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里除了文化杂文，还有给其他书写的序言与跋语。这些序言与跋语也表明了我的一些态度。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轻松的随笔。不管什么书，我都不希望它太严肃，这一本也不例外。
——王小波
“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设置动物，也设置自己。我们知道，在古希腊有个斯巴达，那里的生活被设置得了无生趣，其目的就是要使男人成为亡命战士，使女人成为生育机器，前者像些斗鸡，后者像些母猪。这两类动物是很特别的，但我以为，它们肯定不喜欢自己的生活。但不喜欢又能怎么样？人也好，动物也罢，都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 ”
“后来，猪兄学会了汽笛叫，这个本领给它招来了麻烦。我们那里有座糖厂，中午要鸣一次汽笛，让工人换班。我们队下地干活时，听见这次汽笛响就收工回来。我的猪兄每天上午十点钟总要跳到房上学汽笛，地里的人听见它叫就回来——这可比糖厂鸣笛早了一个半小时。坦白地说，这不能全怪猪兄，它毕竟不是锅炉，叫起来和汽笛还有些区别，但老乡们却硬说听不出来。领导上因此开了一个会，把它定成了破坏春耕的坏分子，要对它采取专政手段——会议的精神我已经知道了，但我不为它担忧——因为假如专政是指绳索和杀猪刀的话，那是一点门都没有的。以前的领导也不是没试过，一百人也这不住它。狗也没用：猪兄跑起来像颗鱼雷，能把狗撞出一丈开外。谁知这回是动了真格的，指导员带了二十几个人，手拿五四式手枪；副指导员带了十几人，手持看青的火枪，分两路在猪场外的空地上兜捕它。这就使我陷入了内心的矛盾：按我和它的交情，我该舞起两把杀猪刀冲出去，和它并肩战斗，但我又觉得这样做太过惊世骇俗——它毕竟是只猪啊；还有一个理由，我不敢对抗领导，我怀疑这才是问题之所在。总之，我在一边看着。猪兄的镇定使我佩服之极：它很冷静地躲在手枪和火枪的连线之内，任凭人喊狗咬，不离那条线。这样，拿手枪的人开火就会把拿火枪的打死，反之亦然；两头同时开火，两头都会被打死。至于它，因为目标小，多半没事。就这样连兜了几个圈子，它找到了一个空子，一头撞出去了；跑得潇洒之极。以后我在甘蔗地里还见过它一次，它长出了獠牙，还认识我，但已不容我走近了。这种冷淡使我痛心，但我也赞成它对心怀叵测的人保持距离。 ”
“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本人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这只猪其实是作者自己理想的化身，但为什么是只猪呢？猪的命运是被人设置好的，公猪阉掉，长肉，傻吃，闷睡，等死；母猪下仔。但是猪也会不甘心于这样的设置，所以种猪不与母猪交配，母猪会吃掉小宰。其实从这个角度说，这些猪就反映了社会中被设置好的人们的生存状态及心理，想反抗又无力反抗，无奈下某种程度的绝望。这反映了王小波写作的态度的某一方面，即对人民大众的关怀，如果你读了他其他的杂文，会发现这种关怀 特别是在思想层面上的，他希望人们有智慧，自己思考，反对别人的设置和灌输，讨厌模式化的生活。
在“生活种种设置”和“自由的生活和存在”之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指出了“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这个残酷的事实，在大多数的时候，它的能量远远超出了人对于自由追求，它无所不在，把人控制在一种生活和精神被奴役的状态，在这个张力场中，人要么参与设置别人的生活，要么对于生活被设置安之若素，剩下的唯一一种选择——反抗这种设置，回到个体的自由——是充满艰险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前面两种选择实在太过平常，因为我们已经一敢于设置别人生活或者被别人设置，我们甚至已经忘记了去思考我们的这种存在是否合理，这也许是人的最大悲哀。
王小波用他的生活和写作，去实践这种价值、传播这种价值。他让人们看到，一个自由的人，既可以享受思维的乐趣，拥抱理性与常识，也可以跟随灵魂的舞蹈，在凡俗生活之外拥有一个诗意的世界。一个自由的人，是最具有判断力的人，同时也是最具有创造力的人。
李银河说过，王小波就像是皇帝的新衣里那个口无遮拦的孩子，同时王小波又崇尚智慧与自由，这两点在王小波的作品中都有体现。
我们为什么不能像特立独行的那只猪一样生活呢？
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他们无时无刻不是生活在巨大的牢笼里，用自己有限的认知和不怎么健全的三观盲目去定义别人的人生亦或者用别人的标准来定义自己的生活。迷茫时有发生，却不愿清醒的思考人生。
如果你四十岁的时候突然想辞职去学钢琴，未必能像摩西奶奶那样在古稀之年还能开办画展，但你面对的社会以及家庭的压力准会让你打消念头。你尝试着要自由，可以自己做决定，却被无数个人贴上不正常，神经病，奇葩的标签。果真如此么？你只不过没有按照常人眼中的你去活罢了，因此你郁郁不得，到头来感觉自己悲苦一生，即便豪宅名车却也不会开心。
如果真的去学那头猪？生活会怎样？
可能变成画家高更可能变成像王德顺一样的酷炫老头，亦或者还是平淡无奇的一生。
那为什么还要特立独行？
因为不想一辈子做一个行尸走肉混吃等死。因为想在生命终结的时候，说一句：这辈子，我没白活。
王小波：学者、作家。1952年5月13日出生于北京，1968年去云南插队，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商业管理。1984年至1988年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学习，获硕士学位后回国，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后辞职专事写作。1997年4月11日病逝于北京。
有人欣赏他杂文的讥诮反讽，有人享受他小说的天马行空，有人赞扬他激情浪漫，有人仰慕他特立独行。但他只是在自己留下的《沉默地大多数》扉页上写道：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高兴。
王小波就是在你大发议论、正襟危坐时，一个坐在角落用一脸坏笑凝视你的那个人，他也许什么都不说，但他什么都明白。
因为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的精英要好的多。
卖书记
90年代初，互联网远没有达到今天的发展，当中国人还在用WPS的界面写字时，王小波在用C++程序编辑自己的写作软件，外甥问他：“为什么要做电子版？”他说：“扩大影响，好出书呗！”
没想到一语成谶，出书竟成了王小波纠结一生的无奈。
出书难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产物。王小波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叫《唐人故事》。虽说那时还不兴包装，但是出版社为了销售这样一本纯文学的书，还是自作主张加上了“秘传”两字，变成《唐人故事秘传》，听起来多了几许传奇色彩。
由于是自费出书，又没有稿费，于是《唐人故事秘传》只印了1000册。但是却没料到，这本容纳“舅舅情人”、“夜行记”、“红拂夜奔”、“红线盗盒”、“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的小集子，后来被誉为王小波最富灵气的作品。小说充满调侃、幽默和机智，颇能代表王小波小说的精髓。但是现在市面上找不到了，因为印的太少。
那个时代，经济浪潮终于压断了理想主义的最后一根稻草，有个文化名人说：诗人自杀，也是一种卖点。假如海子不死，他就是那个年代一片叶子飘下都能砸到的诗人之一。那时的王小波和李银河，为了写作和社会学研究，周折地回了国。王小波辞去了工作，开始自由撰稿人的生活，这是他写作生命最重要的五年，也是他四处兜售自己的书，磨得一张好嘴皮子的五年。五年下来后，王小波不尽伤感地说：我发现卖书比写书难的多。
大陆编辑赵洁平是王小波第一位伯乐，但是结识的方式却阴错阳差。她的丈夫和李银河同在社科院工作。当赵洁平拿着一本波普学的书四处推销时，被李银河硬拉着不放，结果书没推销成，反而成了被推销者，李银河拿着王小波的《王二风流史》，让赵洁平一定看看。
赵洁平是社科类的编辑，本不管小说的事，但是人家送上手的书，碍于面子也要先看一遍再说。当赵洁平读完后，从第一眼印象中就知道这书不好出，但书写的很有趣，至少与自己的阅读体验是不相同的，似乎是一种当时思想圈外的东西。而且她觉得“好东西应该出来”。于是跑去王小波家，告诉他们，我已经准备出这本书。
赵洁平为了使这本书能够出版加了很多卖点，比如说印了很多冠冕堂皇的话，诸如一个知青的反思之类，后来领导又让赵洁平做一个像“天安门放红光”似的封面。但是至于全文，赵洁平一直没敢给领导看。
《王二风流史》就是后来的《黄金时代》。正式出版以后，却没有正规发行渠道，订货会不能参加，不能打广告，书销了2个月，不太好。这段时间，王小波和赵洁平总是推着自行车，后座绑两捆书，到各小书摊、图书批发市场去推销。王小波的第一句话就是：“前几本白送，后面再要再给钱。”之后为了推销又开一个研讨会，李银河请了些评论界名家，赵洁平说:“王小波听着大家的评价，没有表情。”
1995年《黄金时代》获得《联合报》奖，但直到作者去世前都没卖完。
他的书生前大多未在大陆出版，后来《黄金时代》曾在香港出版，名字是“王二的风流韵事”，令人啼笑皆非，又无限伤感。
沉默的大多数
相比于小说的惨淡，王小波的杂文先得到了认可。《三联生活周刊》、《东方》、《南方周末》这些报刊是王小波的主要阵地。在王小波辞职后的几年里，思想界已经对这个人有所熟悉，觉得他比学者可读性强，比作家学理深，加上文体别致，可以称得上杂文家里的一线。但是90年代中国，思想界和文学界逐渐分离，不再像80年代紧密结合在一起。王小波的杂文无法带动小说。当时他拿着小说给杂志，一个编辑轻佻地说：“能不能来个短点的？”
这让王小波十分难受，他觉得小说才是主业，而随笔杂文只能是写着玩。当他提了个尼龙布兜子，头发朝天龇着、晃晃荡荡的拿着满满一兜《黄金时代》去清华兜售之后，竟逐渐和喜欢他小说的一些人成了酒友。但王小波酒量一般，一两瓶啤酒后眼睛就红了。抽着“骆驼”或“金桥”，1米9的个子缩成一小团。有位朋友说：“你的小说是可以传世的！”，但王小波不谦虚也不高兴地看着他，面无表情。
只有一个话题让他动感情。1996年冬天，一个朋友在饭桌上说他自己已经厌倦了写一些无关紧要的随笔，也要开始写小说了。当时王小波有一点激动，但却很严肃，郑重其事地说:“干杯，尽管多一个小说家会夺我的饭碗，但是我还是要和你干杯！”席间王小波问他:“小说要写什么？”他回答:“要写爱情。”“对，就是这么写！”
相比于小说的默默无闻，他还做过一次编剧。导演张元想拍一部同性恋题材的电影，便找到李银河。席间，李银河说:“不如让王小波来写这个剧本，小波是个作家。”张元说，“我从来没听说过有个作家叫王小波的”。但由于其他作家都不愿意写同性恋，张元同意了李银河的提议。拍摄时，王小波去看过两次，第一次20分钟，第二次看了一眼就走了，他对张元说:“你们这拍电影可真够烦的。”
后来王小波编剧的《东宫西宫》在1997年被张元带到戛纳，在阿根廷电影节上曾获最佳编剧奖，但直到去世，王小波也没看过这部片子。
1996年冬天，王小波考取了货车的驾照，对朋友说:“有一天实在混不下去了，就靠这个吧。”
他生前最后一封电子邮件中这样写道:“我正在出一本杂文集，名为《沉默的大多数》。大体意思是自从我辈成人以来，所见到的一切全是颠倒着的。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
第二天，王小波便去世了。
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在《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里写道：“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他羡慕特立独行的猪，是因为可以摆脱生活的设置。
出一道选择题：在每周只上一节课的人大教授和只能卖文为生的 “自由撰稿人”之间，你选哪个？没错，选教授，而且大多数人也是。但王小波不，他觉得当教授打搅了他的写作，当教授必须恭从领导打击了他的尊严。他首先要作一个自由人，于是他辞了职。
但是在文学界，他一直是个圈外人，那时有先锋主义、有朦胧派、但没有王小波。后来的所谓流派创造出无数的追随者，但是多数流于模仿，而真正地能有创造性的，又寥寥无几。但相反王小波的文章里多的是人文关怀和幽默的玩笑，他只是寂寞地写着，不屑与人为名利争雄，也受不惯传统作家戴着镣铐跳舞式的约束。所以，遇上作为多年留美学者的妻子为了评上高级职称居然也去参加英语考试的怪事，他也要骂人，但不是不负责任地乱骂一通，而是指名道姓地说：“李银河，你是个叛徒！”
自由撰稿人、不加入任何流派，使得他走的路崎岖不堪。小说发表不了，于是就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一些专栏，后来朱伟回忆说，当年王小波给《三联生活周刊》做专栏的时候，因为交稿慢，所以时常催稿，把王小波搞的心力交瘁。但是谁也没料到，正是王小波的存在，才让《三联生活周刊》成为“文青”酷爱的杂志，也使舶来品的专栏写作成为一本杂志的重头戏。
《三联生活周刊》后来策划过过“重找王小波“的活动，就是想找到一个像王小波这样一个专栏写手，但是不了了之。这样的策划活动，就如同《西祠胡同》的“王小波门下走狗”、李银河倡议的“重走小波路”、、广州美院给王小波塑像等等，参与者众多，但是流于形式逐渐成为一场造神运动。用王小波自己的话讲，就是五迷三道地带着镣铐跳舞。假如王小波在世，也许他会对拿着他写的情书用来发表，被誉为“学术超女”的李银河说上一声：你这个叛徒。
但这是玩笑。因为当年最艰难的时候，只有李银河支持他安心辞职写作，在他赋闲在家、文章无处发表的时候，李银河为了帮他重拾信心，甚至带他参与到她的学术写作。她逢人就说：“这里很多文字都是他写的，他写得比我好多了。”她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出国，就或者把他带出去伴读，或者两人如同初恋情人般地两地鸿雁往来不断，这些信后来也被书商结集成书《爱你就象爱生命》。这本书里有王小波的苦恼，有写作带来的孤独与痛苦，也有 “你好哇，昨天我又梦见了你……”这样平淡如水的语句，这本絮絮叨叨述说着一场恋爱永无完结的集子，是他们的情书，现在正在被无数人阅读着。
谁的精神家园
一切从王小波的死开始发生了变化。
当时27岁的钟晓勇供职于某地方报社，那时的钟晓勇，正迷恋一本《中国可以说不》的书，他说“我买了三本，一本送人，一本读，一本准备留着”。但是没想到在随意看到的一篇文章《百姓•洋人•官》中，那本书被讽刺为“吓蛮书”。
作者是王小波，是个刚死去的年轻作家。钟晓勇突然知道了这个名字。在两个月内，他看完了王小波的作品，仿佛“鬼上身”，处处模仿王的文风和思维，然后到处推销王小波。
2000年起，钟晓勇开始用“连岳”这个名字在《南方周末》上撰写专栏，和王小波一样，他也成了一名专栏作家。连岳说：“王小波写的东西并不多，但足够证明我原来生活的形态与脑子是坏的。王小波说的是常识，这并不能降低他的地位，把常识说得好，反而是功德无量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启蒙，重要的思想，只有当它成为常识时，才更加重要。”
王小波的两本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和《沉默的大多数》，在他去世后迅速登上三联韬奋图书中心的畅销排行榜，他的三本小说集、《时代三部曲》，甚至连《王小波门下走狗》这样的照猫画虎之作，也在热销。
随着王小波的作品陆续问世，他的书至少被七个出版社争相出版。现在各地图书馆的书架上，有一栏一定有王小波。
从最初的默默无闻、自费出书、像农民工一样背着自己的书到处兜售，到出版社热抢，书商将他的书作为摇钱树，甚至连他们的情书都不放过。王小波的写作经历了从大冷到大热，从海水到火焰，从默默无闻到众人造神的过程。
在他死之后，各种纪念活动更是层出不穷，亢奋的青年似乎将王小波作为能够跟随的斗士，精神上的导师。这是已经过世的王小波始料未及的，甚至连李银河也没料到，自己一生的学术成就远远不及王小波的影响。从前，她对别人介绍说：他叫王小波，是我的丈夫，是写小说的。现在她介绍，我叫李银河，是作家王小波的妻子。
殊不知，王小波一生最大愿望只是，活过、爱过、写过，如果再添上一句，估计是：书都卖掉了。
也许最中听的评价来自于艾晓明，她说：未来100年后，一位中文系的新生，在图书馆书架林立的长廊里逡巡，他说：我要找一本书，作者叫王小波。
一百年后假如还能有人读王小波，才是对他最好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