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云姐不是我的亲姐，是我的堂姐，她很早就离开了我，很多年后我又找到了她。
从前她每天背着我山上山下我割猪草，我扯了一把问她，云姐，这个猪吃吗？她说不吃，这是黑红草，猪吃了要中毒的，我跟在她身后走了几步，又扬起手里的草问她，那这个呢？她背个大背篓，吊到屁股下面，把整个身子遮住了大半，他转过身看看我。说，你这不还是黑红草吗！你要毒死我们的小猪仔啊。她故意用娇嗔的语气配合我，我当然能懂。我们家有头母猪，一个月前下了一窝小猪仔，每天云姐提着桶喂猪的时候我就跟在身后，有时候她把我举起来，看一群小猪仔趴在母猪身下吃奶，一看就是半晌，云姐累了，朝我喊，快下来，快下来。幺爸说打算再喂段时间，长大些，就可以挑到集市上去卖，这样能够卖个好价钱。就要苦了云姐了，每天带着我，还得从外面背一大背篓猪草回来，在外面待久了就困，我一遍一遍问她，云姐，还有多久回家？她说，还早哩。每次看到猪草快装满的时候她把脚伸进篓里使劲儿一踩，又全都压下去了，蚊子在我身边飞，我烦躁了，就坐在地里大声哭，云姐立马拍拍手跑过来，抱着我，从兜里掏出半瓶风油精，往我胳膊，脸上抹，凉飕飕的，蚊子就不敢再来。
云姐大我八岁，她是大伯父的女儿，自伯父离了婚，云姐就跟我们住一起，打我有记性，她就在我身边，我就跟她满山跑。阿公心疼她，可更稀罕我，每次不管有理无理，只要我哭了，她都能惹来一身骂，我在她旁边拍着巴掌笑。云姐命不好，小学毕业就没读书，在家干了几年活儿，我娘就寻思小姑娘不能老在家里，得走出去，就托熟人在城里找了个活儿，帮忙看孩子，一个月三百块钱。所以从那以后，她就慢慢地、慢慢地消失在了我的生活里。
不过每隔几个月，她还会从城里回来，买了新衣裳，头顶着长长的辫子，辫子上绑着大红花，像电视里的童星。有次收头发的来了，站在田坎上问，小姑娘头发这么好，卖给我哈，我先抢了话，有模有样地说不卖不卖，好看着呢。不知怎的，从前我总欺负她，每次只要不如意，扯开嗓门一哭，爷就会放下手里的棕树皮，从堂屋里跑出来，骂云姐。可是云姐还是天天背着我满山跑，乐此不疲的，从城里回来给我带糖吃，把存下来的钱都塞给阿公。
又隔了两年，云姐不在城里了，南下去了广东。回来得更少了。那时候我已经离了家，在几里之外的地方上小学。她走的日子我知道，只是我在上学，没法来送她，她之前就跟拉着我的手说，弟弟，我要去广东，大城市，挣大钱。我问，那你还是两个月回家一次吗？三个月？她说，要过年才能回来。你要吃什么，写在本子上，给我。我过年肯定给你带回来。可是一想到要过年，那么久，就欢喜不起来。她见我不说话，自顾地说，肯德基，电视里那种，在鸡腿上裹一层面粉，油炸，咬下去酥酥的，满嘴的油，又香又脆，我问，那你吃过吗？她说，没有，可我在城里的街上见过。
那天下午我悄悄请了假，就从学校往家里赶，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对面公路上的云姐，就在这边的山上喊。她看到是我，就又退了回来，她向我招手，弟，快来，快下来。我把书包往肩上一甩，就往下冲。她见了我，抹了一把我额头的汗，说，你慢点。一边说一边把背包放下来，那个背包被缝了好多遍，鼓鼓的。她掏了半天，终于一颗大椭球形的咸鸭蛋出现在了她手上，她的小手都握不下。递到我手里，快吃吧，快吃吧，快吃吧。她连说了三遍，跑了这么远你该饿了。我接过鸭蛋，她又说了好好学习之类的，考了两个八十分就给我奖励，就叫我回去。
我点点头，嗯，姐，你快走吧，不然赶不上镇上的汽车了。我们各自就转身走了，我走了几步，悄悄地躲在棕树后边，看她的身影慢慢地失在公路的尽头，就疯狂的跑起来，终于狠狠地摔了个跟头，很痛，怀里的鸭蛋碎了，于是终于哭了出来。
二
等到我八九岁了，每个夏天我腰间别着镰刀，带个草帽，跟阿公一起上山。他肩上扛着扁担，扁担上用绳索绑着几个灰色的口袋。我们是上山去找棕树的，把棕树的皮剥下来，晒干，然后棒槌把棕树皮捣碎，用手轻轻一扯，撕成碎末，毛茸茸的，再从院子里的竹林弄几根嫩绿的竹子，用刀破开，伐成竹条，再用些晒干的丝茅草，做成扫帚，结实又耐用，一把扫帚用几年。阿公的扫帚已经远近闻名，有人慕名而来，有人路过都会带上一把，甚至很多中学都会提前跟阿公预定，所以阿公很忙，笑呵呵地忙。
起初的时候我们自己去剥皮，后来阿公年级大了，剥不动，费时费神，就去山上的农家收，他们先把剥下棕树皮，晒干，然后卖给我们。为此，阿公几年前就没种地里的庄稼。天天在家捆扫帚，我跟着他上山，下山，后来长大些，举起棒槌帮他把棕树皮捣碎，他系件灰色的围裙，拍拍身上的灰尘，靠在堂屋的门前，看着我，说，孙子已经可以帮他阿公啦。我转身朝着他笑，上面的门牙已经掉了两颗。
赶集的时候就用扁担挑到集市上去卖。每逢农历二五八就是是赶集的日子。天还没亮，他就起床开始倒腾，然后坐在床沿边上唤我，我从美梦中醒过来努力睁开眼睛，眯成一条线，看到阿公坐在我面前。快起来，天亮了，我热了饭，在锅里。我使劲儿揉揉眼睛，对面他的样子就更清晰了，他头顶裹了头巾，穿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粗布裤子。我伸个懒腰跳下床，跑到桌子面前，扒了两口饭，仿佛有无限的力气。
太阳出来了，从对面山的后面钻出来，起初只有一条线，慢慢的、慢慢的，就成了个半圆，吐出温黄色的光，接下来就完全跳到了天上，告别了那山。光线从前面的杏树枝丫间透过来，照在身上，暖洋洋的。那杏树是我娘嫁给我爹不久后栽的，每年春天，围在杏树地下捏玉米坨坨。娘就指着这杏树说，它跟你一个岁数哩。我仰头，看见杏树开满了白色的花儿，娇滴滴的，格外好看。可我父亲终究还是不在了，我出生一岁的时候，他就得病，死了。我娘还要我，把瘦成一根柴的我从床上抱起来，去看医生，后来我活了过来，活得好好的，跟这杏树一样。年年开花，年年结果。我爬在树上，摘果子我给我娘吃。
从家到镇上要走一个多小时，我跑在前面，爷在后面，扁担的一边有十几把扫帚，稳稳地立在他的肩上。不过终究是我跑得快些，每次看到阿公隔了一段距离就坐在路边的青石板上等他。他来了，把担子放在路边，坐在石板上，用毛巾从额头到下巴，擦一把汗，踹着粗气。他挪挪身子坐稳，说，你慢点，又摸摸我的脑袋，你的头发又长了，咋长这么快！像在问我，又像是在喃喃自语。
赶集最热闹的时候是上午，附近的十里八村都聚在这里，家家户户的农家特产，土鸡土鸭、当季农家菜，还有镇上的车来车往，按着喇叭催促着，街道两边的的卷叶门呼啦呼啦地展开，里面有的是衣服、有的是饭馆、桌椅板凳、有的是杂货铺、有的是照相馆……熙熙攘攘，喝声不断。这就是我眼里的大城市。我说阿公，以后长大了，我们把家搬到镇上来吧。阿公咳嗽一声，提高音量说，好勒，好好读书，我就等着享孙子的福咯。
我跟阿公在信用社的跟前停下，信用社是这里最高的建筑，七层，立在那里，像个威严的将军，周围的楼房都是他的小兵，三四层的居多。街道两边摆满了小商品，只留出一条单行道，供两边的人通行。扫帚是二块五一把，有时候遇见遇见老熟人，阿公接过那人递给的烟，两块三就让那人拿了去。阿公不抽烟，他总把别人递过来的烟夹在耳根，然后有一搭没一搭地跟他们聊。我坐在扁担上，一言不发。晌午的时候阿公就会我三毛钱，叫我到对面卖饼的大婶那买个三角饼。我问他吃不吃，他说，那是小孩儿吃的，我一个大人吃什么，我再劝，他只说，我不爱吃。
这种饼是用土豆丝和面粉，加点肉沫，揉在一起，再做成三角形的样子，丢进油锅里，炸得里嫩外酥，咬一口，香味就喷出来。我一边等一遍直勾勾地盯着油锅里，浮起来的饼，外面一层嫩黄色，吞口水。他用口袋给我包住，嘱咐我小心烫，我本想咬一口，递到嘴边，又缩了回来。捧拿着饼，飞快地跑到阿公跟前。
阿公坐在扁担上，他有些老了，将近七十。头发白了大片，一些黑色的头发，零星的立在头上，仿佛是在与白发作斗争，可是有些示弱。我跑到他跟前，把三角饼递到他嘴边，阿公，你咬一口吧，可好吃了。阿公看看我，然后嘿嘿说，我咬不动咯，老了。我说，你不老，这也不硬，然后咬了一口三角形左边的那个角给他看。他就凑过来，轻轻地咬了右边的那个角。咬得有些腼腆，三角形还在。他舔了一圈嘴唇，咧嘴笑了。
阿公说，这镇上理发手艺最好的，要数刘师傅，剪了几十年发，那剪得，方方正正的，实在。卖完扫把，就带我直奔而去。这是他的习惯，也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习惯。我在镜子面前坐下，凳子是可以升降而且能够旋转的凳子，舒服得很，他开启电源，推土机就嗡嗡地响，碰到我的头发声音就变成吱吱声，他从我的脖子往头顶推，头发就一卷一卷往下掉，三圈过后，头发掉的差不多，镜子里的自己也就焕然一新。很多次刘师傅跟阿公说，嘿，你这孙子，以后肯定是当官的料，看这耳朵大的，生得那叫一个巧，一边煞有介事地感叹，有福气。阿公听了，坐在身后的椅子上，哈哈哈地笑，我从镜子里看到他灰色的牙齿。爷说，那就好，以后这孩子当官了，我带他来请你酒吃。刘师傅抬抬眼镜，老张，我可是真会算命，你别不信，要不我也跟你算算。
每次跟阿公去集市，还少不了的一件事就是吃包子。太阳升到正空中，长长的影子聚成一点，阿公就知道，该带我到包子铺吃午饭了。那店很小，是个只有十平米的店，四周空荡荡的，墙上的漆有些脱落，顶上一个风扇，发出呜呜的声音，店里支了四张桌子，桌子边上围满了人。店外还站着许多的人。我们要了两笼包子，一笼十个，一个两毛，包子皮薄肉多，用个油碟，尧一瓢油泼辣子，倒点酱油，醋。用筷子搅匀。吃的时候沾一下，一口咬下去，里面的鲜肉馅儿露出来，香味扑鼻，再咕噜咕噜喝一口豆浆，吃完最后一个，阿公问，好吃吗？包子在嘴里打转，我从喉咙嗯了声，阿公又问，饱了吗？我吞了那包子，吐出俩字，饱了。
三
三家村据说开始的时候只有三户人家，所以才叫三家村，从前山上分到的田地多，又出洋芋包谷稻谷这些五谷杂粮，还能勉强过日子。阿公那辈人都住山上，后来世态变化，轮到山下好过日子，阿公就又带着全家又到了山下，来到了这里。村子里的人大都姓张，也都是从山上陆续搬下来的，板着手指往上数四代，都能沾上亲戚的关系，所以生活得还算和睦。每逢哪家红白喜事，该出力出力，该出钱出钱，绝不含糊。跟我一般大的孩子有好多个，我们天天厮混在一起，从村东头跑到西头，从南边追到北边。再大些的时候胆子更大，每个人带米肉，背着锅碗瓢盆到山里去捡些野菌搞野炊，当时故事的结尾往往是糟了一顿打。
有一年的冬天，隔壁婶婶家吃杀猪饭，杀猪饭是三家村历来的习俗。几个壮汉把猪从圈里赶出来，前面两个揪着耳朵，后面两个抡起猪后腿，一、二、三合力把肥猪按在门板上，一边的杀猪匠早早就站在了门板前，刀早前一天就就磨好了的，亮得可以当镜子，女人们在厨房已经烧了好多锅滚烫的水，刀从脖子里捅进去的时候，爷说，小孩是看不得的，吓得没了记性，以后读书不好，所以每次听到猪的叫声达到高潮的时候就偷偷跑到厨房，云姐垫着脚，悄悄地在看，所以读书不好。等声音渐渐地低下去，出来一看，地上一盆红得发亮的血，还冒着热气，地上也是一滩红色，猪的周围还是那几个男人，一边笑猪肥，一边熟练地在刮猪毛。除完毛，几个人再齐力把猪倒挂在楼梯上，杀猪的师傅站在前面用刀从中间破开，里面冒着腾腾热气。再过一会，就是男人们围在簸箕边上，撸猪大肠。这习俗，从前年年有，后来不知什么时候，突然就没了，静悄悄的，也不喂猪，猪圈里只堆些不能言语的干枯的柴火。
屋里正热热闹闹吃杀猪饭，喝刨猪汤的时候，大嫂忽然跑过来，叽叽喳喳，说，你阿公跟人吵起来了。我端着碗，往外一看，果然。
阿公站在院子的东头，对面那人是疯子叔，站在路边，隔了有十多米。疯子叔整天驾着一杆长长的烟，兜里布袋里裹着一包叶子烟，叶子烟是他自个儿种的，整天牵着他的老黄牛，抽着大烟，从村东头转到西头。因为没事儿就爱瞎嚷嚷，儿子是村支书，所以耀武扬威的，老婆看不惯，说他两句，就会挨打，有时候半夜听到哭哭啼啼的声音，大吵大闹，那准是疯子叔又打了老婆。
一前一后，骂的都是祖宗、生殖器，上到十八代，下到子孙，一一数落。却也能从碎片中窥探些缘由。起因大概是，疯子叔把牛栓在地里吃草，这本没事，但栓的那地儿，恰恰是我太祖的坟头。那坟已经多年，坟头塌了下去，坟头长满了草，需得仔细辨认，才能知道那是一座坟。阿公什么都不爱，就爱信这套，每年必须带着全家人给祖宗上坟，磕头、作揖，坟纸，烧香，鞭炮，样样都少不得。这疯子叔哪里有这么心细，大大咧咧，只看到那难得的好牛草，可供老黄牛吃个痛快，就把牛栓在了坟头。
疯子叔说，你有本事就给他立个碑，塌都塌了，里面屁都没有。阿公回，立不立碑管你屁事，你有本事给你祖宗立碑。两家的晚辈就去劝。疯子叔的儿子是村支书，整天无所事事，骑着摩托跟些地痞流氓人打牌，欠了钱，人家要用他的左手抵债，后来报警被抓到派出所。还是阿公的大儿子，就是云姐的爸，我的大伯父找关系取人出来的。村支书对阿公还是客气得很，凑过身来，不要跟这个死疯子一般计较，又转身骂疯子，好说歹说终于把疯子拖走。
我早放了碗筷，在堂屋的门缝里偷偷注视着阿公，那时候，竟然有些害怕，怕他们打了起来。那样的话，我阿公能打赢吧！阿公力气那么大，可是阿公老了啊！疯叔毕竟年轻些！那样的话，我会不会跑出去帮阿公呢。一连串的问题就冒了出来。
好多天，竟然小心翼翼地，成了乖孩子，围在阿公身边，也不敢跟他说话。直到这天阿公叫我，我才恍然大悟，这些天他一直在谋划着要给太祖立碑的事。从泥沙、水泥、工匠、甚至镇上立碑刻字的先生都请好了。要知道这在我们村还是算不小的事情，前前后后得花将近三千多块，整个村子里，为祖上立碑的事迹也不多。这天，日子是早就看好了的。看日子的是大老爷，家家户户有啥大事儿都得先过问他。他戴着眼镜，手里翻开一本泛黄的黄历，嘴里连连道好，我仿佛听到阿公长长的舒了口气。
阿公扛着扁担、撮箕，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我点点头，冲进屋去找了把小锄头。事实上我是做不来什么的，只是跟在阿公身后，先把周围的草割干净，再弄些新鲜的泥土，盖成坟头的模样。阿公只是稀罕我跟在他后面，近来的日子，这样的愿望越发的紧迫，他做什么都要我跟着。他坐在我面前的石板上说，以后我死了，你还是要年年都来给我烧纸钱，至少，也得时常来看看我，摸摸我坟头的草，我也能知道是你。说完又自顾地的笑了，仿佛刚刚的话，从没提过。
立碑的那天，热热闹闹，大家吃了酒肉，又放了鞭炮。我去看时，那坟已经焕然一新、碑已稳稳当当地立在那里了，碑身是雕刻着花纹的大理石，上面刻着两行字，“完来大璞眼天地，留得和风惠子孙。”碑面上刻着我们家族的名字，按照辈分，自上而下，笔锋刚劲，有力，立在这荒野之中，格外瞩目。大家都在议论纷纷说是着实是座好碑。阿公手扶碑身，甚是满意，咧嘴一笑，又招呼大家喝酒去。
四
其后两年，我又长高了。那日，朱大婶满院子找阿公，说是姐姐来电话了，叫去接电话。朱大婶是村支书的老婆，就是疯子叔的儿媳妇。村里就他们一家装了电话，所以经常听到朱大婶村前村后的叫唤村里人，指的就是接电话，那电话用个铁盒锁住，钥匙挂在朱大婶的腰间，她整日守在电话边，指望着电话响，那样就又有钱了。接电话一律一块，打电话，短途五毛钱一分钟，长途一块五一分钟。好的时候一日竟能挣十多块。
后来，我知道，是云姐要回来了，还带了个男朋友。我已经两年没见到过云姐了。到的那天是我跟阿公一起去接的，阿公越发的老，头上的黑发已经快要被白发打败，而我长得越来越高，一个夏天就能冒出一厘米。阿公的感慨就越来越多了。不过这日也是该高兴。我背了背篓，走在阿公的前面，悄悄地放慢了脚步，在等他。
看到云姐的时候我几乎认不得她了，她没了头顶的两个辫子，把头发放下来，染成了酒红色，涂了口红，穿了白色的衣服，踩着高跟鞋，她叫了我几遍，才回过神来。她问，阿公呢？我正要开口，阿公就从后面探出脑袋，云姐叫，阿公。阿公愣了下，叫了云姐的全名。我记得从前阿公只叫她小名儿。
云姐身后站了个男人，也跟着喊，阿公。他很高，比阿公都高，赤裸着上身，身上绣着两条飞龙，像在飞。阿公皱了皱眉头，那人见我们，顺手取件衣服擦了擦汗，又把衣服穿上。然后大步朝这边走，一边掏了跟烟，递给阿公。
那男的长得也好看，一米八的个子，人也精神，可就是喜欢抽烟喝酒，身上还纹了两条龙。主要还是外地的。也不知道是不是骗子，后来的好多天，我在门背后听到家里人总在议论。在劝云姐，云姐这么漂亮，哪样的找不到，又列举了隔壁的某某某。
不过后来我们还是启程了。
云姐这次回来就是商量婚事的，铁了心的，要嫁给他。男方的家很远，外省的。我们全家都去了，在车上颠簸了一天一夜，吐光了所有的东西，终于到了。阿公也是第一次出远门，看见高楼大厦，越发的像个小孩子，跟我搬着手指头数楼层，这比咱镇上的信用社还要高好多哩。云姐带着阿公和我，去了好多地方，划船，吃馆子，逛公园，看动物，去游乐园。云姐对我说的，都做了，可我还是舍不得云姐。我没告诉她，但我知道，再难见面。
云姐结婚第二年就有了小孩。阿公接了电话，说我要当舅舅了。我咯咯地笑起来，阿公老了，连嘴里黑色牙齿都开始掉，头发全白了，早不再捆扫帚，还穿着那件中山装，穿补了几遍的西裤，布鞋。走在地头田间，看着长得盛的棕树，摸着棕树皮感叹，可惜了，这么好的棕树。
阿公走了，不堪病痛的折磨，自己偷偷买了几包老鼠药，兑在水里，喝了。那天是我期末考试，回来得时候，路边的大婶跟我说，快走，你阿公要去了，吃了药，不行了。我脑袋嗡了下，撒腿就跑。我娘近来的几个月都在跟我嘱咐，看好阿公，可事情还是发生了。
到家的时候阿公气还没断，但不能说话，他两只眼珠痴痴地盯着我。我不知道他要说什么，我握着他瘦的只剩骨头的手，叫，阿公，阿公，阿公。一连叫了三声，他的满意极了，眼神终于淡下去。手也没了当年把我举过头顶的力气，要我使劲儿的握着。
终究，他还是不在了。
我娘说，阿公是怕影响我考试，所以才那天才装作没事儿的样子，躺在堂屋的躺椅上，笑呵呵地目送着我去读书，跟我说再见。娘说，孩子，你该好好读书，这个也是你阿公的意思。
电话里我跟云姐哭得不行，云姐嫁得太远，没能赶上见阿公最后一面，她是阿公带大的，后来嫁到了远处，再也没回来。我刚想安慰她，就又哭了，从前我哭总有人来逗我，云姐或是阿公，现在他们都不在我身边了。我想到那天早晨，头也没回地就走了，没跟阿公好好说声再见。从前的几百几千天，也从来都没好好说过。
阿公看着我走了，头也没回，他哭了吗？阿公哭过吧！
我的成绩一直不好，从来都不是阿公的骄傲，可是阿公不管，总是在星光璀璨的夜里，抱着我，哄我。说来也奇怪。从那以后竟然年年拿奖状，贴了几面墙，一口气就读到了大学。成了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大学毕业，我去了云姐所在城市。那是十五年之后我头一次再去，云姐的女儿已经高中了，有些羞涩的叫我舅舅，我摸着她的头发哎哎地应着。春节的时候我们一起回到三家村，像从前一样，阿公领着我们跟先去的祖辈们上坟。我们一样，作揖磕头，焚香烧纸，样样不少。
只是，三家村，村里已经没多少人了。棕树长得特好，从前棕树也好，大片大片的，蔓延开去，后来我跟阿公就天天山上山下找，就渐渐少了，再后来，三家村的人少了，也不稀罕这玩意儿。棕树又从土里钻出来，冲到天上，远远望去，伸出的棕枝，跟当年一样，仿佛一切都未改变，阿公还踩着那布鞋、穿那深灰色裤子，中山装，靠在堂屋的门沿，看我。
我背着书包回过头跟他说，阿公，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