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去不久的5月2日是达•芬奇逝世500周年纪念日。虽然他生命的大部分时间是在15世纪，其主要作品也在15世纪完成，可人们都把他看作16世纪文艺复兴盛期的代表人物。达芬奇获得盛名的16世纪在意大利语里被称作“Cinquecento”（五百），这同样也是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提香、卡拉瓦乔、乔尔乔内、丢勒和霍尔拜因等大师奇迹般不断涌现的时代。
虽然几乎无人不知，但这位据传智商超过230的“旷世奇才”留下的形象似乎既遥远又模糊，至今仍被多重猜测所笼罩。例如，《最后的晚餐》被无数人反复研究，也因此涌现了数不胜数的古怪发现，其中最著名《达•芬奇密码》称耶稣右手边相貌柔弱的圣约翰其实是耶稣的妻子——抹大拿的玛利亚。本文将从“迷妹”视角，看这个体现了真正文艺复兴精神的天才，是如何超越时间的禁锢。
扑朔迷离的身世：中意混血？
1452年4月15日，达•芬奇（Leonardo di ser Piero da Vinci）以私生子身份出生在佛罗伦萨附近的芬奇镇（Vinci）安基亚诺村（Anchiano），其父皮埃罗•达•芬奇（Piero da Vinci）是公证人，其母卡德琳娜（Caterina）则身份不详，一说为农家女，也有说法称是酒馆女佣。达•芬奇出生后不久，其父便与门当户对的富裕公证员家庭结亲，留守儿童达•芬奇则交由爷爷奶奶抚养。
近日，这位传奇天才的身世再起波澜：意大利历史学家普拉提格（Angelo Paratico）提出一个惊人猜测——达•芬奇有可能是中意混血。这位历史学家曾引用弗洛伊德的设想，称《蒙娜丽莎》原型便是画家生母卡德琳娜。另外，达•芬奇父亲有位富裕客户的奴工也叫卡德琳娜，她在达•芬奇出生后碰巧也从文献中消失。总之，普拉提格相信达•芬奇之母来自东方，但若要进一步确定她是中国人，则需更多考证。
“他的情人是大自然”
私生子身份给达•芬奇带来不少麻烦，例如无法拥有家族姓氏：即便50岁名扬海外时，他在公文上的称呼照例为“皮耶罗•达•芬奇之子莱昂纳多”。后来，他与同父异母弟弟们的继承问题也久拖不决（有说法称马基雅维利曾在此事给予他极大帮助）。不过，达•芬奇自幼伶俐、勤于观察和思考：例如，手稿中数不胜数的素描展现了他对大自然、尤其是鸟类的喜爱。据传，他成年后甚至经常买下笼中鸟再将其放飞。其《大西洋手稿》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写到鸢似乎是命中注定，我儿时最早的记忆好像就是它：我还在摇篮里时，一只鸢飞了过来，用尾巴撬开我的嘴巴，在唇间拍打了多次”。
对鸟的热爱也许来自对飞翔的渴望：达•芬奇曾用普通的蜥蜴皮做出一对翅膀，将它们粘在一只珍奇大蜥蜴背上。待蜥蜴爬动时，两只人工翅膀也随之抖动；远不止如此，《鸟类飞行手稿》（Codice sul volo degli uccelli）详细记载着他关于鸟类飞行的详细笔记和素描，以及关于鸟类如何在飞行中保持平衡、掌握方向、俯冲和上升的分析。他同样醉心于人类机械飞行的可能，构思了滑翔机、直升飞机、降落伞等装置。
“我是没有学问的人”
除了用图形记录，他还动手将奇思妙想付诸实践。跟米开朗基罗一样，达•芬奇亲自解剖数十具尸体以研究人体结构，再以超群的观察力和记忆将其记录下来。（顺便提一下，现今流传的达•芬奇素描都是放大版——由于纸张异常昂贵，达•芬奇都是精密地将素描画在一张很小的纸张上，缝隙中也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细小文字）。不过，两位大师不同之处在于，对达•芬奇来说，人仅是自然界中的众多奥秘之一，而米开朗基罗则以专一精神集中研究、彻底掌握人体。
有意思的是，“没学问”这个修饰语同时被用于描述马基雅维利和达•芬奇，两位与但丁的塑像一同矗立在乌菲兹美术馆回廊上的传奇人物：马基雅维利并不是“大学出身”，现也已有定论称其不懂“知识分子必备”希腊文。其朋友、历史学家巴尔基如此评论这号人物：“他是个没有什么学问的人”。
无需他人置喙，达•芬奇已然自我评价道：“我是个没有学问的人”。事实上，在上文提到的“私生子专属麻烦”中，无法接受正规教育也是其中一项。达•芬奇从小就进了工坊，学历很低。不过，这句话反倒透出一股挑战成规的自信，毕竟达•芬奇的才能并非全然横空出世——他所承袭的正是佛罗伦萨艺术家亲身探索世界的传统：不依赖书本的权威与知识，更信赖实验、探索（即“实验是精确性之母”）。
另外，话虽如此，达•芬奇于1478年开始学习拉丁文，虽然初学困难重重，但他仍边学边读、“坚持到底”。这不禁令人联想到曾在法国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越是有文化的人，越意识到自身的无知。
为了“身份”，战斗吧！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为后世津津乐道的广泛兴趣与提升生存状况的现实考虑密切相关，因为在多方面建立声望是艺术家事业上升的必要条件。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里写道，当时艺术家仅被视作“卑贱”的手工业者，地位远低于“脑力劳动者”（如“自由教育”学科——辩证法、修辞或几何）：“世俗眼光和成见是强大的势力。有许多人会非常乐意邀请讲拉丁语、能言善道的学者赴宴，但要把相同礼遇延展至画家或雕塑家，则会踌躇再三”。这令人联想到，在1482年致米兰公爵斯福尔扎（Ludovic Sforza，画家为其情人Cecilia Gallerani创作《抱银貂的女士》）的自荐信中，达•芬奇自称是军事工程师（建桥、暗道，攻破堡垒、设计大炮与装甲战车），对自己的艺术才华只是一笔带过，且仅仅是为了表明一点——“别人能做到的，我也行，并且不比别人差”。
对此，我们可以有几种诠释方法：考虑到当时米兰与威尼斯的交战背景，军事工程师是亟需的“对口”人才；达•芬奇真正的志向并不在艺术；艺术家相对低微的社会地位是减分项。
总而言之，为改善自身地位、摆脱被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命运，艺术家们奋力扩展视野：“意大利艺术家开始借助数学去研究透视法则，求助于解剖学去钻研人体结构......如果不探索自然的奥秘，不去研求宇宙的深邃法则，就无法得到美名和盛誉”。《剑桥艺术史》将艺术家比作“绅士”的评价也侧面反映了这一思维模式：“乔尔乔涅和达•芬奇也许有某种精神上的共性……达•芬奇能在七弦琴上弹出美妙的声音，乔尔乔涅则是著名的琵琶手……在他们身上可看到高贵的心灵和优雅的情操……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绅士艺术家’”。他们想凭借卓越的才智和精力，让世人眼中微不足道的手艺活变成高贵、体面的职业。这是场漫长而艰难的斗争，胜利难以一蹴而就。
天才也有拖延症？
法国多个介绍达•芬奇的历史节目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点——这位天才经常难以完成金主委托的工作，画作开了头却“未完结”的情况比比皆是。例如，马基雅维利就曾毫不客气地给未完成壁画便前往米兰的达•芬奇写信，要求后者回国完成画作，否则就必须返还政府已支付的月薪。
很显然，这位天才绝不是个懒人：想想在那些流传后世的手稿中，他如何孜孜不倦地探索胚胎发育的奥秘、水流的规律，成年累月地观测昆虫鸟类的飞翔、光线对色彩的影响、植物的生长法则，在创作前画大量素描做准备……大量新奇的发明、准确无误的绘图、超前的思考早已使人们对他的非凡才能有了充分认识。
那么，拖延的缘故是什么呢？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是对艺术节“身份”的追求。在他看来，作品何时才算完工不应受外界压力。艺术家的工作，是不能用时间来简单衡量的。这让人想到同样“性格怪异”、被同代人称为“神”的米开朗基罗：教皇朱利奥二世曾来到其工作的西斯廷礼拜堂，询问“什么时候能完工”，而教皇听到的是从高高的脚手架上掷下的一句话：“完成的时候！”以不可思议的付出完成惊世作品之后，君主和教皇竞相把自己与他的名字联系起来，但米开朗基罗却日益愤懑不安。77岁时，他还激动地写道：“不要寄信给‘雕刻家米开朗基罗’，这里只知道我是米开朗基罗•博纳罗蒂……虽然我曾为教皇们服务，但那是不得已而为之”。为了独立自主的地位，他在晚年甚至拒绝了建造圣彼得教堂穹顶的报酬，因为耗费巨大心血的作品“不该被尘世利益所玷污”。
“不费吹灰之力”的伟大
虽然在多领域涉猎颇深，但达•芬奇最知名的作品莫过于其画作《最后的晚餐》与《蒙娜•丽莎》（Mona Lisa）。伟大的作品看上去如此浑然天成、毫不费力，以至于人们常常很难迅速感知其中的巨大突破。例如，通过壁画《最后的晚餐》，达•芬奇以“轻松自然的平衡与和谐”解决了前辈们在写实主义与图案设计方面的缺陷：虽然前人不遗余力地为作品倾注了大量心血，但他们笔下的人物往往不免僵硬、壮观却缺乏真实感。而实现“真实”与“美感”平衡的，正是达•芬奇。打破这一难关离不开他在透视学、人体运动学方面的深入研究。
这让人想起古希腊雕刻家们为表现逼真人体、使空间布局达到构图和谐的艰辛尝试，令人不禁惊叹那些看似寻常的力与美，竟需要如此漫长的试验：在最初，艺术家们并无法自如表现人们的面目和姿态。静止、没有生命力的大理石/青铜雕像如何表达出活人瞬间即逝的姿态？怎样才能让塑像不仅看起来美，而且真？在最初，人们使用的技法是“对称”与“形状的重复”。在数代艺术家的摸索下，这套做法慢慢被“对立平衡”方法取代 ——四肢有松有弛、再配以躯体的变动，后世静止的艺术品才开始仿佛获得生命的气息。
话说回来，在跨越“僵硬”这一障碍时，达•芬奇对人们用眼睛观看事物的方式有着独特的见解。《最后的晚餐》在并未牺牲精确性的前提下，便达到了悦目的要求。构图不仅美，而且整体真实而引人注目。画家还用强大的想像力，洞察并活灵活现地展示了在场者各自辨识度高的特点：有人激动、有人平静、有人好奇、有人撇清关系、还有人打探消息。据传，画家经常爬上脚手架，长时间地打量画作，然后才徐徐画下一笔。
贡布里希如此点评达•芬奇在写实与构图设计上取得的“重大成就”：“画面毫无杂乱之处。12个使徒似乎很自然地分成了3人1组的4组群像，由相互之间的姿势、动作联系在一起。变化之中是那么有秩序，而那秩序之中又是那么有变化，使人们难以把起始动作和呼应动作之间相互和谐的作用完全探究清楚”。
达·芬奇的画作《蒙娜丽莎》
另外，作为司空见惯、甚至常常被恶搞的名画，《蒙娜•丽莎》可能再难被视作以有血有肉女子为原型创作的肖像。撇开盛名纷扰，她最吸引人的是似乎在不断变化的表情。人们在这捉摸不定的表情中，看到了多重情绪——嘲弄、悲哀、甚至恶心。
使油彩获得生命的秘诀在何处呢？目前的共识是天才自创的渐隐法（“sfamato”）：通过模糊不清的轮廓（如表情丰富的嘴和眼部）、柔和的色彩，画家使一个形状隐入另一形状中，给人们留下遐想余地，避免枯燥、生硬的既视感。这一做法纷纷被效仿：据称，曾对达•芬奇产生影响的画家洛伦佐•迪•克雷蒂（Lorenzo di Credi）反受其影响，在以著名政治人物卡特丽娜•斯福尔扎为原型的画作中使用了类似手法，以至于评论称《蒙娜丽莎》的容貌有相似之处；根据《剑桥艺术史》，威尼斯派著名画家乔尔乔涅是第一个掌握达•芬奇“轮廓模糊法”的画家。
不过，根据贡布里希的说法，《蒙娜•丽莎》的神秘感远不止得益于渐隐法。实际上，达•芬奇凭借傲人技艺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冒险。作为倾注大量精力对自然进行观察和思考的艺术家，他不再只是“自然的奴仆”，而是巧妙地利用、并违背了自然的法则：“画面左边地平线比右边低……[看画面左边时]，这位女人看起来比我们注视画面右边时要挺拔一些，她的面部好像也随着位置的变化而改变……然而，如果他不能准确地掌握分寸，如果他不是近乎神奇地表现出活生生的肉体[特别是手部，笔者按]来抵消他对自然的大胆违背，那么这些复杂的手法就很可能造出一个巧妙的戏法，而不是一幅伟大的作品”。
盐野七生写道，达•芬奇的伟大甚至还引起了另一位天才米开朗基罗的“忌惮”：后者完成《大卫》后，达•芬奇主张把雕像放在可避风雨的回廊中。但“对前辈抱有强烈竞争意识”的米开朗基罗主张哪怕风吹雨打，也一定要把雕像立在市政厅前。更有意思的是，佛罗伦萨政府还一度灵光闪现，让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两人同时在市政厅大会堂创作壁画。51岁的达•芬奇选择了安吉亚里战役（Battaglia di Anghiari），而27岁的米开朗基罗则选卡西那战役（Battaglia di Cascina）主题。不过，达•芬奇因解决不了颜料变色的技术问题而再次“撂挑子”。这幅未完成之作的底稿评为杰作，后世众多的临摹者中还包括知名画家鲁本斯。
来自“金主”的空白支票
渐渐地，杰出艺术家与金主开始“势均力敌”：他们不再与随时接受活计的工匠为伍，或被动接受雇主的欢心恩赐。达•芬奇的影响力还远远超出了个人身份层面：虽然“人才输出大国”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在经济上吝啬、在政治上优柔寡断，但因为孕育了伟大的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它在文化方面非常活跃，并以此为筹码占取了不少外交好处。正如瓦萨里的评价：“他光彩照人的形象给每个忧郁的灵魂带来慰藉，他辩才无碍的风度让每一个固执的心灵为之折服……他的作品会让最简陋、最萧条的房间熠熠生辉。因此，正如列奥纳多的诞生给佛罗伦萨带来巨大财富一样，他的去世给佛罗伦萨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艺术家的新地位在建筑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例如，贡布里希写道：文艺复兴建筑家渴望的，是在满足实际需要时无法获得的那种“完美的对称性和规整性”。换句话说，他们需要来自强有力赞助人的“空白支票”，以抛开传统、利害，创造出让人头皮发麻、睥睨万物的作品。
达•芬奇就数次得到过这种礼遇：年届50岁时，他以建筑技术总监身份为波吉亚家族如日中天的军事天才切萨雷•波吉亚工作一年，并成为后者口中“最亲密的朋友”、“我的阿基米德”。切萨雷曾发布公文，允许达•芬奇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对他施予绝对的信任：“公国内所有城堡、要塞、设施和土木工程……技术人员均须与莱昂纳多•达•芬奇总监协商，执行其指示。违反此命者，不论本人曾对此人抱有多大之善意，必遭本人唾骂”。
1516年，受法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er）邀请，达•芬奇携带自己的作品移居法国昂布瓦斯（Amboise），度过了人生最后三年。据传，22岁的法王还时常通过城堡地下通道更方便地拜访大师。
达•芬奇在最后3年内完成了未完的画作（包括《蒙娜•丽莎》）、构思了香波堡（Château de Chambord）的总体设计（其中包括象征无限复兴的双螺旋楼梯），还计划用河渠将卢瓦尔河谷和里昂河谷连接起来。法王耗费巨资以及近26年的时间，于1545年完成了香堡总体建筑。弗朗索瓦一世逝世后，香堡在亨利二世和路易十四统治期间逐渐完工。
达•芬奇的真正抱负是？
在上文提到的切萨雷•波吉亚统治罗马涅地区后，此前拒绝多位“金主”请求的达•芬奇“出山”为27岁军事天才效劳，工作内容可简单概括为建土木工程、造武器。盐野七生如此解读这个决定：它“暴露”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虽然研究领域广泛，但天才本人最看重的实际上是国土规划。
若真如此，那么发马基雅维利创作《君主论》的权谋军事天才切萨雷的确是个理想合作者：虽然佛罗伦萨是当时欧洲最著名的文艺圣地，但达•芬奇在自己的家乡却没有什么运气，因为佛罗伦萨统治者——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既没有实力、也无意愿实现他的抱负。
此外，佛罗伦萨遭遇经济危机，不少即便心怀大志的艺术家也只能屈就做些替钟楼上色的工作。还不止如此：1481年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与美第奇家族召集托斯坎尼地区最优秀的艺术家到罗马，却独独落下了才华横溢的达•芬奇。加之还曾因同性取向被囚禁，种种因素使他下决心背井离乡；达•芬奇随后投奔公认实力最强、甚至有一统意大利能力的米兰公爵斯福尔扎（Ludovic Sforza），据称他是位喜爱科学和艺术的开明君主，但长达17年的旅居却随斯福尔扎入狱而戛然而止。转投威尼斯的天才再遇挫折：寄望于威尼斯共和国的财力和气魄，他提出了用河流抵御奥斯曼帝国军队入侵的宏伟方案，但终究未见天日。在重返佛罗伦萨时，48岁的达•芬奇也许心情并不佳，毕竟他被年轻的米开朗基罗带头公开指责“对故乡缺乏感情”。
相比之下，切萨雷能为天才的雄心提供一张广阔画卷——从零开始规划建设国家、修筑城堡要塞、整顿城镇、修筑港口与大道、研究攻防策略、绘制精密地图……例如，切萨雷想修建一条通往亚得里亚海的20公里运河，并在市区建造大型港口，以便与威尼斯建立海上交通。不仅如此，年轻的君主还将自己城堡内的房间设为达•芬奇的起居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其并肩工作。从达•芬奇四处视察期间所作的手记中，我们也许能假定他的心情是雀跃的：“一路走来的景象，正如在里米尼看到的泉水一般，各类瀑布最终汇于一泉，合奏出统一的和谐乐章”。
只不过，一年后达•芬奇又回到了佛罗伦萨负责运河和港口的建筑工程，并经历了“安吉亚里战役”画作挫败事件。而正是由于这起事件所引起的行政纠纷，54岁的达•芬奇不得不于1506年再离故土，并在法国介入后得以定居在米兰，进行了长达7年的水利工程设计和繁杂的科学研究。
1513年开始的一系列动乱迫使他再次踏上旅程。当终于与众多艺术家共同受教皇邀请在罗马定居后，达•芬奇的艺术作品却备受冷落，连解剖尸体的科研活动也被禁止。雪上加霜的是，一名爱徒以自杀表示抗议，而另一名爱徒则转投到在教皇面前中伤他的拉斐尔门下。随后，他频繁漂泊于罗马和佛罗伦萨之间，直到1516年带上全部笔记、画稿和《圣约翰》、《圣母子与圣安娜》、《蒙娜丽莎》等画作前往法国。
在法国，虽然生活变得平静安逸，但曾中风、且右手开始麻木的达•芬奇以左手持续不懈、争分夺秒地投入工作中。1519年5月2日，这位曾感慨自己“从不曾被贪欲或懒散所阻挠”的“工作狂”隐身于长眠之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