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华到香港的半年

　　　　　　——从清华到香港的半年  



　　　　　　　　　清华大学 高皓


2004年春，我有幸被清华选为交换生赴香港科技大学交换学习一学期。以这篇文章纪念我在香港的日子。




一

　　香港科技大学（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KUST）坐落在九龙的东南部，但与九龙的喧闹不同，它隐在峰回路转的山林。学校依山傍海，远离闹市，林木葱郁，花草掩荫，有萧然尘外之感。科大坐拥清水湾，清水湾的确是名副其实。在日光朗照的天气里，从山上向海湾里望去，恰似一片碧蓝的绸子滑滑地铺展开来，摊得平平展展，铺得波纹细密；波光跃金，宛如丝绸在阳光下抖动的光泽。偶尔有小船驶过，在海面上激起一条白色的水线，那是裁缝手中灵巧的剪刀吧。如果赶上周末科大学生风帆俱乐部（Sailing Club, HKUSTSU）的活动，点点白帆散布在湛蓝的海面上，那千帆竞发的场面确实也激动人心。

　　科大是一所非常年轻的大学，1991 年才开始正式招收学生，是香港历史上的第3 所大学。当时的香港政府为了保证本港在信息时代的领导地位，创办了这所科学技术大学。为了实现培养科技、管理方面顶尖人才的目标，香港政府不惜耗费重金。科大的建筑费用创下了历史新高。由于当时物价上涨，政府曾多次修改预算，而立法会审批辩论中的风风雨雨，也一时成为社会焦点。当时人们对科大了解不多，只是在媒体上天天看见超支，除了超支还是超支，超支使科大家喻户晓。据说以前出租车司机都不知道科大在哪里，但当科大校园不断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之后，就再也没有这个问题了。

　　科大成了名副其实的劳斯莱斯，名贵而真实。

　　早就听说科大是一所超豪华、超新式的大学，科研与教学设备世界一流。刚来科大时，校园建筑设计的精巧令人惊叹：所有建筑都依山势而建，教学大楼和学生公寓浑然一体。公寓靠近海边，我们去上课，就要穿过两个悬空的水泥骨架连接桥，还要经由三个分别是11 层、10 层、7 层的升降机才能到达教室——实际上就是在爬山了。整条走道是封顶的，所以称得上是风雨无阻，在清华带来的雨伞的一次也没有用过。图书馆中珍藏着校舍建设的照片，展现了完整的建筑过程，从中可以真切的体会到，有了当初的创业者的炸山推土，修筑海防，才有今日错落有致的立体校园。

　　科大的无敌海景不但令所有科大人引以为豪，也令外人羡慕不已。每逢周末，游客络绎不绝，还有本地人全家老小来休闲拍照。在校庆时, 清华香港校友会曾经组织过校友聚会，我遇到了一位70 年代初毕业的土木系的学长，她毕业后在香港工作三十年，亲历过轰轰烈烈开发地产的时代。她说，科大的海湾在香港是数一数二的，当年是英国驻军军士的度假胜地，后来，97 回归大势已定，这块原本是英国“自留地”的风水宝地恰好成全了科大。

　　置身科大校园，就像是走进了电影《黑客帝国》中那个巨大而神秘的Matrix中。学校的主要建筑物都连在一起，整个学术大楼有三十多个升降电梯，走廊通道错综复杂，每一位初来科大的人都注定会迷路。为此，科大专门开发了一套电梯选择向导（Lift Selection Advisor），从电脑中敲进去四位房间号，显示的就是里该房间最近的电梯号码和电梯位置图。可是，即使有了这个向导，就一定不迷路了吗？有一次，我和一个清华同学一块上实验课，早早地查好了实验室的位置，可还是足足地找了40 多分钟，迟到了半个多小时。望着神情迷离、满头大汗的我们，带课的TA 咧嘴一笑，“呵呵，我当年自己根本没找到，还是别人领我来的，你们可比我强多了！走廊七转八弯，真称得上是曲径通幽，走上一阵子就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推开一扇门走道露台上，看到的可能是海天一色，可能是绿草茵茵，也可能是一个神秘的庭院。这迷宫般的学术大楼算是便宜了那些以后立志进入微软的小子，经过了科大的训练，他们一定会在同事们羡慕的目光中，在西雅图雷德蒙微软总部大楼仄仄的走廊迷宫中闲庭信步罢。





二

　　尽管资历尚浅，短短十年间，香港科技大学已经跻身世界知名大学的行列。据2004 年五月号的《mangazine"名牌》，在上海交通大学发布的世界大学排行榜（2003）中，香港科技大学在中国区位列第三，北京大学、香港大学等均在其下。第一名的“国立台湾大学”，用了近80年的时间，目前专任教员1784人，兼任教员1192 人（2003 年统计）；第二名的清华大学用了90 余年的时间，目前全体教职工7477 人，一线教学科研人员3930 人。而位列第三的香港科技大学，全体教研人员425 人，客座教师34 人，总数459 人。自2001 年英国《金融时报》发布的全球MBA 排名，科大工商管理学院MBA 连续三年排入全球50 强，亚洲第一。可以用一句清华老校长梅贻琦的话总结科大迅速崛起的成功经验，“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尽管科大也是大楼林立。

　　科大建立的十年可以说是建国以来“最集中”的一次全球华人知识精英回流的十年。在科大的教师中，80％是中国留学生，但现在大多执外国护照，另外 20％是外籍知识分子。以国籍计算，他们大约来自29 个国家。他们全部具有博士学位，其中又以哈佛、MIT、耶鲁、剑桥、UC Berkeley 等世界顶级名校居多。

　　在科大，能强烈地体会到的“知识就是财富”的真切含义。我有一个很近的同乡在科大做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年薪将近100 万港元，粗粗算来，日薪就差不多三千了。香港寸土寸金，房价高企，普通的单元房都以百万计数，许多香港人忙碌一辈子就是为买一套房。而我这位叔叔已经在城里买了一套公寓，举止言谈中都透露着生活的安然与富足。生活上没有后顾之忧，自然能够安心于教学和科研，而这也印证了科大 “ Recruit the best people and keep them happy.（延聘一流人才并使他们快乐）”策略的正确了吧。

　　前几年，清华开创了讲席教授组，在全世界范围内聘请大师级学者来清华任教。包括共和国第一位“洋系主任”，美国工程院院士、美国普渡大学工业工程系 Salvendy 教授担纲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主任。当时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对清华大学百万年薪聘讲席教授的热论。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回归。

　　在科大上控制课的老师在介绍学科发展历史时曾经慨叹，30 年代的清华大师云集。控制论的创始人、美国著名数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维纳（Norbert Wiener）1935—1936 年应邀来清华大学访问讲学，这是当年清华的一件盛事，以维纳当时在世界科学界的地位，他能接受清华的邀请，而且在清华呆了两年多时间，这是中国大学的骄傲。维纳回国后，又鼓动著名数学家、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终身教授冯"诺伊曼来清华访问，诺伊曼夫妇对此很感兴趣，维纳还正式向当时清华校长梅贻琦、李郁荣和数学系主任熊庆来做了推荐，可惜两个月后抗战爆发，这一切也就无从谈起了。据说当时清华以工学院拥有的设备和装置而自豪，数学系的图书馆与MIT 的一样完善，任之恭（哈佛和MIT 的毕业生）还认为物理系的图书馆要比哈佛大学的更加完善一些。这些都是吸引这些世界顶尖学者来清华的原因。当然，不能不说的是一个不为人所关注的细节，维纳来清华的津贴是每月30 块大洋，这比他当时在MIT 的薪水高了好几倍。

　　科大还鼓励工学院的教授开办公司，将科研成果产业化，服务社会。正因如此，早在1994 年，香港的第一家互联网的公司就在科大诞生。我的一位任课老师——生于湖南，卡耐基梅隆大学( CarnegieMellon University )工学、经济学双学士、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工学博士——就在科大的支持下，成功地吸引到了3,000 万风险投资基金，在深圳开办了一家高科技公司。这位老师周末在深圳工作，深港两地跑，忙得不亦乐乎。在学术上，他现在领导着科大的自动化研究中心，是国际上并联机构工业机器人方面的权威，在学术界颇有声望。





三

　　 上个世纪50 年代，中国科技大学当时还在北京时，高校中曾经流传过这样一个顺口溜：“穷清华，富北大，不要命的上科大”。大概意思是说当时考上清华的多是工农子弟，只知埋头苦读，穿衣戴帽不拘小节；上北大的则以干部子女为多，经常参加一些社会活动，衣着光鲜，两校学生走到一块，一看就很知道是清华还是北大的了。科大则是功课要求的尤其严格，在那样一个火热的年代，同学们都玩了命的学习，被兄弟院校的同学称作“拼命三郎”。没想到过了半个多世纪，在距离北京千里之遥的香港，居然也有类似的说法。和清华一样，科大的学习压力也很大，尤其是工科专业。科大的同学戏称UST 为University of Stress and Tension。

　　我在清华学的专业是自动化，在这边最接近的就是电子工程了。以我自己的感受来说，专业课讲授的理论知识不如清华系统，课时也要短些（科大的一个学期有14 周，清华是16 周）。不过特别强调应用，作业、实验和编程仿真都很多。我有一门课，每次实验都要单独评分，占总评的5%，而实验内容都是比较复杂的实际系统，要按时完成每次实验并非易事。在学期中也是大考小考不断，有的科目还有好几个Mid-term。

　　在这样的压力下，学校也曾经发生过一些过激事件。就在我们来交换的前一个学期，一位土木系本科生因为不堪重负、跳楼自尽。这在香港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校长朱经武也承认“科大的读书压力的确是大了点”，不过他用MIT 学生的例子勉励科大同学：每当他看到MIT 的毕业生，总会问他们何以如此的成功，这些学生的答案总是“We worked like a dog”。当他们走向社会后，便被发现得到了很多知识，而且经过这样的训练，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能难倒他们了。

　　不过，平心而论，对我们交换生而言，课程的难度还主要是在语言上。科大是一所完全采用美式运作的大学，除了极个别人文课程特许使用中文外，其他课程一律使用英文教学，而行政管理、组织教务、考试制度等全都如此，凡是科大发布的官方文件，如果使用中英文双语发行，那么在文件的末尾一定有这么一句话“本文件由英文译出，内容中英版本若有差异，则以英文版本为准”。难怪许多美国来的交换生都觉得科大和一般的美国大学没有什么区别。

　　在学习上难度之一是要学大量的专业术语，这个还相对好办，多听多问多记也就罢了。最有挑战性的是对考试题目的准确理解上，没有什么电子词典可供参考，还要准确理解，分毫不差。我有一门期中考试就忽略了一个关键单词，搞错了题意，白白地丢了很多分——正是这种压力使人不敢懈怠。幸好最后的成绩还是很令人满意的，我在科大学选的四门课中，有两门的成绩是“A＋”，另两门是“A”。

　　到了一所大学，不能不说的就是图书馆了。科大图书馆的一绝是拥有的一个4 层楼高的共享大堂，墙体是玻璃幕墙的，将近180 度的张角令人在任何一层都可以饱览清水湾的美景。读书累了便甩甩手，捶捶腰，远眺大海，遐想片刻，无限惬意。

　　由于建校不久，大部分藏书都很新，绝大多数是原版英文书。从书架的一端看过去，那一串串不认识的专业术语简直有点让人发晕。由于书多人少，每个人可以同时借很多本书。我们本科生可以同时外借25 本，如果无人预约，则可须借两次，每次期限4 周。刚来的那些天，我是看中一本就借一本，没几天宿舍原来空荡荡的书架就摆满了。有一次我报了一摞书，借还书处的工作人员扫了几本，说剩下不能借了了，理由是借数已满。我当时先是一愣，后来心里暗乐：“原来25 本也可以借满呀！”

　　在图书馆，还可以外借音像资料和杂志，音像室里有好多经典电影，录像带、LD、VCD、DVD 一应俱全，既可以借出去，也可以在馆内看。既看了电影，又练了英语听力，一举两得。另外，这里扫描是免费的，看到好文章便可以毫不犹豫地“据为己有”。





四

　　在科大里有这样一种广为接受的主流观念——最有前途的同学往往是那些GPA ( Grade Point Average )是B/B+，而热情投身于各种组织中的学生领袖们。能做各个组织的领导者，interpersonal skills 自然使他们走上社会后能左右逢源；而成绩中上，又表明他们有足够的intelligence，能够有效地处理工作中的难题。在大陆和台湾，念书是人们心中的一个基本观念，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再穷不能穷教育”，但对经济至上的香港人来说，教育并不是那么重要。在香港这个以商业为中心的社会里，“最有前途”的意思是赚足够多的钱，成为叱咤风云的商业巨子。尽管对于学界泰斗、政府高官，香港人也表示出足够的尊敬，但是大多数中产阶级和社会平民父母还是更希望自己的子女有朝一日能在商海中闯出一片天地。

　　这种价值观深深地影响了本科生的毕业选择。与大陆现在如火如荼的考研热相反，我接触到的绝大多数香港同学都明确表示自己不会读研究生：他们的第一选择就是找工作了。这里还有一个极端的例子——有一次我和一桌化学系的同学吃饭，聊起来毕业选择的话题。他们中所有人，毫无例外，都选择直接工作，而且决不做化学方面的工作，令人吃惊的是，他们系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如此。这种牢不可破的观念，已经深深地根植于他们的头脑中。从这些化学系新生进入大学的第一天起，这种择业观念就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直到毕业时瓜熟蒂落。到了下一届新生循环往复，也没有人怀疑，仿佛理应如此。

　　有人说，许多大陆同学读研、推迟就业，为的是缓解就业压力，为找到好工作增加筹码。就我的观察，在这个问题上，香港和内地同学的意识存在着巨大分野。大多数香港同学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读了硕士、博士就一定有利于个人职业生涯发展。与其继续读书，还不如在业界的摸爬滚打几年、积累实际经验实在！香港同学更注重实际，完全靠书本并不能做好生意，而选择了读博士，就等于选择了学术。如果不是对研究有足够强烈的兴趣是不会走这条路的。返观大陆，相当一部分同学对自己将来的没有清晰地考虑，只是先把读博士的机会这个稀缺的资源抢到手再说——他们以为这样就会使自己增值，或者干脆把学位当敲门砖。可是，缺乏源自内心的学术兴趣和“其九死而犹未悔”的毅力，读博士也是痛苦的，甚至还会把人生道路弄得愈走愈窄。当然，弹丸之地和泱泱大国的种种差异也是观念不同的原因之一，但是我想，只有对自己充分地自察内省，只有对职业生涯的统筹关照，我们才可能做出适合自己的人生抉择。

　　我们这些大陆交换生都有这样的感受，论其本科课程的学习，科大同学的平均水平不及我们所在的学校，但是local 博士生却几乎人人都很强，带我们课程的TA 就是明证。与其说是选拔体系把成绩最好、同时真正对学术感兴趣的人筛选出来，还不如说是这些人自己留了下来、而又没有其他人闹哄哄的争抢。

　　当然，香港的700万人口不足以支撑几所大学研究的需要，科大的博士研究生有不少就来自大陆。这些大陆学生构成了科大规模不小的群落，几乎处处都能听到有人讲普通话。他们在这里的生活是很滋润的，奖学金扣除学费和生活费后每月还能剩下4、5000 港元，差不多相当于大学毕业生的起薪了——他们还在读学位。一起上街买东西时，能明显的感觉出他们和我们消费观念的不同。和我一起交换过去的一位经管的大三女生就特别羡慕这边的师姐，不用咬牙跺脚地下决心就能轻松买下那些名牌化妆品。

　　不过科大博士生做研究的压力是很大的。有一次吃饭时，一位EEE(Electrical & Electronic Engineering, 电机及电子工程系)的正教授谈起培养研究生时说，他常常告诫自己的研究生，这里是资本主义香港，拿钱是要出活的，干不好就回家去。

　　我有一次参加一个实验室内部的研讨会(seminar)，在场的所有人都来自大陆，包括老师。在讨论到一个重要的专业细节时，作报告的博士生请求用中文表达，老师不同意。结果那个博士生用生硬蹩脚的英语解释得满头大汗，讲着讲着自己也糊涂了。老师大怒，开始拿自己的博士生开刀，甚至还说“这么简单的问题搞了几个月还不明白，那你还呆在这里干什么！”别说是那个被训的博士生和跟他朝夕相处的同学了，就是我这个局外人也是听得心惊肉跳，脸上热热的。不过，正是这种高标准、严要求，使得每位学生不敢懈怠，度过充实的五年时光，也才使科大迅速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五

　　科大的大学生活与清华大异其趣，以致我回到清华后还适应了好几天。香港的法定工作时间是“朝九晚五”，在学校里也大体如此。第一节上课时间是早上9 点，而我这学期选的课只有一门是第一节有课，每周的其他时间都是十点半以后才有课。有些科大同学则在选课时干脆不考虑上课时间是早上第一节的课程，这样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当然，起得晚，睡得也晚，两者互为因果。香港同学特别喜欢熬夜，有时是做课程project，有时是社团协会通宵开会，有时是三五知己海边BBQ(Barbeque)，当然也有人玩PC Game 从傍晚到黎明。在这里，似乎不分什么白天和黑夜，在任何时间，都有人在学习，有人在睡觉，有人在做实验，有人在打游戏。我到那边也入乡随俗了，常常是凌晨一点多从实验室赶回公寓，路上还常常遇到几个熟悉的面孔，满脸疲倦抑或精神百倍地赶到学校机房通宵赶作业去了。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当然，前提是不能影响他人的工作和休息。

　　我在香港这半年，最大的支出就是吃饭了。科大的饮食以广东菜为主，我们吃的套餐做得很精致，有菜有汤，也很可口。只是每顿都要花上20 多港元，最便宜的也是15 元—— 还可能吃不饱。科大里有一间麦当劳，价钱与其他套餐差不多，而估计还要便宜一些。我觉得这学期吃的麦当劳比我之前吃过的总数还要多——只是在吃完后担心垃圾食品对健康的损害。我的老乡陈叔叔对我特别好，时不时请我到科大最好的餐馆吃饭，改善伙食，我因此尝遍了饭馆里几乎所有粤菜风味。他还常常邀其他教授共同进餐，而饭桌上的谈话则令我受益匪浅。

　　 说到吃饭，不能不提起科大一个非常棒的全校性活动——“卓贤汇( confluence dinner )”。 “卓贤汇”，从名字上看就是群贤毕至，聚会交流。校方邀请社会各界的成功人士与科大学生共同进餐，每桌十个同学，外加一位外请嘉宾和一校内辅导员，每场宴会一、二十桌，每周举办两至三次。这项活动是强制性的，每位同学每学期至少要参加一次，不过几乎没有人抱怨——宴会是免费的，相当于学校一个学期请所有本科生免费在学校最好的餐馆里吃一顿正餐！请来的人大多投身商界，也有少数政界、学界精英。嘉宾名单和简要情况由组织者给出，方便同学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也可以通过宴会开始前的一个简单的鸡尾酒会先与不同的嘉宾接触后再决定落座。于是，灯火辉煌的大厅里，十几桌觥筹交错，畅谈人生，在饭桌上，业界打磨出的真知灼见和同学少年的意气风发激荡交融在一起。宴会不但是科大学生开阔视野的地方，也是同学们的社交活动的宝贵机会。很多学长正是通过在“卓贤汇”上结识的贵宾，成功地迈出了职业生涯的第一步。





六

　　我们刚到时正赶上科大各级学生会和社团组织换届选举，趁机也了解了科大学生组织的情况。

　　 科大所有学生组织都隶属于校学生会 (HKUST Student Union, SU)。校学生会分为三个机构，既(1)普选评议会，校会的权力机构，相当于学生议会，有几十个普选评议员组成；(2)干事会，功能相当于大陆学校的学生会，有会长（相当于学生会主席）一名，内、外务副会长各一名，秘书若干（相当于各部部长）组成干事会内阁，负责校会常务工作，对外代表科大学生会的及全体科大学生；(3)编辑委员会，负责校刊《振翅》及子报《振翅"高飞》的编辑和出版。校会下主要有3 大系统：(1) 院系学生会，(2) 宿舍学生会，(3) 各种社团组织，这里主要说说后两者的。科大有6 座本科生公寓，每间公寓建成年份不同，社区文化也各异的。每个Hall SU 都有自己的名称，如Hall Ⅲ 叫“冰川”，而每个Hall 又有许多楼会。我们住的是Hall Ⅵ楼分两翼，每层便有两个楼会，一共10 层楼，所以就我们一间Hall 便有20 个楼会。因为科大不设班级，楼会便在该层tutor 的指导下的行使内地大学班级的某些功能。粗粗算来，这已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体系了。而另一个重量级的就是社团协会了。科大的近百个社团协会都隶属于校学生会。不管是艺术团中的合唱队、舞蹈队，还是体育协会中的风帆协会、网球队，不管是兴趣为主的摄影学会、辩论学会，还是信仰为先的基督徒团契、天主教同学会。名称也统一使用科大学生会字样。如科大电台全称为"香港科技大学学生会校园人民广播电台(People's Campus Radio, HKUST SU)"。

　　换届选举中，上面提到的百余个社团组织差不多都在两、三个星期内投票完毕。几十个候选团队花样迭出的推广活动，融会成了科大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科大的选举体制与清华有很大的不同：一是科大实行直接选举，所有注册会员都可投票；二是选举前组阁，即以候选内阁为单位参加竞选，而不似清华先选出主席后再由主席组阁，所以在争取选票的过程中是十来个人齐上阵。仿佛当初设计校园时就考虑到了竞选的需要，校园内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交通枢纽，即主楼后面的香港赛马会大堂，这里是从宿舍去教室、图书馆，进出校门的必经之路，而且大堂有透明的天棚，可谓风雨无阻。十几个候选内阁成员统一服装，不同的组织往往根据自身的独有文化做出不同的选择，一般学生会同学着正装，而一些兴趣类社团则专门精心设计了特色服装。

所作的推广活动可以说是花样繁多、层出不穷。最常见的就是派发各种各样的小礼物了。派发的礼品包括文件夹、作业纸、圆珠笔、店铺优惠券、日历、纸袋、时尚杂志、VCD 和DVD、刻录光盘、甚至还有盒饭、保健品、爆米花和鲜榨橙汁，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小玩艺儿主要来自商家赞助，也有少部分是候选内阁成员自掏腰包。到了竞争白热化阶段，抽象的职位之争已经变成了具体的一本本杂志、一张张优惠券、一沓沓作业纸了。对于大多数普通会员而言，学生会组织的各种活动固然重要，但是最实在的却是能够享用的福利。那个候选内阁拉的赞助更多，派发的礼品更丰富，就说明他们有更好的社会活动能力，来年的福利就一定会更好。Hall Ⅱ的学生会候选内阁曾经在楼上挂出了一张硕大的彩喷海报，上面密密麻麻的全是赞助商的商标，有几十个之多。真是很难想象，这几个大学生寒假中一家一家地找，一家一家谈的艰辛。不过，看这阵势，今年当选应该的没什么悬念了吧。

　　礼品所有社团都有的送，而且不只是送给本社团的成员，路过的人人人有份。如果来者不拒的哈，几天下来，几十个文件夹应该没有问题。当然，这么多礼品，同学要是分不清是哪家送的，那可糟了。怎么办？喊口号！候选内阁成员大家一字排开，优雅地微笑，高喊着口号。手里拿着塞过来的小玩意儿，不好意思不放慢脚步多看几眼，记住候选团队的名字；更不好意思的是，有时下楼梯的只有你一个人，那边便远远地就开始喊了，有时还是唱歌，直到你走过这一字长队。

　　 花样还不止这些，有一个社团叫“游踪社”(Yo-hoo Club)，其实就是组织大家郊游了。他们居然用竹杆儿扎了一个花轿，路过的同学可以享受八抬大轿的威风，在拥挤的人流中居高临下，悠哉游哉。工学院学生会弄了个游乐园活动——沙袋打靶。我试了试手气，居然一击全中，得了头奖。心里暗自得意——没白上清华的射击课！还有什么抽奖、吸盘飞镖……一切能想到的活跃气氛、吸引观众的招数都用尽了。想想看，几十个候选内阁用在同一个大堂里面，面对上下课川流不息的人流，又塞东西、又喊号子，又唱歌、又抬轿，那是一种多么热闹而混乱的场面。大堂周围就是图书馆、教室和实验室，活动的噪音自然“流毒甚远”。为此，学校学生事务处处长曾专门给全校师生发过两封邮件，希望大家尊重科大的校园文化，在这两周中能够互相谦让、互相谅解。

　　竞选活动热热闹闹，一片繁荣景象，可竞选中的酸甜苦辣、一波三折却不是所有人都能体会和经历的了。今年科大校学生会干事会候选内阁可谓命运多舛，只有一个候选内阁，被我的一个同学戏称等额选举。就是这个候选内阁，本该在两星期选举结束，不过徒生意外，一次是选举委员会弄丢了一页选民名单，一次是赞成票未超过半数，中间经过两次补选，从学期初一直持续到了学期末。





七

　　 清华的交换生都被安排在科大刚刚竣工的New Hall 中了，又引起内地兄弟院校同学们的一番感叹。我住在公寓三层，一面是绿树如织的山壁，一面是迷迷蒙蒙的海湾，每天早晨在鸟鸣和涛声中睁开睡眼，感觉人与自然原来可以那样接近。

　　与大陆的大学相比，科大的住宿条件而绝对是一流的，细节是从来不用自己买卫生纸和洗衣粉，宿舍楼里永远有充足的供应。每间宿舍都用电子门卡出入，中央控制系统自动记录每次开门和关门信息，大大增加了安全性。Common Room有公用的冰箱、微波炉、饮水机，空调是1 块钱1 小时，热水24 小时供应，随时可以洗澡。特别羡慕的是研究生宿舍，一人一间独立寝室，私密性考虑得细致周到；四人一间公用客厅和厨房，大家过得其乐融融。还有，服务人员的态度总是那么好——我说不了粤语，而他们的普通话也不怎么样，每次交流都挺费劲的，可对方的每次都是不厌其烦，还总是担心他们耽误了我的宝贵时间。

　　同世界主流大学一样，科大没有班级这个概念。教务管理由院系完成，而同学的全人教育，社区交往则主要是以宿舍为单位。我们住的New Hall 建筑有两翼，于是每一层都被安排成了男生翼和女生翼，每一层楼有一个tutor，由研究生担任，大体相当于我们这里的辅导员。不过tutor 不掌握同学的学习成绩，也不参与奖学金评定的决策等，而只是负责维持秩序，建设社区，或者说，tutor是培养同学的教练员，而不是一哨定音的裁判员。 tutor 与同学的关系非常融洽了，tutor 充分尊重每个人的不同的背景和个性，在科大公寓这个多样性的社区里面帮助同学们成长。

　　 宿舍里的活动很丰富，有每周一次的分享会 (Sharing Session,SS)，还有不定期的聚餐、生果会、BBQ 等。Sharing Session 是这里的一大特色，学期初大家自愿结成三人小组，每次一个小组主讲一个话题，也可以组织大家讨论。时间是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由于科大的宿生来自本港、大陆、欧洲、北美及东亚，这种个体的离散性和整体的多样性使得Sharing Session 精彩纷呈。什么话题都有可能讨论，什么气氛都有可能出现。既有大学教育改革的讨论，又有吉他伴奏的赛歌会；既有讲鬼故事比赛；又有追女友技巧谈；既有气功魔术真人秀；又有韩国同学展示民族文化。我呢，则跟大家分享了大陆旅行的照片和见闻，当然没忘了向大家介绍清华。Sharing Session也是强制性的，每位同学一学期至少参加6 次。科大的公寓每学期都要重新分配，大家也就格外珍惜同宿的一个学期，多结识几个铁哥们儿，多交几个知心朋友。





八

　　或许因为工程师都需要强健的身体吧，同样以工科为主的科大与清华一样，都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养成终身运动的习惯。我走过国内很多大学，清华的体育设施可说是全国称冠。相比而言，科大没有清华体量巨大的综合体育馆和跳水馆，不过，各种各样的硬件设施和细致周到的软件服务比之清华是由过之而无不及。足球场、篮球场、室内体育馆、网球场、垒球场等就不必说了，科大居然还有自己的高尔夫球练习场！靠近海边的沙滩排球场、手球场爆满时，赛场上赤脚踩出的脚印、汗水浸湿的队服、气氛热烈的争抢，伴着阳光海风，还真有一番夏威夷风情。

　　对我们这些穷学生来说，最好的就是所有的体育设施对科大学生都是免费的了，更令人惬意的是，周末香港同学大都回家，享用这些一流设施的基本上都是内地过来的交换生和研究生了。科大有室内、室外两个游泳池，在泳池里从来不用担心撞人或被撞，放眼看过去，整个泳池就10 多个人，基本上每人独占一条泳道。除了常去游泳，健身房也是我这个学期常去的地方，力量训练器材、跑步机、划船机、登山机、脚踏车机应有尽有。在清华跑惯了400 米塑胶跑道，在科大冷气开放的室内健身房，一边踏着跑步机，一边欣赏着窗外海景，却也别有一番情致！

　　 学期初选课，我幸运地选中了花剑( Foil fencing )课。同班的10余名同学有两名大陆交换生，还有一位来自夏威夷大学的交换生，我们听不懂粤语，教练就用英语讲。教练是一位40 多岁的女士，别看讲理论时温文而雅，实战练习时像是换了一个人。刚开始上课时，大家都放不开手脚，运剑拘谨，说实话也是有点害怕，于是在练习中有了默契，彼此点到为止，“剑下留情”。不料被老师识破了，叫我们逐一与她对练。我们上课穿的是练习服，就是在麻布外套中夹了一层1、2 厘米的厚质海绵。教练的手法可谓又准又狠，每次我们被击中的都是同一部位，而且决不像我们练习时那样，只是试探性地刺一下就忙着往回收；而是毫无保留、结结实实地刺在胸膛上，剑身都弯成了一道弧线。几次下来，场上的人都“哇”“呀”大叫，先前练完的同学坐在地板上边用力揉着“伤口”，边琢磨着下次怎样刺得更准、躲得更快。这种对速度、精度和力量的控制和求胜的欲望或许正是教练想在击剑中传达给我们的吧。

　　一学期的交换生活实在有限，不过这个学期我的确收获了很多，成长了很多，对人生和社会的体验和思考才刚刚开始。毫无疑问，在香港科技大学，我度过了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那个朗朗碧空下蓝得透亮的海湾，那个暗夜沉沉下灯火通明的海湾，不时在我脑海中浮动。我能感受到自己的成长，科大也是一样。科大的成长是一个传奇，一个中国人奋起努力、创造一所世界一流大学、促进中国和世界进步的传奇。正如科大首任学术副校长孔宪铎在他的《我的科大十年》中写道的那样， “从历史角度上看，创建科大的事迹几乎样样都是史无前例。在中国教育史上，从来没有这么一大批华人留学生共同携手把世界主流大学的理念带回中国，把中西文化交流在一起，把东西科技的差距在校园里逐步缩减，把华人留学生爱国报国的梦想变成现实。在中国教育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大一笔庞大的投资（近20 亿美元）用在创建一间大学上；在中国教育史上，也从来没有把这么大的自由度交在创校人手里；更不用说，在中国教育史上，从来没有一间大学在创建的最初的十年里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