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金融是“百姓之学”，经济是“国师之道”。但在外行人眼中，由于受到日常生活的影响，总以为“经济”二字就是与赚钱相关，“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赚钱的学问。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它频频登上最热门专业榜。
大一时候选课，觉得“博弈论”很高大上，于是兴冲冲地选上了。第一节课讲了几个经典案例，比如“囚徒困境”、“智猪博弈”等等，觉得这课还算丰富有趣。然而接下来就开始接触各种专业术语以及图表、模型，刹那间如坠云里雾里。后来得知选课的大部分是经管专业大三的学生（为自己的勇气捏了把汗），博弈论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懵懵懂懂间也意识到，作为经济学的小弟，博弈论好像也不是赤裸裸地研究如何赚钱，而是找“均衡”、讲“策略”。
大学后的第一个寒假回家，跟学经济的闺蜜一同散步，听她讲“理性人假设”，讲机会成本、沉没成本，那种别有洞天的感觉至今依然清晰。记得看到一篇文章，张晓风写她旁听经济学课，教授关于“稀缺”的解释触动她惊觉人生短促而多欲，以至于潸然泪下。至此，经济学就在我心中埋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
杂七杂八看了些书籍，觉得有必要了解一点经济学。大三时候报考了北大经济学双学位，几分之差落榜，打消了经济学研究的念头。不过，经济学独特的思维方式却一直吸引着我，于是就决定虽不去科班学习，但要掌握经济学常识。
我买了经典的曼昆《经济学原理》（现在还躺在书柜里），去旁听海闻教授每周两次飞回来专为本科生讲课；提前两节课潜入教室去后排占座蹭林毅夫教授的“中国经济专题”；也开始看《财经郎眼》听郎教授对时事辛辣讲评。然而我却始终感觉不得章法，要么推理过于谨严而偏向学术，要么问题太过具体、零散，以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直到误打误撞地下载了两本书，《经济学通识课》和《经济学通识》，由于书名相像，一度傻傻分不清楚。前者是耶鲁大学出品，侧重于介绍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后者是北大教授的评论文集，编排上偶有重复，甚至显得有些散乱，但干货不少。
《经济学通识课》告诉我们，最初思考经济学问题的是哲学家、思想家，他们关心生活最基本的问题——有限资源如何使用，劳动、财富、分配、公平、效率，最终指向大众的幸福。读完这本书，你会对经济学的发展脉络有一个整体的认识，也会对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概念有所了解。
人类社会的演进和变迁会引发不同的问题，一代一代的经济学家苦苦探索、继往开来，寻求解决的办法，他们的观点有争执、有补充，有不被理解、甚至有错误，但正是这些学说理论百家争鸣，才使得大家对经济社会规律的认知愈加深刻。当我们看到一种观点、一个假设成功地解释了实际现象，又准确地预言了未来，你会不自禁地被它征服、为它赞叹。
正如薛教授所说，经济学不改变世界，但是改变世界观。《经济学通识》中大部分文章都涉及到很多当下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作者就这样以见招拆招的方式将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细细解读，一以贯之的是对真实世界和客观规律冷静的描述与剖析。 现将掩卷之后印象最深、触动最大的几个观点列举如下，以便时时警醒。
（一） 稀缺与竞争是亲兄弟 经济学讲，资源永远是稀缺的，不论物质怎样丰富，人类总会升腾起新的欲望，而不会得到满足。与稀缺紧密相连的就是竞争，竞争规则的不同会造成不同的胜出结果。
如果一种商品 “一个人用了，别人的使用就受限制”，那么不论其提供者是政府还是私人，它都是具有“排他性”的。由于“人际需求不可比”原则的存在，所以“价高者得”是最有效率的竞争办法。这里的“价格”区分的不是贫富，而是需求大小。
（二） 价格决定成本，而不是成本决定价格
价格是由对最终成品的供求关系决定的，决定之后，再反过来决定生产原料的价格。以房价为例，它完全是由供求决定的，是买家之间的竞争推高了房价，然后才倒过来决定土地拍卖价格和开发商的利润，而不是说要去与所谓真正的“价值”来比较判断价格是否合理。
所以，世界上既不存在“合理的利用率”也不存在“合理的亏损率”，赚的时候盆满钵满，亏的时候血本无归，这才是真实世界的写照。
那么，消费者只能被动接受高价吗？不是。消费者可以随时选择替代方案，而卖家之间的竞争永远是压低价格的真正驱动力。综合起来，具体情景的供需关系决定了单笔交易价格，而无数单笔交易价格的累加，形成了统计意义上的均价。
世界上不存在绝对刚性的需求，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每个点的弹性都不同，只要价格到位，刚性需求就自然会软化，也就是说不存在垂直的需求曲线。人们不可能不惜任何代价地追求某个目标，毕竟，人是善于权衡取舍和寻找替代方案的动物。
对于“炒房客“这类中间商，虽然买不起房子的我们对其恨之入骨，但他们通过行动来对市场作出预期并自行承担后果的投资机制，恰恰说明“诚实的信使”为社会经济的运转做出了难以替代的贡献。不好好理解世上所有“转手交易”和“炒买炒卖”行为的经济效用，你眼中的市场，就处处都有邪恶，样样都是特殊商品，事事都要让政府管一管。这是薛教授对我们的忠告。
（三） 股价不可预测
耐用品的现值，取决于人们对其未来效用的预期，人们对事物变化的预期无法预测；一项资产的价值是它未来收入川流的折现，而过去投入的成本是沉没成本，不影响现值；“有效市场假说”表明，资产内在价值的所有可得信息已经完全反映在其价格上。所以，研究股价的历史对预测没有作用，去研究公开信息或内幕信息也都没有帮助。除非你总能在新消息出现后的几毫秒就抢先获悉并作出准确判断，否则不可能预测任何一种资产的未来价格。
（四） “利率”反映“不耐”程度
利率也是价格中的一种，它由无数人的“不耐”（impatience）程度共同决定。人们越“不耐”，也就是越急躁，就更倾向于早点享受，所以离今天越远的“期货”，其价值越低。同理，要想达成未来的“期货”与“现货”的交易，“期货”比“现货”数量中多出来的部分就是利率的体现。利息的真实产生原因，并不是资源的自然增长趋势，而是对延迟消费带来潜在风险的一种补偿。未来不确定性越大，真实利息越高，而不以未来是否增长或增长的快慢为改变。
只要与时间有关的现象，就有利率的影子。而表现全社会“急不可耐”程度的纯利率，更是深刻影响着每个人的行为。在纯利率高的地区，人们及时行乐，在文化艺术方面表现为文艺市场的品位低俗，因为只有急功近利才是合理的选择。
（五） 工资与收入不均
我们平时所认为的“暴利”，理应是股东的“资本市场回报”，因为假如没有这么高的回报，就会将资本转投它处。而且拿着“暴利”的股东，也不是压榨雇员的黑手，他们其实是合作而非竞争关系，真正导致雇员工资低的原因正是雇员之间的竞争。
理解了这个道理，才会明白你跟老板其实是合作关系，才会意识到“你的工资跟你的不可替代性成正比”是多么精辟的至理名言。这也许是对初入职场的自己最有用途的警示。
从明星现象看“赢者通吃”现象，其根源在于竞争者们提供的服务是“公用品”，既然不存在排他性，人们花一样的钱，自然会选择最好的服务。所以凡是提供“公共品”的行业，其内部收入分配，往往存在着严重不均。
幸福程度只能是个人衡量，而无法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比较。经济学上将个人的“幸福程度”与其拥有的“财富量”分别对待，实为一项思维进步。因为人们是否幸福不仅与自己有关，还往往建立在与别人的攀比上。因而边沁提出的“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永远只能是个美好愿望。
（六） 民主和自由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儿
我们往往将自由和民主连起来说，以为同是美好理想。而实际上，自由和民主，不仅有区别，而且往往有冲突。“自由”就是个人的人身、言论、劳动和产业得到法治保护，他们有权与他人缔结契约和进行贸易；而“民主”则是按多数原则，集体商议如何行使国家暴力，来干预人与人之间本来可以缔结的契约、本来可以进行的贸易以及本来可以保有的产业，有句话说“民主就是对少数人的独裁”，其实不无道理。
（七） 理性人会胡闹
理性胡闹——人的思想五花八门，而人的行动却大同小异；因为前者不承受代价，后者承受代价。
人在市场上做个人选择，由于必须承受全部结果，因而他们不得不格外谨慎克制；而在公共领域做选择，由于既不需要付出足够的代价，也完全无力影响公共政策的结果，所以会理性地把“放纵情绪和标榜自我”作为他们在公共生活中的主要追求。在这一意义上，“理性人假设”丝毫未改，而是被深化——如果无需负责，人们会理性地去随心所欲一番。
从政治经济学上的“价值”转向经济学的“个人估值”，一个人对某件物品的个人估值，就是这个人为了换取或保有这件物品所愿意付出的其他物品，而且不取决于一个人的“愿望”，而是取决于“行动”，不是觉得，而是拿出真金白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