模已不止七十万亿，现在应该已经在90万亿左右，甚至更多，因为近年来大量外资流入，需要中国人民银行增发货币来进行对冲，估计现在应该约有百万亿的金融资产。但因为产业过剩，很大部分金融资产无法使用出去，于是导致严重的银行存差现象，即存款大于贷款。比如你向银行存一百元，银行只能用出去五十元，剩下五十元还得向你支付利息，所以现在不是钱少，是钱多了，淤积在银行了，即喜剧演员戏称的“不差钱”。世界上任何国家只要金融过剩，资金通常都会和房地产结合。金融资本跟地产资本之间的结合机会几乎是天衣无缝的，互相依赖。大量的过剩金融资本有意无意地推高地产价格，这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性，并非本国独创。产业只要过剩，金融往产业投就意味着砸钱收不回来，金融就不投，不投又不断增发货币于是产生金融过剩，当然会接着出现商业过剩。世界商业巨头沃尔玛，年平均利润率也只有1%，甚至不到。大量的商业领域的竞争，都不是因为投资环境恶化，而是由于商业布局过剩，商店太多，因此实力弱的只好靠假冒伪劣，才能有点薄利。如果规规矩矩经商，老老少少纳税，一般情况下都意味着亏损。
所以，产业、金融、商业这三大资本过剩，试图在完全过剩条件下构建信用社会，形成稳定信用关系的努力，不是不值得肯定，而是环境不好。因此，这种主观愿望很好的努力往往带来较高的制度成本和因这种努力不奏效而带来的较高的治理成本。
总体来看，资本过剩条件下，无论主观如何，制度成本过高是必然的规律。
也就是说，当学校的老师们还在讲着如何构建制度、如何形成信用，如何建立契约关系，如何自由契约万岁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已经是阿娇在唱着昨天的歌谣。如果老是听这些歌谣，就会让我脸上淌着泪，刺伤了我的心。不能再听过去的歌谣，因为我们已经过了那个时代。今天当出现严重过剩的时候，再用过去的歌谣说不清楚今天是什么日子。当然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最后回到保守去了，我们可以理解教科书是没法改的，但是如果想和当代的问题结合起来讨论，就至少应该知道时代发生了什么重大变化，即我们已经在世纪之交告别了短缺，当代这十年，称为迎来了过剩的十年。
接着，派生出来的问题是，在短缺时代，无论何种体制，何种意识形态，何种政府，谁当领袖，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当资本极度稀缺时，政府第一任务肯定是资本积累，因此就必然是亲资本（pro-capital）的政策体系。国内思想界简单地搬用某个欧洲国家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偶发性地形成的左派和右派的这种观点，不太明智。有人一言以蔽之地认为过去都是极左的错误，更是有点荒唐愚昧。在资本极度短缺的年代，客观上不会有形成所谓左的错误的条件，即使有错误，也只可能是极右的错误。因为，这时无论以任何名义建立的政府，其政策体系都一定是亲资本导向的。只有当资本不再短缺，当资本进入过剩，这时候的政策体系也必然是不论何党何派，何种政治体制，何种意识形态，谁为政府领袖，都会相应地调整到或多或少的民生导向，或者说，亲贫困（pro-poor）政策基本上具备执行条件了。
请考虑我提出的这个客观规律：亲贫困和亲资本这两大本质对立的政策体系，都是在客观外部环境发生根本性条件改变的时候才有可能内生性地发生改变。亦即，条件不具备的时候，政治家说与做就不可能是一回事。
总之，后发国家带有共性的问题是处在资本极度稀缺的条件下，为了解决资本极度稀缺所带来的压力，某些做法或相应的政策一定会是比较激进的。于是乎，似乎不好用左右翼这种两分法，也不好用源于西方的那些约定俗成的概念。
因此，我只好用了一个听起来似是而非的概念，叫“告别激进”。可为什么说“告别百年激进”呢？
其实清末无论是中兴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还是后来被当成保守派的慈禧太后，都想搞工业化。如果说，曾、左、李这些中兴重臣只是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即今天所说的对国外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等，那么包括老佛爷在内的统治者在那个年代则是已经开展“师夷长制以制夷”，也就是制度引进。所以，在戊戌维新之后，中国已经在教育、邮政乃至政府体制上开始试图一步步地采行西制。大量派留学生出国，也是1890年以后的现象。
只不过，那个变革时代仍然有很多问题属于内生性的传统矛盾。比如，四川的保路运动今天被意识形态化以后变成一个具有高度政治正确的话语，很少有人敢于怀疑。但它称之为事件的背后，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和今天的有些社会矛盾差不多，就是官绅勾结或官商勾结，把国家用来筑路投资的路款先都用来内部“跑冒滴漏”了。政府无奈，就提出将修路工程转包给洋人。这至少是很少被关注的负面背景之一。正面的背景也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等因素，但出于构建革命意识形态的需要而把负面的掩盖掉了。
明年就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了。大家常说武昌起义一声炮响，摧毁了反动的、封建的、腐朽的封建王朝。可很少有人问问：清王朝难道是西方经典理论意义的封建制吗？稍微研究点世界史就应该知道，中国算是世界诸国之中最早告别封建制的国家。如果说中国自秦完成统一就进入权利相对集中的政治国家历史，不再是典型的西方那种诸侯名义上认同国王的封建制度，那么中国告别封建制已两千五百年有余。所以，武昌起义的历史属性，还有很多相关的故事，至今还没有被写入正式的教科书，但在网上早有流传。
当我们不再一定要用这些年苦心建立的意识形态来思考历史的时候，会有很多供我们重新讨论的角度帮助人们开拓思路。
这绝对不是说构建革命的意识形态的历史是错的，这个工作非常非常重要，也曾经是高度有效的。它的有效性就在于，国家在资本为零的条件下，想要动员劳动力，成规模的、而不是个体的，投入于大型基本建设来替代资本的时候。经典理论讲的是K和L的关系，K 是资本，L 是劳动。那我们那个年代所做的无外乎就是成功地以L替代了K，在资本稀缺为零的条件下，用劳动力的成规模投入来替代资本，就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进入了工业化，这就是中国发展的所谓秘密。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动员劳动力，不可能告诉大众说我是资本你是劳动力，你的剩余被我占有，你给我干活去……因而，恰恰是革命意识形态，有效地动员了普通大众，成规模地近乎无偿地投入劳动，替代稀缺资本。
请注意，这里可以提出的一个比较：历史上，能够以成规模的劳动来替代包括资本在内的其他要素，而形成国家层次的大规模基本建设的，只有两种时期：一是西方历史上两次发生过的大规模奴隶制时代，二就是中国人以集体化组织作为制度基础的革命时代。二者性质不同，在于西方奴隶制时代人们投入劳动是被强迫的，而中国的革命时代劳动者的奉献基本上是自觉的。因为二者性质不同，中国才有像雷锋、王进喜等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这就是革命时代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事实上，在这个体系影响之下，形成了以不计代价的劳动投入来完成国家建设的广大劳动者。他们确实不是奴隶，而是英雄。
诚然，在国家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这个革命意识形态体系用于劳动群众动员非常有效，我们当工农兵的时候，也是被革命意识形态所彻底动员的，促使我们把全部劳动剩余贡献给了国家。后人对此应该给予足够尊重，不仅因为它曾经有效地动员了两代人，而且这是中国能够短期并且低成本地形成了国家工业化的资本积累的内在原因之一。
因此，继续把那个年代作为中国人的英雄时代，总比依据西方说法回归为奴隶时代要好得多！中国人至少还得承认那时候人们的劳动是有巨大价值的，人们的贡献对于被侵略者欺侮百年的民族国家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而如果过于激进和极端地将这些奉献解读为奴隶劳动，绝不是对中国历史的客观表述。
中国发展的实践过程本身是个客观经验过程，可以被多种方式加以表达，特别是社会科学，其本身就是构建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至于怎么去表达，取决于各种学者群体的政治目的或者各种政治家们从属的利益集团内生的价值观。
对此不再多说，也许会引起很多的批评，现在的主流似乎不是我这种说法。希望大家理解，我们之所以要充分肯定革命意识形态的国民动员作用，尤其是它在资本极度稀缺时代完成原始积累的作用；主要因为，这对于当代任何尚有理性思考能力并且认同民族国家竞争力的不同利益集团，都有正外部性。
从清末被西方列强侵略开始，中国就从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和白银储备第一大国，很快地演变为白银外流、资本极度稀缺国家，因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连续的战败和赔款，使得中国上层建筑连同军队都“被鸦片化”，国家不再有维持财政基本开支的能力，更遑论追加投资去进入工业化。何况，民间经济已经竭泽而渔了。于是，中国早期进入工业化的时候虽然也是想“坚船利炮，富国强兵”，但早期的工业化毫无疑问是组装形式的军事工业--不具有设备制造的能力，只能进口部件来组装……
一百多年前早期的洋务运动是中国进入工业化的第一步，那既不是民办，也不是一般的商品生产，恰恰就是军事工业；这对于后世统治集团，它还带来了极为严重的路劲依赖的作用。此后历代，无论是清、民国，共产党领导人无论是太祖还是太宗，都一再强调要有军重工业。太宗1980年接掌政权之后说过：如果我有8000万吨钢，就什么都不怕了。现在我们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数亿吨的钢产量了，忧患依然。
我们教科书把晚清的工业化说成是从官办到民办，其实自从帝国主义开始瓜分中国以来，即1840年以后，中国就不再有完整意义的中央政府。到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李鸿章在东南坐镇，那次叫“通电八省，拒不勤王”，表明中央早就已经与地方分裂了。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当时已经把中国瓜分了，那时候，包括大家所熟知的北洋水师，淮军湘军，都属于以中央政权为名的地方军事势力。而湘淮两大派系互相斗争，演化为后来淮系的李鸿章的海防论和湘系左宗棠的陆防论之争。据此洋务运动的实际内容，也是各地督府在搞本地的军事工业，以壮大本地的军事实力。
自太平天国战争爆发以后，清军的八旗主力作为国军已经完全没法作战，相当于国军的八旗已经完了，相当于地方部队的绿营也完了。代之而崛起的是乡村民兵、地方团练，湘军本是湘团民兵，后来打下了江浙，占领了富庶的地方，进一步发展则是本属派生之淮系北上，扩展到山东和河北；同期，则是湘系西进，整个中国当时已经四分五裂了。那个时候，在各个重要城市发展工业的，主要是各种地方势力。
后来的故事就多了，比如说慈禧老佛爷把海军军费造园了，最后海军就剩下颐和园里那条石头船……这些线索，文学家可以大量编故事。真正研究历史事件之间的规律，可不敢这样说。提出一个问题：当时淮系要军费去加强的其军队，但那是风雨飘摇的满族贵胄能够依赖的中央军吗？很多事件，今天我们重新来看，都不是今天社会上流传的故事。
深入研究可知，其实地方实力派的军事工业，客观上恰是压垮满清这个病入膏肓的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直接表现就是1900年，尽管各地都有军事工业，都有军队，但是拒不勤王；中央政府只好借助没有任何军事装备的义和团……
从那时候起，清王朝就已经名存实亡了。
后来，1911年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有的材料说是武昌新军要清除会党势力，这本身无可厚非，因为当时各种各样的会党在军中多有活动。
早期只有九龙一个口岸通商的时候，中国大量的失地农民为主体组成了所谓的帮会，漕帮、盐帮等等。今天中国有两亿多过剩劳动力流动打工，当时大约两千万，失地农民背井离乡在外面当脚夫和苦力，这些人离开传统社区制度保护，就只能加入帮会，当时的帮会势力很大。到1840-1870年西方列强通过多次战争迫使中国开放30多个口岸都通商时，轮船直接沿江上溯至重庆，各地就不需要有那么多人专门当脚夫了，于是这帮无地农民中很多人失业了，就演变成帮会势力扩大和会党“作乱”。虽然，这在后来已经被解释成中国革命的一部分了；但总之，这个过程很复杂。
伴随相当多筹组新军的地方势力演变为地方军阀，大量招兵买马容纳了因多口通商而失业的各种会党势力参军，会党成员进入新军之后大量发展会党，使得建立了新式军队却难以控制，于是军队领导人下令要清除会党。这可麻烦了，正好在武汉新军中的一支会党力量，其头领据说是个排长吧，因为有人告密了，第二天恐怕就要抓起来了，所以这帮人说反正也是死，1911年10月10日那天晚上就反了。造反的时候，确实还没有谁在领导起义。但是，因为当时的革命宣传非常广泛，会党一反，大家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风传是革命党起事，于是所有官员都跑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看，满城没有官了。造反士兵大家说怎么办，咱几个能领导吗？不行就得抓个当官的来当头，于是到处搜，就搜出了相当于旅长的步兵协统黎元洪，再后来，他就成了中华民国代总统。
故事是故事，听听就完了，即使写入教科书也需要专业人士认真考证才知道是否真的。百年间很多故事就这样不断延续下来，其中很多事情值得我们再深入思考。
那个年代，各种各样的地方势力崛起，使得客观上已经解体的清王朝最终出现了分崩离析局面。接着，各个地方军阀拥兵自重，即所谓风云四起，军阀割据成为大趋势，乃至到太祖发动革命上井冈山的时候，自己也叫“红色割据”。
事实上，地方割据成了大一统王朝之后必然重复性发生的历史现象，难道以前的历朝历代当中央王权衰落的时候不是帮会四起、割据盛行吗？
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也是比较混乱的，叫什么国，什么主义，什么制度，用什么新词，其实就是北京城沙滩的红楼里那些穿长衫的先生们试图给出解释而照搬来的概念。今天，我们都理解，他们做了伟大的思想建设工作。我们也都应该充分尊重和全面继承前人的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但，也得认识到他们有相当的局限性。因为中国人实在是被迫着才发出最后的吼声，那个军阀混战局面之下，无论什么手段，谁能有效地形成再度大一统，对历史都是有贡献的。这就是先蒋后毛，两位对中华民族重新构建大一统的政治国家作了历史贡献的人物，先是蒋介石，没成功，后是太祖，成功了；他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领袖。这跟历朝历代的开国之君有很大的相似性。当然，如果根据主流意识形态，则性质不同。这另外再说，在我这课上，只有告别百年激进，才能梳理真实的历史经验。
接着得讨论蒋为什么失败。
大家都以为他倒行逆施，反动派等等，当然这是“话语正确”。包括我自己从小就是在这套话语灌输下长大的。但是，还有其他的话，古话叫“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所以暂且听我一家之言，说错了各位怎么批判都行。
自20年代，蒋就基本上完成了名义上的国家大一统，当然也是以孙中山的名义，以国民革命的名义。因此，蒋介石在1947年以前一直是党总裁而非国家元首，他很小心，总理这个名义已经是孙中山了，他不能叫；总统还没经过选举当然也不能叫，只能叫总裁。他是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裁，也是先有军，后有党，再有国，或者说先有军权，后有党权，再有政权。这都属于清末以后政治进程中的一个路径依赖的制度演变过程。由于他的军事力量是全国最大的，各地地方军阀为了避免正面冲突，降低与中央的交易成本，而认同属于国民革命军序列了，但各征自己的税，发自己的饷，各穿自己的军装，备自己的军械。所以就有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双枪兵，一手步枪，一手大烟枪等等。主要是靠各个不同的地方军阀自己实行地方治理，这是当时的一个普遍现象。虽然矛盾重重，但总之这个国家在趋向于完成大一统之后的国家正常化进程。
20年代到30年代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叫民国黄金经建十年，大局甫定，重归一统，民间经济自然恢复，于是出现了当时中国构建工业经济基础的十年。国家军事上一统，接着经济上出现高速增长，似乎对民国的建设有百利而无一害。无论1921年共产党组建之后怎么发动革命和暴动，恰恰是在这个年代逐渐式微，剩下的是星星之火。民国经济发展了，客观上造成了革命的条件弱化了。
那，为什么三十年的中后期反而又起来了呢？因为一个众所周知的重大国际性事件--1929-1933年西方资本主义大危机席卷欧美。
危机期间带来的一个现象是通货膨胀，伴生贵金属价格上涨。这与今天滥发美元造成的通货膨胀，黄金价格飞涨一样。贵金属价格上涨当然包括白银价格上涨，那么白银价格上涨为什么对我们有影响呢？因为中国一直到那个年代还是白银本位的币制，街面上流行的是袁大头，孙大头，就是银元，官府和富商还都是用白银作为主要的财富储藏方式。一个银本位的国家突然遭遇世界范围内的银价大幅度上涨，而原来美国作为中国的主要宗主国之一，曾经跟民国政府签有白银协议。因为中国不产白银，要大量地从美洲向中国输入白银，中国才能不断使用白银作为货币。但是，因银价上涨，美国单方面取消了白银协定，并且从1934年开始大量提高美国的白银收购价格，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发生了白银危机，即资本短缺危机。同时，因为那时已经发生了1931年和1935年两大日本侵华事件，日本帝国主义政府为了控制中国，就要摧毁民国的经济基础，也从中国大量收购白银。于是，美国和日本抬高价格在中国大量采购白银，就导致中国出现了短期爆发的白银危机，迫使在1936年民国政府宣布取消银本位制，改为发行纸币。一发行纸币立刻就贬值，因为金银储备不够，大量外流，没有发行纸币的基础，因此这个国家从此进入了以通货膨胀为主的长期经济危机。
接着就是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日本借着中国发生经济危机的机会大规模侵略中国。于是，中国的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本是星星之火的革命得以迅速扩展。这就是民国没有能够稳住这个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战之后，民国更是没有硬通货和贵金属储备，只有靠战后美国援助维持，但也只维持到1948年。美援停止之际，立刻满街就都是滥发的纸币，有的地方滥发到以亿为票面单位的程度。此时，民国的国家财政金融体系彻底崩溃了。
所以我说，民国先亡于财政金融、亡于经济崩溃，后亡于军事失败。
那是个战争年代，民国政府70%以上的财政都用于军事开支的，当他集中在城市里的财政金融和经济体系一崩溃，就没有支付军费的可能了，无论有多少军队都不能维持财政崩溃的政权，于是，就被虽然没有财政、但靠农村老百姓支持的解放军摧枯拉朽地扫荡了。
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我只是认为这些因素值得纳入考虑，利于开拓思路。也许，政权更替的主要因素还是革命战争的迅猛推进，打下了新中国。但即使这个判断成立也得知道农民革命战争中对最大社会群体农民的政治动员就是宣布耕者有其田。
有意思的是，这个中国革命战争从民国时期起就叫做土地革命战争。孙中山发动了一次，被蒋介石搞歪了，共产党搞了两次，这三次都叫做土地革命战争。土地战争的核心动员机制就叫做耕者有其田，但是耕者有其田却不是近代才有的说法。
大家可以去查证，中国人当代很多话语都是当代才有的，比如政治，群众，阶级，政党，所有这些耳熟能详拿来就能用的话语，中国古代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不是我们从中国人的经验中产生的词，当然是外来的；但耕者有其田却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具有“政治正确”的理念。对农民来说，它并非是现代意义的革命口号，而是一个几千年的传统动员口号。农民要求的不外乎是安身立命的小有产者的地位。
于是，中国人通过三次土地革命战争，用了半个世纪的努力所构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当然今天被西方人一言以蔽之说是共党国家，是共产主义。其实，我们构建的是在1949年经过农民参与的以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革命战争，打出来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小有产者国家。因为政府把地分给了农民，中国85%的农民都平均分得了土地，意味着都变成了有产者，因此，当时中国变成了世界最大的小资国。崔之元教授有篇文章谈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可以立足于小资产阶级实现，这是很重要的理论创新。但是除了崔之元，看看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有哪一位曾几何时说过，在小资产阶级的基础上可以建立社会主义呢？没有。只要谁说这话，立刻被那个年代带上一个帽子--机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不认为小资产阶级可以成为建立社会主义的基础，同理，太祖和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非常清晰告诉全党，不可能在小农经济的社会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1947年《论联合政府》和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太祖都反复告诫全党，不要试图在一片小农经济，在小资产阶级的基础上，去追求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那样建立的只不过是农民社会主义，或者民粹主义。太祖是反民粹主义的，在世界历史上的所有反民粹主义政治家中，都没有极左的。
早在那个年代，太祖说得很清楚，我们要搞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资本主义，这就是1949年到1950年得到社会共识的新民主主义建国方略的核心。党内很多人问太祖新民主主义和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有什么不同。太祖说，我们搞的都是资本主义，唯一的不同就是那是国民党领导，我们是共产党领导。假如1949-1950年确立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资本主义，那么这是左还是右？有谁认为搞资本主义是左，那是不是有点自己糊涂了？所以在那个年代，当我们认同民族资本主义的时候，也许应该叫中右。
为什么不能激进，因为激进了就容易犯错误。其实，那个年代就是有激进而没有左过。
到1957年搞反右运动，这在性质确定上又错了，其实搞的是反左运动。右派也有，但是很少，像罗隆基，章伯钧，有那么几个民国年间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第三方的人，建国之后也许属于右派，但其实他们说的也不是那么回事。主要问题在于：新中国刚刚建立政权的时候，所遭遇的是民国年间金融危机的延续，1949年建国时，最高月度通货膨胀率38%。各解放区进入大城市，原来各解放区的印钞还在老百姓手里，比如华北票、东北票，都还要继续流通。早年开始跟苏联谈判给中国工业建设支援的时候，一个苏联专家给两万斤小米的工资。当时我们国家主席的工资折合3000斤小米，部长级工资折合2400斤小米，局长级工资折合1800斤小米。请1个苏联专家计算给苏联的债务折合6个国家主席工资。
为什么1950年用小米为单位算干部工资呢？因为农民革命时期小米是一般商品等价物。民国政府走的时候蒋介石把国库剩下的一点黄金全拉走了，因此，只要发行纸币一定是毛票子--没有国家储备--新中国也没有商品，既然土地革命赢得的几亿农民解放，那只能拿小米--农民最认的东西--来当一般等价物。同时期银行存款叫“存三白”，白米、白面、白布。不是说存款人扛着白布上银行，而是今天存的钱到取的时候还能买到等值的白布，所以叫银行“存三白”，因为国家没有条件建立货币信用。所以1949-1950年中国在建国初遭遇的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危机，乃是1936年民国放弃银本位开始发行纸币以来延续了二十年的通胀危机，而并非新中国政权因为“左右”问题造成的。
那么，新中国的货币体系什么时候完成建设的？中国真正使货币成之为货币是什么年代？我认为是直到1998年开始国家银行体制改革、货币体系与财政相对分离之时。
中国1992年因财政补贴压力太大而放弃了“第二货币”--票证制度--当时一户人要想过日子手里要有一大把票。除了粮票，还有油票、线票、火柴票、香烟票、肉票、布票、米票……每家有各种各样的本，副食本、粮本、煤本，等等。因此，第二货币体系是非常管用的，比第一货币体系厉害很多。其实一直到1992年取消票证制度之前，中国是“第二货币”为主的货币制度。否则早就通货膨胀得一塌糊涂了。因为这些票证有效地抑制了庞大人口的消费，使政府尽管可以增加发行货币，但是不至于构成全社会因为消费而拉动的恶性通货膨胀。至少，不能拿现在一般发达国家成熟市场经济来衡量我们的过去。
1992年我国才取消了第二货币体系才让人民币成为商品交换的中介，具有了一般货币基本职能；此后货币大规模增发，到1998年银行与财政才正式分家，中国才算开始进入相对比较独立的货币体系建立过程；到2001、2002才完成了中国现代纸币体系的建设。
从1936年到2002年，中国这条货币化路很漫长，经济和社会代价都很大。如果做当代史的阶段划分，应该说建国之初的危机乃是民国时期白银外流引发币制改革所留下的危机，那时根本不可能靠现在可想象到的任何经济理论来解决这场危机。
那时候，两大改变危机的因素值得注意：
第一是中国85%的人口都分了地，农民回到了传统的小农经济，具有非货币化特性，有没有纸币都没关系，任何一个经济多元化的村子都可以自我谋生，自给自足；所以占人口85%的农民离开了相对现代化的城市经济，只要不动他们的土地，就可以自我发展。所以85%的人先稳定下来了，并且能够定期地提供他们的剩余农产品。
第二是朝鲜战争。今天当南北韩局势重新紧张，黄海在闹事的时候，最大的赢家还是美国，这个不言而喻，中国不能算输家，但也不是赢家，或者输得不多而已。最大输家当然还是南北韩。当年朝鲜战争，西方很多人说是朝鲜侵略，搞错了。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北朝鲜因为是劳动党领导，所以迅速推行了土改。类似于我国在西藏的边缘地区，像西康、云南、青海等有藏族土司的地区全面推行土改，只维持藏区不土改，于是推进了土改的藏区的土司奴隶主纷纷逃往拉萨，促成雪山大京巴喇嘛出逃。同理，当北朝鲜全面土改，农民都得到土地的时候，原来的地主富人大约几十万人逃向南朝鲜，因此南朝鲜政权更加坚定反对土改。但是南朝鲜的农民不示弱，连续几年的农民游击战争，最后打到了汉城郊区，到1949年南朝鲜政权虽然控制汉城，但在郊区就已经岌岌可危了……当然涉及二战之后某种地缘战略格局的变动等就不再继续论述。只论及因为传统农民要“耕者有其田”，所以北朝鲜土改影响了南朝鲜，南朝鲜政权风雨飘摇，导致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爆发和不同国家介入朝鲜战争的发生，不是同一时间。一般理解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始于1950年10月份，但对朝鲜而言这场战争始于6月份，对于美国而言，也是6月20号战争一开始立刻进兵台湾海峡，对中国实行封锁，西方认定中国参加了对南朝鲜的“侵略”，并且联合国也对中国进行制裁。所以当时中国，1950年6月份刚刚建国不久就被联合国制裁，被西方封锁了。而在投票制裁中朝的安理会决议时，苏联代表缺席。据理，苏联是常任理事国，可以投否决票，但苏联没投，个中缘由留待今后众人探讨，总之这是一场改变二战后地缘战略格局的重要局部战争。
这是一场把想中立地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中国打入了苏联阵营的战争，从此中国必须站在苏联一边，成为紧密战略同盟。这就是朝鲜战争故事背后的大背景，很少被人所讨论的事情。因为中苏建立战略同盟了，苏联一改1945年把日本在东北所留下的全部设备连螺丝钉都拆走的做法，向中国东北境内大规模输入战争装备，这就意味着中国有了突然从天而降的军重工业，于是获得城市经济陡然起飞的效果。
1950年中国从严重的民国遗留的经济危机到高涨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土改剥离了85%的人口与现代经济无关，于是乎经济相对稳定，二是朝鲜战争打来了军重工业，让中国经济陡然起飞--如果看GDP曲线，“噌”地一下子就上去了，中国立刻进入经济高涨，明显过热的高涨，也因此，中国出现了重大的制度演变。
发展中国家制度构建权在于投资人或投资国，即资本出牌。
别拿豆包不当干粮，中国被从天而降的朝鲜战争打来的苏联资本也是外国资本，这个资本同样要对制度建设说话，跟二战之后所有的引资国按投资国的给定框架来构建本国的政治体制的道理是一样的。这涉及的是“左”还是“右”？现在如果一个大投资商说给某个县建立一个多少亿的企业，县委书记肯定让全体政府部门都围着这个投资商转，尽可能满足他的条件。1950年代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请各位注意，1950年以后中国构建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叫做“全盘苏化”。
这可能不是中国人完全自主开展的国家政治建设，当时中国游击队员出身的进城干部还不知道如何组织有效管理苏式重工业的城市政府，于是在政府的经济部门都派驻了苏联专家，帮着搞国家政治建设。所以中国政府经济部门完全按照投资国的要求构建了八大工业部五大经济委等，全套苏化政府部门管理业务也搬过来；高级干部得去学习，后来继任的领导人都是那个年代培训学习过来的。大学里所有现代学科院系也都派驻了苏联专家，帮着搞教材，搞管理，搞学科体系建设。无需太多解释，总之经济基础一定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这既是经典理论，也是极其简单的常识。
前面提到，1957年的很多小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可他们犯的却是左派“错误”，他们反官僚主义，反教条主义，反苏联搬过来的一切不合国情形式主义的制度，甚至认为国家所搞的工业化仍然是剥夺工人和农民，工人农民付出的剩余价值没有获得体现。请问这些言论是左是右？他们全都被打成了“右派”，至今，当年很多右派都弄不清楚自己是左派还是右派，时间长了很多人就真以为自己是右派了，这就是思想界的大麻烦，中国知识分子何其悲哀，连自己到底是什么都不知道了。这是我特别心疼他们的地方。后来我跟几位平反了的老同志成了忘年交的朋友，当年他们都是右派，我把这套分析跟他们讲，他们听了都觉得是这么回事，但是他们都很难再改变自己的状态了。我很同情他们。
接下来也在1957年发生的重大事件是，苏联突然中止了对华投资。
在朝鲜战争开打之前的1950年初，中国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条约，规定当东亚无战事三年之后，苏联全面从中国撤军，包括撤走以旅顺口为基地的苏联远东舰队。而由此可说在1957年之前中国不能叫完整的主权独立的国家，至今也不能完成统一。那个年代在中国的大陆本土上仍然有大量的苏军驻军，中长铁路沿线连同财产在内都是苏联控制，中国的大连特区和旅顺军港苏联控制。
因此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三年后，1956年中国请苏联践行条约。苏联提出中国没有管理现代军队的能力，不能应对现代战争，所以要建立联合空军和联合海军，至少要建立联合指挥机关。太祖的民族主义思想也不是左与右，就直接和赫鲁晓夫说：如果这样的话你把中国拿去吧，我上井冈山。他不允许外国军队在中国土地上再驻扎。一战前俄国在中国吞并的地方最大，已经不可能收回了。直到1957年其应该交回的中国领土才还给中国；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苏联不再向中国投资了，这是个涉及国家主权问题的1950年代的最大的变化，当不断需要追加投资的城市工业化过程突然出现投资中断，请问这个经济还能维持吗？没有任何人可以维持，苏式的工业化停了。
因此，中国的上层建筑，为了管理苏联投资的工业化经济而构建的科层化政府部门也就不能再继续正常运作，按说只能另辟蹊径……我的助手最近做了一张图表，因为我们在写一份报告，叫做《中国的真实经验--60年里四次外资八次危机及其软着陆》（这种分析方法在一般教科书上不会有，等我这本书出来之后希望大家看一看）。在这个图里，能很清楚地表示当苏联投资的时候，中央政府财政占比超过80%，地方经济几乎完全没有能力，因为主要苏联投资集中在中央。而1957年苏联突然停止投资之后，1958年中央财政占比陡然下降至低于30%，而地方上升到占70%左右。
由此，就有1958年郑州会议要调动地方积极性，中央政府无苏联投资，经济就得停下来，不如让地方来继续搞工业化。但地方却毫无工业化经验，于是“水楼”成为发动地方工业化的社会运动。太祖当时为什么进退两难？是因为中央让地方搞工业化，地方同志犯了错误，又不能打击他们，还要保护两个积极性，不能轻易出面纠正水楼中过于激进的错误。大家都以为他太荒唐，其实他是农民、种稻子出身，难道不知道小孩是不能站到田里的稻穗上的？
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苏联的投资突然停了，中央政府随即完全没有投资能力了，国家经济增长陡然下降，于是1958-1960年大危机就爆发了。
一般而言，一旦发展中国家突然遭遇外资停止而爆发经济危机时，都会随伴发生因无力支撑上层建筑而导致政府垮掉，只剩下政府体系中最硬的两个手段--军队和警察。为什么发展中国家较多发生军事政变？只要经济上宗主国不投资，这些发展中国家往往进入政治动乱，甚至出现种族屠杀，谁之罪？
中国当时也没有条件推进苏式工业作为经济基础了，可全盘苏化的上层建筑要改谈何容易？因此，以路线斗争为名发动工农兵改造上层建筑，这个也是中国创造。至于成还是不成，经验多还是教训多，留待后人评说吧。若是按今天仍然坚持的经典理论来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苏联投资的经济基础了，这个苏式上层建筑是难以维持的。
所以，如今再谈论今天所说的种种“极左”，那时候也许算是为了民族主义经济复兴的做法。其实，只不过是苏联留下的官僚主义上层建筑已经无法再适应当时只能动员劳动力维持国家建设的经济基础了。按苏联形式主义运作的官僚们难以动员劳动力，如果不跟老百姓一起下乡干活，一块上工地，难以被劳动者信服。但如果要用革命意识形态重新动员老百姓，就需要驱使已经学会穿中山装喝苏式咖啡的官员们下乡了。所以，六十年代就有“四清运动”等等一系列大量干部下乡的活动，革命意识形态就再次成为抑制政府过份官僚化的武器。
后来这些过程都应该是很清楚的，并没有真正地发生过西方意义的“左”。
接着我想请大家考虑的是，通常都说过去是计划经济搞错了，我现在的研究证明中国在所谓计划经济年代大部分年份没有计划，只在1970年以后才搞过两个五年计划。
事实上，1950年还没有计划经济的时候苏联已经因为朝鲜战争向中国投资了，因为战争需要大设备已经进来了。到1952年成立国家计委的时候还是苏联人手把手地教，也不是我们自己搞的计划经济，苏联人提出计划执行投入，中国人按照苏联人给的投资具体执行项目，那时候的工厂大都是苏联人派厂长，派工程师，派技术员，甚至派技术工人，不是我们自主的工业化。到1957年苏联停止投资了，然后1960年技术和管理人员也全被撤走。1957年我们的计委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做了几个计划控制数字，也随之胎死腹中。
所以客观上虽然有“一五”，但“一五”基本上是苏联人搞的。教科书上也有“二五”，但“二五”没出台，因为没投资了。然后是1960年代困难时期，到1963年应该出台“三五”停止，是因为这时要备战了--1961年国民党开始反攻大陆，1962年发生中印边境战争，1963年开始发生印度支那紧张局势，期间美机美舰八百多次侵犯中国领空和领海，于是中央政府要搞战备，上三线。中央的三线计划却不是国家计委干的，是余秋里带着七个老同志叫“小计委”操办的。而原国家计委提出的也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思路--以前是偏重工业，因此“三五”重点是协调农轻重比例。很好的思路。但是搞战备就不能继续按这个思路进行了。于是，坚持这个思路的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同志被撤职，“小计委”也取代了大计委，“三五”因此没出台。那么，三五应该从哪年开始呢？应该1963年到1968年期间，但1966年嗡嗡嗡命了，工业基本停产了，也就没有计划经济了。直到1970年才有“四五”。因为，太祖请四位老帅做国际形势分析，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我们现在有篇文章解释为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打了，你们有兴趣可以去查）。老帅们给太祖的意见是至少二十年内无大仗，如果要打也是在欧洲打，因为帝国主义矛盾还是在帝国主义内部。太祖说，如果没大仗，那我们就抓紧转向民生工业。于是，开始了“小球带大球”，中国恢复了对欧美日的关系，进入了朝向民生工业的结构调整，于是，中国才有了“四五”计划。
所以，中国整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这前二十年就没自主地搞过工业计划，直到1970年决定经济调整以后才开始由中国人自主地搞“四五”计划，还主要是为了引进西方资本，形成新的工业结构。可见，中国人1970年代的“四五”和“五五”是为了引进西方资本，调整工业结构的两个五年计划。1971年太祖亲自委托周恩来制定“四三方案”--引进43亿美元的西方设备，开始调整工业结构，但立刻遭到新的外资进入转化为外债所带来中央政府赤字为主的经济危机，于是乎发生了第三次上山下乡。
如果说六十年代的上山下乡是1958年经济危机的结果，1968年上山下乡是1966年经济危机的结果，那么1974-1976年的上山下乡是七十年代引进外资变成外债带来的经济危机的结果。在太祖时代，每一次经济危机都靠上山下乡向农村转嫁了城市劳动力过剩的代价，因此城市的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的内生性危机，就都软着陆了。
1950年以来每一次引进外资都引发两次危机，苏联投入54亿美元外资引发了1960年和1968年两次危机，1971年引进43亿美元外资带来了1974年、1979年两次危机，八十年代再次更多地引进外资带来了1988年和1993年两次危机，然后就是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全面进入全球化，带来了1998年，2008年两次输入型危机。
竖看中国六十年，四次引进外资，带来了八次危机，其中能向三农转嫁的就能实现软着陆，不能向三农转嫁的砸在城里引发改革。
这就是真实的经验，这就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应该怎么总结经验，怎么归纳为理论，谁利用它，这是政治家的事。作为学者，我只应该客观地告诉人们真实的经验过程是什么。如果先验地进入某个意识形态化的解释话语，那就跳不出来了，因为已经被意识形态内在的派性俘虏了。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学者批评我，我没法回答，因为我没派性。我也不想进入派性，因为那就得把我现在达到的思想高度硬要拉回到一个派性的泥沼之中去被宵小之徒们撕咬，这是有点难为我了。
这个激进的一百年其实也可以理解，其间的政治家还有学者都激进，主要是因为被打急了。我们这一代也是过来人，都还理解他们，但作为当代的人，特别是80后90后的年轻孩子们，应适当地自我调整，要从之前不可能自知的老一代留下的意识形态化的话语体系中多少解脱一些。现在很多称自己是“自由派”的朋友们其实连自主地形成自由话语的表达能力都没有，已经很难从言必称西方的“被自由”中解脱，这很遗憾。
以上“中国经验”大致是一个发展主义导向的一般的发展过程，只不过在特殊的时段有特殊的做法。比如，当外资突然停止时，只能用劳动力集中投入来替代稀缺程度为0的资本，当发生经济危机时，因为中国幅员辽阔，还因为是典型城乡二元结构，得以让农村作为载体来承接代价，否则，积聚于城市的产业资本就难以渡过危机。
例如，当代学者分析农村集体经济，一般是从西方农业经济学的理论概念来看农业集体化负面的影响。但请注意，1960城市危机向农村送了1200万知青，1968年城市危机再往农村送了1700万知青，1974年以后又送了1000多万，合计大约4000万。如果农民是单家独户小生产，怎么接收由于城市危机而不能就业的4000万知青？只有以集体化为载体，资本内化的政府才有向农村送知青的可能。我是1968年插队的，插进村去先是集体户，生产队立刻就安排房子集中住宿，拨出粮食、油和菜来开一个灶，学生就开始做饭，虽然做得乱七八糟，大家吃不熟的饭就得拉肚子。那段时间的情况清晰显示，我们所插的那个村是大队，而不是社员户。
总之，如果没有当年的农村集体化，就不可能有向农村转嫁危机的载体，没有这个载体，中国就难以度过这几次经济危机。国家在没有形成产业资本的工业化早期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是最弱的，在没有形成完整的社会化大生产，在没有产业资本门类齐全的经济结构的时候，就像刚生下的娃娃，哪怕是发烧感冒就可以要命的道理是一样的。
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从1961年到2003年的四十年里，每当人口增长一个台阶的时候，世界人均GDP就下降一个台阶，差不多每十年下降一个层次。客观地看，西方1980年代以后发生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但这叫做产业空间平移，真实GDP的增长尚需讨论。
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普世价值的时候，我说：这如果是一种理念或信仰则无所谓对错，关键看是否能够负担西方的政治体制需要支付的巨大成本。任何政府上层建筑，任何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都是要花钱的，能否有效运作的关键还是看成本高还是低，到底谁支付。
现在的问题是，世界已经进入严重的政府债务危机时代，政府的债务发达国家占70%以上。其中被认为最具有民主政治和人权道德高度的美国政府，其债务占全球政府债务的一半，为了能使借债可以不还，美国的军事开支也占全球的一半；且不说全球虚拟资本交易总量也是美国占一半。
发达国家最大的问题是其构建的民主法治上层建筑，原来是有在地化的产业资本作为经济基础来支撑的。从197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渐次向外移出产业，到九十年代末期基本完成了产业转移，意味着原来支撑这种上层建筑的产业基础大都移出去了，这时候发达国家的上层建筑愈益主要靠政府增加债务才能维持，因此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就越来越大。九十年代以前世界政府债务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因为发展中国家要搞工业化，要接受发达国家投资，投资需由政府偿还，遂成为国家债务；但这类债务是生产性负债。九十年代以后，主要是发达国家政府因经济增长缓慢社会开支占比过高而增加负债；这类债务则主要是福利性负债。
发达国家借债干什么？50%以上用以投入本国国民的社会福利需求。满足人们可以少干活，多休假，多拿工资等方面的需求。但这时却已经没有产业支撑了，除了美国，全球衍生品交易的一半在美国。因此资本流向美国。而我们消耗自己的资源环境，制造出货物送到美国去，然后只能获得在美国的电脑里计算出来的所谓“贸易盈余”，但这些贸易盈余我们不能使用，还得资本回流，进入美国的国债市场，最终提高美国的虚拟资本交易规模。于是乎现在变成中美双方的一种双输博弈，即中国是生态环境破坏，劳工问题严重，美国是金融资本泡沫化。由此，这个世界经济秩序被叫做“Chimerica”，中美国，又称G2。
中国人想改变这种双输博弈，开始把贸易盈余投向非洲去搞基本建设，去买矿买地。也是最近几年，中国刚刚开始把外汇储备转向投资的时候，中国就变成了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刚刚建立的“Chimerica”关系立刻被打散了，而几乎同时，中国的黄海、南海、西藏，还有台湾等关系，也开始紧张了，美国公开表示不允许改变原先二八开的世界秩序。
也就是说当我们刚开始想接受这个很美好的普世价值的时候，发现这是一个高成本导致高负债的上层建筑。即使我们希望建立，也恐怕需要慢慢积累才能达到那个理想水平。何况那些已经建立的都已经维持不住了。之所以社会成本太高，因为西方政治家在竞选的时候不得不承诺更高的福利，而要兑现就要增加政府债务。
更为重要的是，我2010年7月在香港理工大学的中欧论坛上跟欧洲人讲一个道理，他们非常惊愕，说从来没听过这种说法。我说：政府就是每年每月通过增发货币来制造通货膨胀基础，只要国家不出现消费过热拉动的恶性膨胀，政府就能够通过不断增大货币分母来缩小债务分子。虽然世界上任何政府领导人都会选择这么做，但是加入欧元区的欧洲国家政府却无法如此，因为货币主权转交给欧洲中央银行政府就不能再增发货币了。亦即：加入欧元区的政府就没有货币发行权了，也就不能制造通货膨胀基础来缩小债务分子，于是政府债务就不断累积。
越是没有产业的国家，比如像希腊，原来有世界级的造船业，后来都转移给韩国和中国了，原来还有船运业，现在船运业也搬走了，因为税收太高，希腊从之前世界第一大造船工业国家调整到现在，就剩下旅游业了。那希腊的债务怎么办？
美国人可以不还债务，其军费开支全球一半，而且又是美国把希腊的政府债务评级为垃圾级。于是乎，希腊的债务危机就爆发了，既然国家不能再有汇率政策、储备政策，也不能再有利率政策，那只能请求欧洲中央银行救市。这是由于希腊仍然作为政治国家，其基本经济主权却都丧失了。
同理，所有加入欧元区的国家，只要经济基础随产业移出日渐薄弱，没有货币主权条件下政府债务就会不断增加，直到压垮这个国家的上层建筑。希腊和爱尔兰如此，西班牙也如此。我认为，只要产业和金融作为国家经济两条腿的支撑能力不足的国家都避免不了列入多米诺骨牌的命运。只有仍然保留了设备制造业的欧洲中心国家--德法能支撑得住。产业竞争力有限的意大利也不确定。于是乎，最近欧洲中央银行也开始采取美国的方式，大规模增发欧元货币，美国人发六千亿美元，欧洲人发七千亿欧元，最后是搬起泡沫淹了自己。
所谓激进，包括另外一种理念追求，就像过去要实现international那样，中国政治家大都以为这套现代西方政治制度是我们早晚要实现的，但历来没有人去算过制度成本。我多次去欧洲，因为这套关于中国六十年来有四次外债八次危机的解释，中国人没有，只有我在讲这种关乎国家战略的研究。但是，国内似乎没什么需求，国外有需求，他们一听都懂；于是，现在我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是出口转内销。
出去调研多了，你就能发现西方现代化不是一个你想象就能实现的事物。按说中国各界无论左派右派我都没矛盾，觉得他们说得都很好，我只是请他们先算算账。当然我不是经济学家，这个账也算得比较粗。
当今世界上居于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大都国龄很短。比如德国，原来是三百多个小邦国麇集的地理概念，而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它正式成为一个nation state是在1832年。意大利原来也只是一个地理概念，那里有四百多个散乱的小邦国，进入近代国家序列是在1847年。西班牙是个有历史的国家，立国虽然比德国和意大利早，但也不是领土主权完整国家，直到被拿破仑横扫才统一成为一个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这些西方大多数发达国家政治经验少，因为他们作为政治国家存在历史还不到200年。
这个意义上提出告别百年激进，是说我们还是得自己跟自己比。
我们有2500年历史的大一统国家的经验。政治上别激进，不要以为2500年的历史可以被虚无。也许这番话很多同学不愿意听，认为我保守，思想陈旧。那么就注意我前面的关于经济问题的分析。
这个思路其实是从清代起一直分析到当代，中间跨越了很多政治上人为的界线，但为了客观分析只能一概打通。这是我多年来做研究的一个老办法。当年我做土地制度变迁研究的时候，就是对所有资料不分党派和政治倾向，也不分国内国外，只要是关于中国土地制度的调查研究，一律按时间排序，以此来看土地变迁的趋向。如果我先被某位先生的某套理论拘束了，这套理论又本来就来源于某一种学术派别的思想，那我肯定就跳不出来了。幸亏不做掉书袋，仅作资料排序，才完成这项研究。同理，我现在做制度演变和周期性经济危机研究，也不分政治派别，就把经济数据作排序。最简单的办法往往可能是最有效的办法。
最近的研究结果让我有感想，所以归纳成一个还不很确定的提法叫做“告别百年激进”--明年就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了，就说到这里吧，说的不对的请大家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