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偶然读到这篇文章，感觉挺好，对研究德鲁克思想的起源很有帮助，所以收录到上来了，平时也可常回顾。 (2017.3.12)
“所有现代管理学流行的观念，彼得·德鲁克早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写文探讨过了。任何管理思想家的名单，都应把他放在首位。”
——查尔斯·汉迪：《大师论大师》
“假如世界上果真有所谓大师中的大师，那个人的名字，必定是彼得·德鲁克。”
——英国杂志《经济学人》
| 作者: 慈玉鹏
在管理学发展史上，德鲁克为管理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清晰界定管理的使命和地位，提出一整套管理的哲学及艺术，对人们理解现代社会中迅速涌现出来的大型组织立下了不朽功勋。阅读德鲁克的著作不难发现，他的文字往往天马行空，各学科的知识信手拈来，互为印证，使人有豁然开朗之感。德鲁克的管理学不仅仅是我们平时所理解的管理学，而是他自己所说的“人文艺术”。所以，这里所说的学术，不是学院派眼里的狭义学术，而是“治学之术”；也不是实践派眼里的有用之术，而是“思想之道”。
成长于欧洲社会的德鲁克，其理论无疑立足于前人的贡献。他们对德鲁克的影响，往往彼此交叉，相互补充，同一观点可能受到不同学者启发，不同观点亦可能受到同一人的启迪。具体来讲，德鲁克的学术渊源，包括思想渊源和方法论渊源两个方面。
思想渊源
德鲁克的管理思想立足于社会，起点是社会对管理的要求，即管理的使命。德鲁克曾多次强调组织的成果在外部，内部只有成本。具体到企业，德鲁克认为企业的使命在于创造顾客，为了完成使命，企业的基本职能是创新。德鲁克的创新理论，立足于熊彼特，同时又超出了熊彼特。
熊彼特认为，在自由竞争市场前提下，经济的本质不在于循环流转式均衡，而在于创造性破坏，凯恩斯等经济学家的根本取向是错误的。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指出创新包括五种情况：原材料、工艺、产品、市场及管理方式创新。德鲁克认为，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人们熟知的前四种创新，而是管理方式创新。一方面，他在1985年出版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中，对熊彼特意义上的管理方式创新进一步引申，强调社会创新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立足于熊彼特式企业家的概念，呼吁重视战略管理，主张建立企业家社会。此外，德鲁克基于自身的知识和经验对熊彼特理论的完善，一如既往地强调建立合适的组织结构，以支持组织创新。
熊彼特为德鲁克提供了理论源泉，而德鲁克多年的顾问咨询和教学实践，则赋予其管理思想鲜明的时代色彩。德鲁克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前言中曾说：“我对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我在纽约大学商学院的研究生院领导一个研究小组两年。”由于小组成员为企业管理者，所以他们有条件立刻将课堂上提出的观点运用于实践，实时检验其效果，并反馈给德鲁克。在随后20多年的顾问生涯中，德鲁克不断“对这些观念和想法加以测试、确认、修改和完善”，最终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创新和企业家理论。
德鲁克研究、支持创新，但他并不激进。德鲁克的所有著作中，始终贯穿着一个主题：传统与变革之间的平衡。在1993年出版的《生态愿景：对美国现状的反思》（The Ecological Vision: Reflections on the American Condition）中，德鲁克指出：“对持续性的需求与对创新和变革的需求之间的紧张程度是人类社会和文明发展的关键。”对企业而言，创新是一项基本职能，没有创新，就没有未来。对社会而言，却不可只谈变革，不谈传统。德鲁克主张维持传统与变革之间的平衡局面，以使社会良性运转。所以，他大力强调创新的前提，是对社会理论中保守主义的认可。德鲁克推崇18世纪末美国式的“保守主义革命”，反对同时期法国式的激进革命。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上，不断创新的企业必须同保守的社会其他部门相互制衡。通过制衡，宽容得以孕育，自由能够发展，社会成员被赋予一定的身份和地位，发挥自己的社会功能，找到作为“人”生存的意义。
德鲁克保守与变革平衡的思想，渊源于柏克（Edmund Burke）、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白芝浩（Walter Bagehot）等学者。埃德蒙·柏克的《法国革命论》猛烈抨击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指出暴力革命不是通向自由之路，而必将导致更加严酷的专制统治。柏克不反对变革，但认为变革不能违背社会的宗教、传统等文明因素。托克维尔通过研究美国来关注法国，他认识到民主、平等已成为世界潮流，但法国的暴力革命，不仅不能确立民主平等制度，反而会导致更专制的独裁。滕尼斯以社会学的眼光，指出从“共同体”向“社会”的转型，是近代世界的潮流，但关键在于如何保持转型过程的渐变而不是剧变、和平而不是暴力。基于上述认识，德鲁克同白芝浩一样，也认为“社会与文明的连贯性和创新变革之间的张力是所有问题的中心”。
企业组织以创新为基本职能，但具体到个人，却需要稳定。不论在传统社会还是近现代社会，人们都需要寻找生存的意义。传统社会的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虽然等级森严，却能够赋予每一个社会成员一定的地位，并使之发挥相应的功能。近现代社会中个人虽然更加“自由”，却犹如一叶浮萍，随波逐流。德鲁克自称“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坚持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前提下，赋予人们相应的地位，发挥其功能。因此，20世纪40～50年代，德鲁克主张建立“工厂社区”。德鲁克认为，工人作为企业的一员，立足岗位制造产品是基本的社会功能。工厂社区则能够确定其特定的身份和地位，维护工人的“公民权”，使他们在繁杂的工业社会中避免迷失自我，变为社会的隐患，防范社会的原子化，重建被工业和机器割裂的社会关系。事实上，德鲁克“工厂社区”思想并没有得到美国社会认同。有鉴于此，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鲁克越来越关注非营利组织管理，认为社会第三部门可以替代没有实现的“工厂社区”，重建摇摇欲坠的“公民权”。
显然，满足企业员工的共同体地位和社会功能两方面的需求，贯穿于德鲁克管理思想的始终。根据德鲁克的回忆，这一理论目标直接源自斐迪南·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Community and Society）。在这本早期社会学著作中，滕尼斯将人的意志划分为本质意志和选择意志，相应产生共同体与社会的二元划分。作为个人，既有本质意志又有选择意志，所以既需要在共同体中的身份和地位，又需要在社会中发挥功能；从文艺复兴时代起，共同体就不断向社会的方向发展。滕尼斯所说的社会，与一般含义略有不同，指那种破坏了传统共同体的社会。“三大富有影响的因素主宰着新的历史时代的伟大的、同时也是基本的变化，并且表明着这些变化的特征。第一个因素是资本，第二个因素是国家，第三个因素是科学。……理性主义是它们的特征，并且把它们相互结合在一起。”滕尼斯的著作，其本意在于对社会发展进程进行客观描述，并创造一套有用的“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德鲁克在滕尼斯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社会问题，并将地位与功能作为管理理论的诉求目标。
除滕尼斯之外，德鲁克还受到其他早期社会学家影响。他一直认为，组织是社会的器官，需要发挥自身的功能。由此依稀可以看到早期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的影子，如马林诺夫斯基（Branislow Malinowski）在《自由与文明》中写道：“每一个组织都是为了满足一个基本需求而被组建的，其他行动只是辅助性的。”
德鲁克管理思想对个人地位和功能的追求，一反近代以来的黑格尔主义哲学传统，不问国家和社会存在的原因，而反复思考“个人何以存在”？这个问题出自19世纪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克尔凯郭尔以《圣经》人物先知亚伯拉罕献祭自己的儿子以撒的故事，证明对上帝的信仰是出路所在。德鲁克是一名虔诚的路德教徒，却不接受克尔凯郭尔的答案。他认为国家隐含着极权主义因素，个人亦往往陷入非理性，通过介于二者之间的组织（组织的作用，与传统的共同体相似），人们才能被赋予合适的地位和身份，完成相应的功能，找到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所在。换句话说，个人通过组织（或群体）才能存在，而非宗教信仰。在这一点上，德鲁克显然受到了“管理学的先知”玛丽·福莱特（Mary Parker Follett）的影响，即个人只有在群体中才能实现其意义。
德鲁克最早意识到，现代社会已成为组织社会，各种类型的组织承担着不同的社会功能，被赋予不同的使命。组织的使命往往是抽象的，必须转化为目标，才能有的放矢。因此，德鲁克认为组织要实行目标管理。
“所谓目标管理，就是根据组织发展的总目标，层层分解出子目标，构成一个目标体系。”目标管理的主体是各级管理者及员工本人，上级处于从属地位，其本质在于下级员工参与管理。目标管理要求员工自己制定目标，并不意味着散漫无序。成员的个人目标，必须基于组织及本部门的目标，在一定时限内，下级要同上级一起对自身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考核，以使目标落到实处，组织成员对目标的进展心中有数。德鲁克认为，目标管理排除组织和上级的过度干预，允许人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实现目标，是维护组织社会中人们自由的重要方式，所以他认为目标管理不仅是一种手段，更是一种管理哲学。
德鲁克的目标管理是一套非常精致的管理理论，其前提是管理者和员工必须具有自己的追求，拥有高度的团队意识和综合素质。德鲁克的人性假设，部分基于马斯洛心理学。马斯洛指出，德鲁克和麦格雷戈的管理理论忽视了人性的多变和环境的复杂，只能适用于特定环境中的特定人群，不能推而广之。现实中的人，往往达不到德鲁克预想的水平，各种各样的投机行为使管理措施归于无效，引发组织和个人之间的紧张状态：管理者往往以组织目标为名，行压制个人之实。戴明（William Edwards Deming）因此对目标管理进行了严厉批判，认为现实中的目标管理不过是上级给员工压下来的一种指标管理，只会导致压力、恐惧和不信任。
关于目标管理的是是非非，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透过这种争论我们不难发现，德鲁克的目标管理，马斯洛的自我实现，戴明的质量管理，其本质具有一致性，都着眼于个人自主性的发挥。争论在于相互都批评对方压抑了个体自由。这种差别，与他们的个人经历不同有关。德鲁克在小学时，老师埃尔莎小姐要求他弄清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对症下药，制定学习目标，一步一步前进，强化自身的优势，克服缺陷。为了使目标清晰，埃尔莎小姐要求德鲁克将制定的目标记录在专门的笔记本上，两人分别手持一份，到了周末、月末、学期末，根据目标对该段时间的学习进展情况进行检查。这就是德鲁克目标管理的最初版本。马斯洛提出的自我实现，则是来自心理学的训练和研究，是不考虑团队问题的个性解放；戴明那种彻底放弃数量指标的质量管理，则是来自统计学的质量研究对数量指标压迫员工的深入考察。在强调群体还是强调个体、强调人员自身还是强调工作成果等表面的争论背后，隐含着在追求个人自由和人性舒张的内在一致性。
要实现目标，就需要制定清晰的战略，并建立与战略相匹配的组织结构。合适的结构不一定能够确保战略顺利实现，不合适的结构却一定会导致战略失败。所以，组织结构一定要同战略相匹配。德鲁克是最早研究企业战略的管理学家，1964年出版的《成果管理》（Managing for Results），原名即为《企业战略》，他提出产品、分销渠道、市场、收入、资源、成本、顾客、知识是制定战略目标的关键领域。关于组织结构，在1946年出版的《公司的概念》（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中，德鲁克提出“联邦分权制”（即事业部制），并在后来出版的《管理：任务、责任与实践》和《今日组织的新样板》一文中，将组织结构的观念进一步扩展，指出事业部制并非唯一正确的组织结构，企业采取分权还是集权管理方式，取决于自身产品、战略、环境等因素。组织结构没有优劣之分，只有适应与否。现代组织社会中，各种各样的组织结构都可以有效运行。
终其一生，德鲁克始终关注社会问题，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管理是实现其社会理想的手段和工具。早在20世纪30～40年代，德鲁克认识到传统“经济人”社会已终结，组织社会已来临。在这一点上，德鲁克较早发现了经济人假设把人类“原子化”的弊端。恰巧通用汽车公司邀请他实地考察公司运行状况，并提出政策建议。这次偶然的机会，使德鲁克从社会学切入组织管理研究，并首先关注战略和组织结构问题。在调研报告基础上写就的《公司的概念》中，德鲁克认为：“分权的管理原则不仅适用于大公司的生产部门，而且也适用于专门生产一两种而不是一百种产成品的企业。美国的企业很少能简单照搬通用汽车公司的模式，但是，他们全都可以——或者说，几乎都可以——借用通用汽车公司的一般原则。”显然，这并不是最终结论。在日后长达半个世纪的顾问生涯中，德鲁克不断完善企业战略和组织结构理论，形成了包含企业家战略、不同组织结构类型的系统观点。
方法论渊源
德鲁克管理思想的成就，一定程度上可归因于他特有的方法论。其管理学方法论，既是个人主义的，又是经验主义的。从个人主义角度看，德鲁克从不赞同原子化的个人主义，而是主张组织化的个人主义，并由此把个人主义延伸到组织管理；从经验主义角度看，德鲁克既反对“理性的自负”，又反对“经验的自满”（有可能就是在这一意义上，德鲁克自己不赞成把他归入管理学的经验学派），这使他既能超越戴尔和斯隆，又能避免陷入笛卡尔陷阱。
个人主义方法论是指：“个人构成了人在科学中分析的终极单位。根据这项原则，所有的社会现象，在不考虑有目的的行动者个人的计划和决策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得到理解的。”但是，秉持自由主义思想的经济学家，往往在坚持个人主义时倾向于还原论，在强调个人时消解了组织和群体的意义。德鲁克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并非“原子论个人主义”，他反对将社会、群体化约为原子式的个人，而是重视个人之间的联系，强调社会组织。可以说，德鲁克的个人主义，是一种组织本位的个人主义。在德鲁克管理学中，社会是起点，个人是归宿，组织是社会和个人之间的纽带，是个人存在的方式。纵观德鲁克的著作，我们看到的远远不止是战略、组织结构及社会生态分析，还有大量对人的探究。德鲁克赞同福莱特的观点，主张组织赋予了个人身份和地位，发挥着个人的社会功能。反过来，只有人的个性不被社会和集体扼杀，社会才能良性运行，个人的生存才有意义。
德鲁克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渊源于奥地利经济学派。身为奥匈帝国的遗民，德鲁克终生神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维也纳，在德鲁克的骨子里，那时的维也纳，几乎是“最后的完美世界”，是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世界。而同样诞生于维也纳，由卡尔·门格尔开创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则无疑是这块学术圣地中一颗璀璨的明珠。门格尔认为：“国民经济是该国中无数个人的经济活动的全部结果。”其后，奥地利学派产生了庞巴维克、维塞尔、米塞斯、哈耶克、罗斯巴德等经济学家，他们不管在具体观点上有什么分歧，都坚持个人主义方法论。
20世纪30年代，米塞斯、哈耶克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以个人主义方法论为武器，反对凯恩斯建立在整体主义方法论之上的宏观经济学。他们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必须将其根基建立于个人的行为之上，为此，米塞斯专门撰写了煌煌巨著《人的行为》（Human Action）。哈耶克则一生都在为维护个人主义方法论而战斗，1946年，他撰写《个人主义：真与伪》一文，对奥地利学派坚持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正本清源，划清同各种伪个人主义方法论的界限，并回答学界对该方法论的质疑。哈耶克指出：“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基本主张认为：第一，人类赖以取得成就的许多制度乃是在心智未加设计和指导的情况下逐渐形成并正在发挥作用的；第二，套用亚当·弗格森的话来说，‘民族或国家乃是因偶然缘故而形成的，但是它们的制度则实实在在是人之行动的结果，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第三，自由人经由自生自发的合作而创造的成就，往往要比他们个人的心智所能充分理解的东西更伟大。”这种个人主义，并非原子化的个人主义，但彻底摒弃了否定个人的集体主义。在哈耶克眼里，这是18世纪英国思想家所信奉的真个人主义与笛卡尔学派所主张的所谓的“个人主义”之间所存在的最大区别。哈耶克将个人主义方法论溯源到了比门格尔更早的亚当·斯密，证明奥地利学派比英国新古典经济学派更好地遵循了斯密传统。另外，哈耶克对个人主义的论述，已经超出单纯的方法论含义，涉及到了演化主义发展观，这些都对德鲁克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德鲁克家族同奥地利学派的渊源颇深。彼得·德鲁克的父亲阿道夫是维也纳的经济学者。1878年，奥匈帝国皇帝约瑟夫一世任命门格尔为维也纳政治经济学主席，门格尔成为奥地利经济学界的领军人物。自童年时代开始，彼得·德鲁克就间接受到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影响。第二代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庞巴维克的学生熊彼特，是阿道夫·德鲁克的学生和好友，在熊彼特的经济理论中，对个人行为的关注转化为著名的“企业家理论”，成为后来彼得·德鲁克创新理论最重要的理论渊源。而同为庞巴维克的学生的米塞斯，则曾经同彼得·德鲁克在同一所大学——纽约大学共事长达19年，虽然两人之间交往不是很密切，然而在思想方法上有相通之处。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是米塞斯的学生，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他引用德鲁克的观点作为自己的论据，这也说明了奥地利学派同德鲁克在方法论上的兼容性和共同性。但是，德鲁克并未照搬奥地利学派的个人主义方法论，而是把个人主义的思路，延伸到社会与组织分析之中。
所谓经验主义方法论，是指将理论建基于经验观察之上，主张在经验或者实验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推导，反对纯粹的逻辑推演。在孔茨的管理理论丛林中，德鲁克同戴尔、福特、斯隆等人归为一类，被认为是经验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虽然德鲁克并不赞同自己被划入经验主义学派，但这并不全是孔茨的过错，而是因为德鲁克同戴尔等人在研究起点、侧重点以及研究目的方面都存在共同点。德鲁克在漫长的咨询顾问生涯中，始终重视管理者的实际经验。德鲁克对管理的研究，也与戴尔目的相同：维护自由企业制度（free-enterprise economic system）。但是，德鲁克在诠释经验以得出普遍性理论方面，要比戴尔他们走得更远也更深刻。
传统上，英国是经验主义哲学的大本营，同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哲学相对。近代以来，洛克、贝克莱、休谟、培根等英国哲学家开创了经验主义哲学。同时，欧陆的笛卡尔、莱布尼茨、康德等奉行理性主义哲学。双方由于方法、形而上学、伦理学方面的不同，一直争论至今。以方法为例，经验主义往往带有片段性，“自己每承认某个一般原理，就着手审查这原理的种种应用，按归纳方式去证明它”。而理性主义则往往认为，“倘若原则完全正确而步步演绎也彻底牢靠，万事大吉”。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认为，经验主义哲学家往往根据对大量事实的广泛观察，得出一个比较有限的结论，而理性主义哲学家，则往往像莱布尼茨一样“在针尖儿似的逻辑原则上按倒金字塔式矗立起一个演绎巨厦”。因为经验主义的金字塔建立在大量事实的基础之上，所以比较稳定，即使存在某些缺陷，但总有靠得住的经验支撑。而理性主义因为过于依赖逻辑演绎，犹如一个倒金字塔，一旦存在一点瑕疵，就有可能导致整体坍塌。20世纪30年代以后，目睹欧洲大陆纳粹主义兴起，德鲁克开始从学识、情感上接近英美经验主义。他本人由逃离大陆而到伦敦、最终移民美国的经历，是他在方法论上最终皈依于经验主义的一个现实折射。
德鲁克出身于奥匈帝国的上流社会，有机会亲眼目睹各行业的一流人物，参加为交流智识而举办的各类沙龙。在沙龙里，德鲁克接触到英国文学家简·奥斯汀（Jane Austen）的作品。奥斯汀的作品，不仅给德鲁克带来精神上的愉悦，更为他理解传统社会提供了基本素材，而奥斯汀细腻活泼的文学笔法，则成为德鲁克效法的榜样。此外，当时维也纳最红的女明星玛利亚·米勒（Maria Mueller）时常应邀到德鲁克家做客，讲述她主演过的戏剧：希腊神话、歌德和席勒作品及莎士比亚作品。小时候的启蒙教育，塑造了德鲁克的文学爱好，终其一生，德鲁克都热爱奥斯汀作品和莎士比亚戏剧。当时欧洲上流社会家庭，往往能够运用不同语言交流，德鲁克家也不例外。从小时候起，他就能够用英语同他人交流，这为他深刻理解英国文学创造了基本条件。英国文学作品的熏陶，使德鲁克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正是这种经历，使德鲁克以散文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一辈子不采用数学公式和数学模型，而且还写了两本小说。作为一位完全拒绝数学方法而宁愿使用文学表达的学者，德鲁克的做法虽然有些极端，却把对管理的领悟发挥到了极致。
中国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中写道：“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於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德鲁克能够成为管理学“大师中的大师”，同他的家庭环境、机遇、经历、个人努力、思想渊源紧密相关，然而，这一切，都代替不了个人的努力和攀登。没有这些背景，不能成就德鲁克；更重要的是，背景和渊源只是一个平台，德鲁克本人的“志与力”，尤其是“不随以怠”，使德鲁克本人也成为管理思想发展演变的一个渊源。可以说，没有德鲁克，管理学就不可能达到今天的水平。
(作者发表于《管理学家》2011年拾贰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