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思茅
雷达团教导队地处思茅西边的一座小山上，吃水靠一台水泵从山下抽到山顶的一个蓄水池里。泵坏了，后勤部派来一师傅又换电机又换泵，忙活了一天才算是有了水用。水有了又忙活烧的，全连上山捡柴，烧火做饭。在云南不管部队还是老百姓烧火做饭全是烧木柴的，老百姓都有自己的山林，我们部队一般就是到国有林场捡那些伐了无用的废料来烧。忙完了安家正好过国庆节，放假、会餐看电影。第一个来看我们的自然是王金水副师长了，为我们的安家提供了不少的方便。我和老刀也去师部回看了他一次，问我何时探家，可提前告诉他，他帮我订飞机票。
是的，连里的干部基本都探过家了，也该轮到我了，我请了假，不过飞机票我没麻烦王副师长，是陈民强的一个同学在机场给买的。那时飞机票不像现在随便买，必须是有县团以上的证明，找熟人提前预定，很麻烦的。
乘飞机到昆明，坐上昆明直北京的火车，两天两夜到郑州，晚上坐郑州直济南的火车，第二天到了泰安，我下车去先看了看我舅舅，因为我当兵多亏他帮忙，如今我已经是个军官了，咱不能忘了人家，你说对吗？
泰安住了一夜，又去了济南，在济南住了一晚，去看了六大娘一趟，然后坐车回家。傍晚高家坡站下车，几个弟弟在车站已等多时了，到家吃的晚饭。
在家一个月，结了婚。
返回部队时本想走上海玩一玩，可不曾想到了上海就病了，浑身乏力头晕眼花。下车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 ，勉强顺着大街走了走，撑不住了就回旅馆休息。自我感觉不是很好，不敢久留了，抓紧买了火车票走了。上了车还是难受，找了车长办理一张只能到柳州的卧铺。这时我实在是撑不住了，行李也顾不得拿就去了卧铺车厢躺下睡觉了。睡了一会突然觉得肚子疼，就赶紧扶着车厢晕晕乎乎地去了厕所，到厕所一看里边有人，我一急，哗的一下出了一身急汗，站不住了。赶紧扶着车厢回到了铺上躺下，嘿，不一会浑身轻松了，再去厕所头也不晕了，原来那身汗起了作用。
第二天到了柳州我又回到原来的车厢，一看我的行李还都在，我拿过一个包想打开拿点东西，刚要动手，周边的旅客不愿意了说：干什么？谁的包？我说是我的。她们说不行，这包在这一天多了，列车员已经问过几遍了，没主的，你刚上车，怎么就成你的了呢？我耐心的给她们解释了一遍，叫来列车员说明了一下，大家才相信了。
到了昆明火车站，我给老部队谭承玉副指导员在昆明地震局的哥哥谭承业打了个电话，说我病了。他不一会带着车来接我去了他家，先是安排在他局里的招待所住下，然后去医院检查了一下，一试体温，三十九度，说是高烧，让我快躺下。我说不会吧！我只是有点害冷，没感到热。医生说害冷就是发烧。我这才是第一次知道发烧是害冷的。给我输了两天的吊瓶（这也是第一次），退了烧。谭承业的意思让我去军区总医院住几天。我说不了，趁着不烧我还是赶紧回思茅吧！他送我到汽车站，我坐汽车回思茅了。上了汽车我一摸口袋，发现只剩两元五角钱了。途中要住两晚上，最便宜的旅社是五角一晚上，这一元钱是必须的，还剩一元五角就是三天的饭钱了。早上一碗米线一角五分钱；中午一角五分钱的菜，米饭随便吃不要钱的；晚上吃好点，两角钱的菜，正好五角钱。就这样我坚持到了思茅，当天我就去了师医院住院的了。
我回到思茅时连队不在家，我探家走后就从雷达团搬到了一团三连的宿舍住去了（一团外出执行任务营房临时空着）。前不久又去了孟连中缅边境支援缅甸共产党反政府军围剿作战去了。我本想随后赶去，师里说几天就回来了，不必再去了，我就安心的多住了几天医院。期间良久国、卞尚德几个复原回家路过思茅，顺便来看了我一趟。
我出院后，牺牲的烈士李树荣的哥哥来送妹妹接抢入伍，我接待了他，并请了老连长王京太作陪。经哥哥介绍，他家里很穷很穷的。他与妹妹从河南来到思茅，走了二十多天，全是无票爬车来的，曾几次被查逮住，并还被关了一天，放出后再爬。到了昆明就一路搭拉货的汽车，一段一段的走了几天才到的思茅，一路几乎是靠讨饭充饥。当招待他因菜少我表示不好意思时，他却说：这样的饭我多年都没吃过了！
我把他家困难的情况向师里做了汇报并提请给予救济，师里经研究特批了五十元钱给与了他。
送走了烈士的哥哥，迎来了中缅边境执行任务的连队。紧接着就是老兵退伍复原工作。当时这是一项基层干部最棘手的一项工作。原因是参战老兵们似乎都感到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心理有气，借退伍之时发泄一下情绪。战后不论报纸刊物还是电视广播，不论是电影还是慰问团演出都是对参战官兵的一片赞扬和歌颂声，口口声声是你们是最可爱的人、祖国人民不会忘记你们的等等。捧的参战官兵们除了飘飘然的自豪感外，还有一种似乎应该得到点什么似的。譬如入党、立功、提干、进校、安排工作等等，各有各自的小算盘，可到头来什么都没有，与平常毫无任何区别的退伍回家了。现实与想象反差太大 一时转不过弯来，情绪失控爆发了，出现了很多不该发生的事情。如打架斗殴、动手打干部，到地方商店、饭店、旅馆、客运站打砸抢等等。送兵的干部管不了，地方公安管不着，没办法，最后经三总部决定，退伍兵前面走，后面紧跟着处理善后的人员负责给予受损失的单位进行赔偿。
不过我们工兵连还好些，只有几个人想闹闹，但没闹起来。原因是我和他们都是一起从济南来的，平时处得又都不错，连长刘忠全也是个很随和的人，他们想闹也就都不好意思的了。
连里的干部调整了几个，陈民强调舟桥连任指导员去了，陈峰担任了副指导员，蒋东生任三排长，一排长由陈双龙担任 ，杨映强去机械连任副指导员去了，刘维志任司务长。蒋东生探家回来带来一瓶高度衡水老白干白酒，晚上在司务长屋里叫了我和邓宏兴一起去喝。大家在一起由于工作时间还不是很长，彼此都不是十分的了解，所以相互都很客气。邓宏兴其实不能喝酒，他为了少喝或者不喝，采取了一种另类的方式，给自己倒了小半口缸说：谁能和我一起一口干了，我就喝，不然我就不喝了。他两个一看这么多又是六十八度的高度白酒，都没敢接招。邓又问我：副连长咱俩喝了咋样？当时我想我要是不喝，而后我还咋管你。我没搭腔，也同样倒了半口缸，端起来二话没说一口气就喝下去了。他一看傻眼了，那两个家伙一看也来劲了，只咋呼：人家副连长喝了你必须喝，不喝不行！他端起口缸一口一口的喝开了，喝了一半就躺在地上了。开始我们很以为他是装的，可不一会开始又呕又吐，一看不是假的，赶紧叫了卫生员来，又打针又灌药，把他抬到铺上睡觉去了。处理完了他，我们几个又喝了一会，各自回去睡觉了。我走到宿舍门口，酒劲上来了，感觉不好，想吐。我看四下无人，自己偷偷跑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吐开了，吐了一会以为没事了，站起来想走，可刚一站头晕目眩只觉得天旋地转，我只好扶着墙又坐下，迷迷糊糊的在那里坐了一宿。天亮了才回到宿舍。当时难受的我发誓再也不喝酒了。可不曾想到的是，从此弄了个能喝酒的坏名声，每逢喝酒，你不喝？少喝了也不行！
送走了老兵，自然又迎来了新兵。新兵分到连队还没分班，就接到了去师农场修路的任务。我与刀学宽带着连队去了师孟汪农场，住在老黄寨。其他部队修路，我们连负责修建几座小桥（函洞），另一条大点的河需架设桥梁，因资金不具备只是用石块填高一点能过汽车就行了。当时正值春节，其他连队完成任务都回营房了，我们还在继续进行施工。过年了，我们用汽车帮老百姓拉拉木柴，老百姓送我们十几只鸡；帮生产队拉了几车公粮，送给我们了一头牛。有鸡有肉了还缺鱼，我带了几个兵拿上炸药顺河进山了。到了大山深处的河湾处炸鱼，鱼很多，可就是炮响过后鱼不是立即浮上来，等慢慢浮上来后稍微不注意就被河流冲跑了。李茂贵、杨昭来等几个湖南兵很勇敢，一个猛子扎下去，口含一条一手一条三条鱼就抓上来了。我们沿着河一个湾一个湾的炸，炸了将近一水桶了，不知不觉天接近傍晚了，不行，必须赶紧往回走。如果原路返回太远了，不如走小道翻山走近一些。我们就找小道走，可走着走着没路了，满山的树木杂草，无路可走，咋办？只有找准既定方向，在杂草丛生的树林中钻，遇坡爬坡遇沟越沟遇河趟水，走啊走！爬啊爬！天黑了，大山深处密林丛中更是黑的什么也看不到。我把大家集合在一起，要求一定一个跟一个，跟紧了别掉队。鱼不要了连捅丢掉算了，可李茂贵不愿意，说好不容易抓的，丢了多可惜，我提着它。我们又继续连滚带爬的走，庆幸的是我方向感很好，一直方向没错，要是方向错了，那肯定就走不出来了。到了晚上将近十一点来钟终于找到了公路，找到公路就等于找到了家，远近无所谓了顺路走就放心了。到了老黄寨老刀他们看到我们那个狼狈样子又好笑 又好气。
春节过后桥修建完毕，本想撤回思茅，可后勤吴部长非要我们再给农场修建一个打谷场，没办法只有又搬迁到农场，从机械连调来推土机推平场地铺上石头，沙子水泥地面抹平，苦干了十几天才回到了思茅。连队已从一团搬到了师部大礼堂居住了。
搬家时，连长刘忠全把借用人家一团二连的床板一起搬了过来，人家来要了几次，他不给人家，人家就把连队的仓库给扣住了。训练需用器材，人家就不给。双方僵持了一段时间，师领导调解了几次不成。我回来后调查了一下，床板的确是人家的，理亏不好和人家硬顶，最后一次人家来要我就让人家拉走了，同时把仓库也般过来了。
随后将新兵分到各班，调整、培训骨干，相继进入了正常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