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the plex》（序） 译者：Laughing Jacky
书名： In The Plex
原书作者： Steven Levy
卷首窗：
历史上少有公司像谷歌这样成功又受人敬仰，它带来了互联网革命，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谷歌是怎样做到的？资深技术专栏记者Steven Levy 授权详实这家公司的第一手资料，在这本启示性书籍里，他将带领读者进入谷歌司令部——Googleplex——为大家展示谷歌是怎样运作的。
当他们还是斯坦福学生的时候，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发动了互联网搜索革命。而作为谷歌最早的两名成员，紧接着，它们开辟了前所未有的辉煌：从互联网广告中攫取数十亿美元。怀揣着这个现金牛（直到谷歌上市之时，除了内部管理者，没有人可以估值这家公司的广告市场究竟利润多丰），谷歌得以大肆扩张、研发其他革命性项目：更高效的数据中心、开源智能手机、免费网络视频、云计算、电子书，以及更多。
Levy指出，在所有的商业模式中，谷歌成功的关键，是它贯穿由始至终的工程师思维，并辅以这样的价值观：效率、开放、试验并承担风险。一旦通过了它们无可厚非的精英式招聘之后，谷歌甚至会宠幸工程师：免费食物、干洗、现场医生和按摩师——给予他们通往成功路上的一切资源。即使到了今天拥有23，000名员工的规模，拉里·佩奇也坚持在每一份雇佣协议上亲自签字。
但是谷歌失去竞争优势了吗？它在中国跌跌绊绊。Levy在书中揭露了问题所在，包括布林并不同意同行们的对华策略。现在随着它的最新举措——社交网络，谷歌第一次在追赶对手。有一些雇员也离开谷歌转投小而敏的初创公司。这个从不徒耗竞争的公司会采取怎样的策略？这是唯一一本把谷歌讲述得如此深入浅出的著作。
“你听说过谷歌吗？”
2007年七月炎夏，就在距班加罗尔30英里外的一个印度乡镇Ragihalli。22位陌生人从位于加利福尼亚山景城的公司里出发，开着越野和面包车，爬上这片山地。这里差不多有将近七十座还是古老水泥地板的破木屋，偶尔也有不受欢迎的大象践踏滋扰。尽管几年前Ragihalli已经通上了电力，社区还尚未拥有一台个人电脑。他们把汽车胡乱堆在一边，就在外面露天与迎接他们的两百个村民打着招呼，欢迎仪式就这样简陋的开始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仪表端庄的西方人像是从另一个星球突然降临一样。几个年少的学生从人群中被推了出来唱了首歌，来访者以笔记本和糖果回赠。一小阵拘谨的安静过后，代表团主席、32岁女性马丽莎·梅耶尔打破了沉寂：“让我们开始和他们互动吧！”整个团队欢喜而出，立马与村民席地而坐攀谈起来。
Alex Vogenthaler带着一个大大的微笑问一个细长的年轻人是否听说过谷歌——Vogenthaler自己的雇主。这可是在本土他一辈子都不会问的问题啊：在美国和世界上互联网存在的地方，没有不知道谷歌的。这家公司神秘高效的搜索产品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也改变了他们对于信息的认知。随着2004年的公开募股（IPO)，它俨然创立了一个财富巨人。作为创始人，他们也就这样成为了互联网时代未来商业极客工程师形象的样板教科书。
村民坦然，不，他从来没听过谷歌。”那是什么呢？“，他问。Vogenthaler试着用最简单的术语解释——谷歌是一家互联网公司。人们用它来搜索信息。你可以问它一个问题，然后它会迅速从万维网上它所积攒的巨大后台信息库里给出你答案来。
村民听得很耐心。但显然，比起搜索领域而言，他更喜欢和大米玩儿。
然后他拿起一部手机，“这就是你所指的那个吗？”他似乎这样问。
手机上的连接符显示有四格。在美国有些非常重要的地方很难接入信号——甚至一点也收不到信号。但是在印度这儿，信号很强。
像世人熟知的那样，谷歌倾巢数百万美元助力智能手机，使其成为附属于人类大脑的信息假肢，促进人类可以快速访问世界上广袤无垠的信息。这个村民可能现在还不知道谷歌，但是他们马上就要知道了。
因为谷歌就要来Ragihalli了。
我在2007年谷歌助理产品经理年终旅行时目睹了这次交流，这个团队是公司未来领袖的潜力团队。我们在旧金山开始了旅程，在日本、北京、班加罗尔降落，并在16天后返程前致电了特拉维夫。
我能参与进这个旅程，是和谷歌长期合作关系的结果。在1998年年底，我听见了一个更智能的搜索引擎的蜂鸣声，便试了试。谷歌能甩开我之前用的所有搜索引擎几条街。当我听说这个站点能够摘抄这样好结果的方法是基于一种Web的民主排序时，就更加好奇了。下面是我把它放在1999年二月发行的新闻周刊的内容：“谷歌，作为网络最热门的搜索引擎，基于Web的自身反馈呈递给用户更多的相关结果。”
那年晚些时候，我与谷歌新聘用的企业传播总监Cindy McCaffrey商洽拜访山景城总部。十月的一天，我开到2400海柏大路，谷歌刚刚从先前的帕洛阿尔托自行车店搬过去。我参观了许多初创公司，对这种和谐的混乱并不是很惊讶——一个诺大的房间，一个未填满的柜子和一个健身球堆。然而我未能想到的是，雇员们远非西装笔挺，而是风格迥异随性。天呐我简直来到了好莱坞！
“Steven，来见一下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Cindy说道，接着把我引荐给了两个在斯坦福读书期间就成立公司的年轻人。拉里的穿着仿似一个海盗，有着一个长毛皮草马甲和一个长长凸起的鹿角。谢尔盖穿着一套小牛服，在胸口上贴着看上去像肉赘的巨大奶嘴。他们对我笑脸相迎，接着我们退到了一间会议室，在那里海盗和奶牛为我解释谷歌排序算法技术的神奇力量。
那是我在谷歌进行的处子访谈。在接下来的几年间，这家公司成为了我在“新闻周刊”技术专栏的报道焦点。谷歌从一个小的初创公司成长为一个超过20，000雇员的大河马。每天，数以亿计的人使用它的搜索引擎，谷歌在毫秒内呈现海量信息的杰出能力改变了世界获取信息的方式。那些点击广告的人使得谷歌疯狂盈利，成就了创始人的亿万富翁梦——同时引发了传统广告行业的一片哗然。
谷歌同时也因其自身的迥异文化和数据驱动商业决策而闻名遐迩；管理专家揄扬其非常规的手段。随着岁月流逝，谷歌开始阐释其自身的使命——聚集和缔造这个世界可访问的有效信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这家公司创建了一系列的Web应用。它宣示了其扫尽世间浩瀚书海的野心。它开始涉及卫星云图、智能手机、能源发电、图像存储领域。显然，谷歌为计算机和高科技革命贡献史写下了最重要的一环，它是文明史上一大转折点。我确信我愿意为这个公司写本书，又不知从何下笔。
接着，在2007年7月早期，我受邀加入了助理产品经理一行。该公司通常避免雇员与外界记者接触，所以这次邀请弥足珍贵。据我所知，这个APM项目，是一个含金量极高的倡议。引用一句在近年和应届毕业生参与者之中中反响强烈的话：“在我们的APM项目中，给青年才俊的资源（和空间）比以往其他公司都要高。我们都向往这样一个人人敬畏的项目，因为谷歌的高管、硅谷最好的CEO们、世界非盈利组织最受人尊敬的领袖们，都通过谷歌APM项目在这里汇聚一堂。”谷歌CEO埃里克·施密特告诉我，“这些人中很可能会出现我们未来的领袖——只是暂时还不清楚是哪一个罢了。”
旅途一行十八位APMs遍及谷歌：“在搜索、广告、应用方向，甚至是在索引中囊括杂志信息版权这样的隐性项目。”梅耶尔的团队与产品经理助理团队一同设计了议程。每个活动都涉及了一些增加参与者对技术或商业问题理解的相关互动环节，或者使它们更（用公司的口吻说）“谷歌仔”。就像在日本，他们在秋叶原电子产业区举办全市寻宝活动。APM团队给予每人50美元购买最新奇的小玩意。他们一头扎到了后街的电子器件和设备中，那里就像一个聚宝盆：像一个足球头盔一样的USB充电烟灰缸；碟子大小的圆盘用来模拟月相；可以往车里灌的酒精；还有一个可以左右摇摆的木棒，在LED显示屏上拼出单词。在班加罗尔，是另一个不一样的购物竞赛——shopping中讨价还价最强的人胜出（这是批量购买电脑甚至并购初创企业一个不错的训练方法）。另一个东京热点是早五点到Tsukiji鱼市，吸引APM的不是新鲜的寿司，而是鱼市一片熙攘的讨价还价现象——这在某种程度上和谷歌运作关键字广告项目类似。
在中国，谷歌的首席执行官——李开复，谈及了平衡谷歌的开放自由与政府规则和审查制度之间关系的问题。但在与中国本土用户交流时，却对公司在华的知名度感到失望：“百度（谷歌的本地竞争对手）比谷歌（有关中国）知道更多。”一位年轻人对APM的一员这样描述。
在APM们拜访的每个办公室里，他们和当地的谷歌仔开会，首先了解进行中的项目，接着跟居民解释在山景城总部发生的事情。我渐渐接触到了谷歌产品进程内幕——以及那仿若圣战一般的用户至上原则。值得一提的是，在班加罗尔，当梅耶尔跟当地工程师展示完新产品概述时，有人这样问：“我们已经了解了产品路线图，那么盈利路线图呢？”梅耶尔差点把他的头咬了下来，“那不是我们思考的方式，”她说。“我们的注意力在用户身上。如果我们取悦了用户，我们自然会盈利。”
这次旅行最精彩的部分就是和年轻谷歌仔一起度过的时光。他们大多来自精英院校，统统怀揣着几乎满分的SAT成绩单。从上千人的死亡选拔赛中得以脱生，他们的个性与能力可以映射出谷歌自身的特质。在长城之行中，一位APM统计了家庭族谱，发现成员中几乎每人的父母都有专业背景，超过半数的双亲在大学教书——这样的背景使得他们得以在谷歌创始人的公司工作。他们都是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所以思考互联网机制就像思考万有引力定律一样自然。他们比上一代人更加抱负不凡、前途无量，得以在更优越的条件下成为颠覆性技术的弄潮儿。他们的思想仿佛音叉一般与公司的价值观产生共鸣——速度、灵活性以及对数据深深的敬畏之情。
然而，虽然沉浸在和这些年轻人热情洋溢的氛围中，我仍然感受得到谷歌从一个活跃的初创公司突然成长为一个超过20，000员工的市场巨头时的那种血统。APM们花一年的时间适应公司文化，即使（当初）是一个与公司格格不入的人——现在他们大多是高级雇员。更为目瞪口呆的是，在我的一位同事的调查中显示，谷歌没有工作年限在五年以内的员工。梅耶尔对这个消息感到很从容，她说这就是他们当初被聘用的原因。“这便是拉里和谢尔盖寻找的基因，”她这样告诉我。“即使他们离开了，对我们也有好处。他们会把谷歌的DNA一同带走。”
在近十年的报道生涯中，我以为自己已经相当了解（这家公司）。但从这两周的独特经历再次审视这家公司时，谷歌闪耀的却是不寻常的光辉。它仍旧怀揣着相当多神秘色彩。谷歌是建立在其创始人价值观之上的公司，承载的是建立起足以影响整个世界的强大帝国野心，与此同时排斥着巨型企业背后的官僚主义和义务。谷歌宣称的是道德上的纯净——正如其私下口号流传的那样，“别当恶魔”——但似乎在其自身的隐私保护和产权方面有着盲点。谷歌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服务用户——但其建立巨型人工智能学习机械的宗旨却会给我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不确定的导向。从最最当初起，创始人说要改变这个世界。但是他们是谁，在他们的设想中这个世界的运作秩序又该是什么？
这次旅行结束后，我意识到回答这个问题的最佳方式就是尽可能多的报道谷歌内幕。正如我有幸在2007年的夏天一窥谷歌的内部工作情景那样，我会试着让自己更多的沉浸于其工程项目、企业生命周期，以及它的文化中，来报道它是怎样运作的、怎样开发产品、怎样在保持公众曝光度有限的同时逐渐壮大。我将会是一个有着局内视角的局外人。
当然，做这些事少不了合作。幸运的是，基于我们的长期友好关系，谷歌创始人，包括『LSE』——拉里·佩奇、谢尔盖·布林和埃里克·施密特——准许我介入报道。在接下来的两年间，即在谷歌逐渐壮大、其光芒却日渐黯淡的关键时期，我采访了上百位谷歌现任雇员和前员工，并参与了公司大大小小的会议。包括产品发布会、“界面改进”、搜索启动器发布会、私密理事会会议、每周“感谢礼拜五”事务汇总，以及谷歌产品策略会议——探讨产品举措通过或否决（的会议）。我也数次在安达莱进餐，在谷歌43楼可以加卷饼！
我所见到的是一家为其天马行空的创意欢欣雀跃的公司，哪怕这些创造力不总像希望的那样具有实质意义。谷歌有大量的目标愿景，整个公司由创始人主导价值趋向。它的任务是收集和组织世界所有的信息——并且那仅仅是个开始。从最初起，其创始人的目标就是把谷歌驱动成一辆具有人性化思维的人工智能跑车，尽管这保守争议。为实现这一目标，佩奇和布林不得不成立一个巨大的公司。与此同时，他们尽可能保持初创企业的那种灵巧性、傲慢以及无可奉告的自由作风。在我成书的这两年间，这些偏执目标间的冲突达到了顶峰——就像圣经里的巨人大卫一样。
我的内部探秘也使自己了解更多有关谷歌两大“黑盒”的秘密——搜索引擎和广告模式——比以往揭露的要详细得多。谷歌搜索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它的广告系统是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商业产品。在此书中，读者们可以见到有关其发展、演进和内部运作的故事全貌。这些开创性产品有助于我们理解谷歌和它的雇员们，他们的行为体现着公司的价值观和技术哲学。更重要的是，理解这些有助于我们理解自己的世界——以及未来的世界。
科幻小说作家威廉姆斯·吉布森曾说，未来就在那里——只是不均等分配罢了。在谷歌，未来已然上演。理解这家先锋公司和它的员工有助于我们抓住自己的科技命运。接下来，便是谷歌：有关运作、思维与变化，怎样继续影响我们。以及，如何保有其自身的那颗灵魂。
CopyLeft LaughingJack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