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者
黄仁宇，以“大历史观”研究手法著称。他出生于1918年，抗战期间，从南开大学辍学，到成都参加国民政府的军校，随后参军。抗战结束后，黄仁宇远赴美国密歇根大学求学，于1964年获得博士学位。随后他在南伊利诺大学、纽约州立大学以及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并加入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1970年，黄仁宇离开教学岗位，专心写作，这部《万历十五年》正是在此阶段完成。
关于本书
“以小见大”、“从微观入手，完成宏大叙事”，在本书表现得淋漓尽致。人们也因此领略到黄仁宇的“大历史”写作魅力。
但黄仁宇所谓“大历史观”研究思想，长期以来，国内和国际史学界也一直有不少学者持批判态度。但这本书有一个长处或是特点，得到了大家公认：在坚持史实的基础上，做到了极高的故事性和可读性，生动有趣，平易近人。在历史研究著作里开了风气之先河。
核心内容
公元1587年，也就是所谓“万历十五年”。黄仁宇单只截取了万历十五年这样一个普通的时间片段，高度聚焦、仔细研究。对这一年当中的六位人物命运进行梳理分析，给明帝国进行了全方位把脉。
他提出：中国两千年以来，以道德代替法律的“人治逻辑”，在明代达到顶峰，而这正是一切问题症结所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封建官僚政治的弊端显现无疑，社会矛盾失控，经济发展受到极大阻碍，大明帝国的衰败和倒塌无法避免。
内容详解：
一、明朝首辅张居正
万历年间，张居正被任命为首辅，权倾天下。他把持着国家行政、官员任命等大权。官员所递送上来的奏章，由张居正领着其他大学士“票拟”意见，小皇帝就是把这些意见重新用朱笔抄一遍。重要官员任命，也由张居正把关，小皇帝只需要圈出排在第一个的官员。
作者认为，张居正在主持朝政期间，重点推行了一系列赋税和官员考核制度改革，为的是加强行政效率，富国强兵。张居正是个有抱负的人，但他忽略了当时复杂的情况。
一说税收，这是个敏感问题。地方官向上交纳税金税粮，总是保证自己口袋先装够，国家够不够是次要的。张居正责令各府各县要缴足税收，动摇了地方官的既得利益。
二在人事方面，张居正企图绕开效率低下的官员，组建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政府班子。这种做法也触怒了不少官员，一部分文官认为他片面追求效率，于是站在道德高地上攻击张居正的改革措施。而另一部分官员因为张居正影响了他们的升迁仕途，所以也怨恨张居正。
这些对只能蓄积力量等待机会解决位高权重的他。在1577年兴起了第一次反张运动。当时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惯例他应该要停职回家守制。万历皇帝不允许张居正告假。很多官员借此攻击张居正违背了孝道，不配为首辅。
在他去世后，第二次大规模的反张运动正式开始。张居正所主持的改革很快就被废止，之前取得的所谓改革成果也基本被全部抛弃。
二、张居正的继任者：申时行
和雷厉风行的张居正不同，申时行完全是个和事佬。他深知道张居正身败名裂的原因在于自信过度、不谦虚谨慎。申时行认为张居正改革根本就不可行。
在他眼中看来，一定要和文官集团合作，顺应他们的意志来治国。作为首辅，最重要的不是管理官员，而是用诚意感化他们，然后才能领导他们，让各种人才发挥长处，让全体文官精诚团结。
凭借着这样一种政治理念，申时行认为万历皇帝自己首先要以诚意对待群臣，于是鼓励万历皇帝努力工作。但是结果不如人意：经过张居正事件后，皇帝已对官僚系统失去希望，开始对政务变得厌倦。
夹在群臣和皇帝之间，申时行感觉自己左右为难。到底是支持大臣们，还是支持皇帝，局势逼迫他必须站队。事实证明，他怎么选都是错。
三、万历皇帝的懒政和苦恼
万历皇帝刚亲政的时候，还算是勤勉的皇帝，但很快他就开始怠工。
除了张居正事件对他的影响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因素，是在选择太子的问题上，他和文官集团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
身为天子的万历皇帝，也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个囚徒。在道德伦理的束缚下和群臣党争的牵制下，精力充沛的他，很难主动做自己想做的事。苦闷之下，他就干脆就不和文官集团合作，就这么消极怠工一直到死。
作者认为：万历皇帝在位的几十年，这种消极怠工式的工作方法，给整个国家机器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皇帝作为一国之主，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运用精神和利益两个手段驾驭官员们。不出席各种仪式，那就等于主动放弃做道德表率，失去了精神的手段。官员们愤然辞职，他既不追究也不挽留，更不派人填补空缺，让这个职位一空就是空了几十年，相当于堵死了官员的升迁通道，官员们的利益也就无从实现
总结：
1.张居正把持了朝政进行改革。可他的改革措施触动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利益，导致了两次针对他的大规模攻击。他去世后，对他的清算终于成功，也让他的所有改革成果付之东流。
2.申时行秉持着和衷共济的理念，希望皇帝和群臣都能拿出诚意，共同合作治理国家。但在双方矛盾越来越激化的情况下，他也无能为力，这也导致了他最终被弹劾下台的结局。
3.身为天子的万历皇帝，其实无法摆脱官僚集团的束缚。在道德伦理的束缚下和群臣党争的牵制下，精力充沛的他，其实很难主动做自己想做的事。
中国两千年以来，以道德代替法律的“人治逻辑”在明代发展达到了顶峰，而这，正是一切问题的结症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