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决定了黄光裕与孙大午的差异？

有一种东西看起来很虚，平时可有可无，但是需要的时候却很需要，那就是道义。

黄光裕被捕的消息终于被证实了，5年前另外一个富豪也被捕过，他的财富虽然比黄光裕少的多，名气却也很大，甚至名气和他的财富不相称的大，而且他的名声和别的富豪不同，他和当地政界关系冷淡，他做的也还是农业，但是他在民众中却有好名声，他就是孙大午。

拘留孙大午的罪名是“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事”之时，除公司财产被查抄外，他的网站更由于关于三农问题的言论“严重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形象”而被县里封闭并罚款1.5万元。他的《我为农民说实话》和其他许多手稿也被查抄。然而“三农研究”圈内的人都知道，孙大午讲的问题，尤其是农村金融“吸血”和农民企业贷款难等问题其实已经久招物议。许多农村不要说企业融资，就连乡村两级基层政权都是靠民间借贷维持运转，著名的“两级财政债务困境”中，正规银行贷款比重远不及私人贷款，亦即两级政权财政实际上都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他们与孙大午的区别，无非是他们有权而孙无权，他们借钱用作行政消费而孙则用作生产投资和公益投入。如果孙大午有罪，我国乡村大部分两级政权岂不都成了罪犯政权？

至于黄光裕，在司法没有明确之前，我们没必要对他是否有罪进行猜测。

孙大午常年开办免费的农民技校，办了一所医院，每月只用1元，职工和村民们就能享受合作医疗，做一次包括B超、验血等在内的全套检查，只要10元钱。他没有别墅，没有专车，住在集体宿舍里。生活极其简单，爱吃玉米饼子、大葱蘸酱，在外办事往往在路边小摊填饱肚子了事。他没有名牌服装，不上娱乐场所。一个月只拿2000元的工资。出差去宁夏坐的是硬座。他办了学校，困难的学生免收学费。

当孙大午被捕，把钱借给他的父老乡亲们没有去讨债，没有冲击他的公司，他们体现出中国人几千年的道义精神：患难与共，同甘共苦。经济学家茅于轼称赞他说：“他做了一件犯法的好事”；从未谋面的联想的柳传志给他写来亲笔信，并借给他1000万渡过难关。信里说“尊敬的孙大午先生：您好！我是联想集团的柳传志，看了中央电视台有关你的节目，对你的境况很同情。中国由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会有法律、政策等诸多方面不配套，这样必然造成作为一个民营企业经营中的难度。希望你在这个时刻一定要稳住阵脚，不要因此乱了方寸，我在当年创业时也遇到了许多的困难（虽然没有你现在所遭遇的困难大），但是都挺过来了。只要你保持你的这种奋斗精神，就一定能渡过难关。”

胡星斗教授于2003年6月13日在各大网站发发出名为《拯救中国最优秀民营企业家孙大午的呼吁书》的求助信。

江平说：“这个案子究竟是什么问题十分值得探讨：可能是政府违法，抓错人——不应该按176条来抓。而如果176条的确是恶法、是恶条就需要修改；还可能第 176条关于非法集资罪的规定界限不清，可以让人大常委会加以解释。比如什么叫特定人群？民事责任跟刑事责任界限究竟怎么来划？这些问题很多，有很多民事案件现在当成了刑事案件来看。”

　　陈平说：“现在的法律特别是金融法规，是保持、维护金融垄断的法规，结果是非常堪忧。他表示，孙大午这样的企业能够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孙大午企业建设性地建立起中国的民间信用，他没有赖过人家的帐。现在四大银行不良资产有多少亿？没有人起诉，也没有人告，孙大午现在也没有坏帐，为什么有人告他扰乱金融秩序？而信用混乱那些为什么没有人告？”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认为，债权债务关系的问题，目前有很多法律，特别涉及到民法通则，它还是受管制时期的影响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没有办法按照公民如何自治的空间进行规定。现行法律框架很大程度跟现在改革实践是差距非常大的，现在对于民营企业吸收贷款的问题，怎么去集资、融资的问题，改革实践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此外，法律不要以事后惩罚而是以事先预防为根本的。孙大午案件怎么解决？建议应该放在比较高的法院进行判例法的审理，经过一个比较完善的听证程序，同时又经过了非常有专业水准和伦理道德的法院判决，这个最后的裁定可以作为判定，可以用到转型期间千千万万与孙大午类似的人身上。

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协作研究员姚监复带着《海外媒体关注河北徐水农民“孙大午案件”》的报告材料飞回国内。
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杜维明教授询问“中国有多少个孙大午？”

　　吴敬琏、应松年、夏家骏、王家福、党治国、陈子明、梁治平、刘军宁、蒋庆、杜钢建、秦晖、盛洪、王天成、郑大华、夏勇、秦兵、贺卫方、王怡、李昌平等其他学者、专家也都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对孙大午案件的关注和同情。

2003年10月30日的庭审吸引了很多记者，由朱久虎、张星水和许志永博士组成的律师团，为他做了无罪辩护。许志永的辩护词说：“今天被审判的不应该是孙大午，而应该是中国僵化的金融管理体制！”

孙大午的消息开始仅仅在网络世界流传，媒体的报道比较节制。直到7月中旬《南方都市报》试探性的报道公开后，后面的一连串媒体开始行动。一直苦于网上流传的信息无法证实的北京知识阶层，开始根据公开报道，展开对孙大午的声援行动。

　　《南方都市报》一开始的新闻标题就是《孙大午是经济犯罪还是因言获罪？》，虽然因言获罪的说法站不住脚，确信他是违法了，但学者杨支柱等人认为他违法而没有犯罪。北京一位高校教授还呼吁“拯救孙大午”。显然，这样煽情的呼吁获得了正面的反馈。法学界有人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为孙提供义务法律援助。法学博士许志永在《我们为什么要帮助孙大午？》一文中，将为孙大午的个体命运鸣不平的理由归结为宏大的国家和民众利益。一个在今日中国已经不算稀少的富豪竟然成了中国企业家良心的代名词，几个富豪能有此殊荣？

舆论在孙大午一案中，是代表民意的。现实世界里，没有一个被非法集资的“受害人”对孙的被捕额手称庆，虚拟的网络世界中，有众多的网民始终在为孙大午鸣不平。自称萧一湘的80岁老汉，给学而思网站发文，请政府给孙戴大红花，说“孙先生算是改革中的第三位改革英雄”。曾经每当有富豪落马，中国的网上论坛总是一片喝彩之声。显然，这绝不完全是穷人嫉妒富人的幸灾乐祸，认为富人富得不干不净乃是要因。

孙大午在被关押半年后判刑三年，缓刑四年，重获自由。而这一切，黄光裕是没有的，直到消息沸沸扬扬，国美还在说：正在核实，没有一点直面消息的勇气，即使公安部门已经证实拘捕他以后，国美给员工的公开信还说 “公司管理层正在核实相关情况，……此时此刻,最需要的是众志成城,万众一心”。

　　在舆论援助孙大午的日子里，一些富豪正遭受媒体前所未有的质疑。回望2003年，中国的媒体对一些富豪鞭挞甚于讴歌。尽管中国的传统是为死者讳，但一些媒体却在富豪们死后揭露出不利于死者形象的所谓真相。从深圳吴志剑被判入狱，再到周正毅、钱永伟折戟沪上，福布斯中国富豪们的重重劫难，也成了媒体世界探讨富豪原罪的起点。富豪们的死亡，诉讼，质疑，无不被媒体从反面总结我们这个法治还不够完善的社会，在转轨时期是如何地被钻空子。反观孙大午的被捕，舆论从中总结的是，我们这个法治尚有欠缺的社会，是如何地迫使私营企业主进入“非法生存”的状态。

　　所谓的仇富现象，被媒体总结后发现，很多富豪喜欢在各种场合阐述他们的责任观念，他们说财富即责任。更多的财富，意味着对社会更多的责任。他们会列举他们的企业解决了多少就业，他们的企业为国家缴纳了多少税收。在表示赞许的同时，很多人指出，除了少数富豪，多数富人的所作所为只是尽了一个企业家对社会应尽的义务，尽了自己的本分。

我们并不希望所有的富人，都能像孙大午那样，在做企业的时候怀着那么多对国家和民众的发自肺腑的感情。更不希望他们的父亲都要像孙大午的父亲孙凯那样，躬着90度的驼背骑三轮车捡垃圾。我们只是希望他们能从孙大午案件中的舆论向背，发现一个企业和一个富豪应该遵循的道德律，而不仅仅是做做道德文章。孙大午让人再次记起了那句中国老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