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记事起，家里人就很多，阿娘（上海话祖母），爸爸，姆妈，妈咪（妈咪是我父亲前面一个太太），嬤嬤，大姐，小姐，我和弟弟。
我家由于父亲坐牢，全家陷入绝境。先是阿娘隔天跑当铺，把家里值钱的东西一样样地拿去当，每当当票到期时老人就急得直跺脚，愁容滿面。后来，东西也当完了，就开始卖家里的家俱。
母亲没办法，找不到工作，因为没有人敢用反革命家属。 无奈之下姆妈只有做起全上海最低贱的活——帮人家洗衣服，倒马桶。
那时的上海冬天极冷，碗口粗的下水管都冻结成了冰，我在楼梯口看见母亲在自来水笼头下洗衣服，还有我的大姐拿只小脚盆也在帮姆妈洗，冰冷的自来水冻得两人手发红。不时有人过来要用水，就对姆妈说，“美娜娘让一让”，母亲就停下手，站在边上，把手放嘴边哈着气。大姐这时也会学作母亲的样子，把自己两只刚成少女样子的手放在嘴边也哈口热气。
姆妈啊，大姐啊，我欠你们的一辈子都还不清，是你们用自己的血泪和尊严在养活我啊。
我的大姐当时才十四五岁，一直到陈根财回到黄河路重开起了厂，大姐到陈家作工，后来56年公私合营，大姐成了上海钟厂的职工，她的一生才安定下来。
那时为了生活，我家嬤嬤还在弄堂口路边卖过煮番薯（山芋），有时到晚上仍没卖完，那剩下的就是全家人的晚饭了，所以小时候有几顿吃伤了，从那时看见熟山芋就反胃口了。
嬤嬤是阿娘从温州乡下带到宁波，又从宁波带到上海的，本来是童养媳，比父亲大很多，长大后父亲不愿娶她，她从小在这家里长大，自然也不愿离开，阿娘就把她当女儿养，我们就叫她嬷嬤了。父亲的姐姐是叫嬤嬤的。
一九五六还是五五年时上海爆发大流感，我们石库门里许多人都感染了，我也感冒了，我家嬤嬤本身就有哮喘病，而且很严重，她也染上了。
一天午后，我睡在床上，忽听阿娘叫嚷起来，很快玻璃老太太家的小吊子叔叔跑进门把我从床上抱起，抱到他家床上睡下，这时我才醒来。有人告诉我，“你家嬤嬷死了。”嬷嬷是我家里第一个离世的亲人。
当时上海的社会还是讲点法律意识和人道主义的。那时阿娘因为已经六十多岁，所以每月还有三元多生活补助，我上幼儿园和小学的学费也是免的。尽管如此，家里还是一直窘迫。一直到大姐工作，妈咪到北京去当保姆，家里环境才有稍许改观。
当然再艰苦的情景之下还是有开心事的。母亲最开心的就是我大哥在礼拜六或礼拜天回来。每次他都带几个年纪相仿的年青人回来，来时还会带许多菜。母亲虽然忙，但脸上是洋溢着欢乐的。
他们都是二十来岁的年青人，血气方刚。他们吵着闹着，全家人也跟着欢快起来，而且又有好菜了。他们的到来似乎在帮姆妈向世人宣称，“我是有依靠的！我的儿子女儿都成人参加工作了！”所以母亲非常欢迎他们来，那几年每个礼拜天也成了母亲最开心的日子。
一九五七年母亲生日前后，我和母亲都生病了，母亲带我去看了中医，那是我第一次看中医。不知是谁的主意，整个石库门里的邻居都怂恿母亲做生日，母亲就想着借此冲冲喜好去除疾病。
那几日家里好热闹，大家都在准备母亲的生日。当天酒宴摆在玻璃老太太家里，当然我们孩子是不准上桌的。可是我在家吃饭时，我说我也要喝酒，母亲竟然破天荒地倒了点黄酒给我，我拿起喝了一口，差点没吐出来，真难喝啊！大人们为何要喝酒呢？
那几日家里也来往了许多亲戚，我的几个阿姨还有小娘舅都来了。也有许多邻里来给母亲祝寿的好不热闹。其实也是苦中作乐了。
还有弟弟，也给我们带来许多欢乐。父亲吃官司后，我们家三间房就只住了一间大点的房，房间里放了一张大床和两张小点的床。一张小床是阿娘和嬤嬤睡的，另一张小床是妈咪和一个姐姐睡的。大床上睡着母亲，弟弟、我还有个另一个姐姐。通常都是母亲带弟弟睡一头，我睡另一头，每晚睡了我都要钻进被子里去弄弟弟的小脚，却也因此常常讨骂。
弟弟小时候胖乎乎的，非常可爱好玩。那时妈咪有个姐妹，我们叫她惠玲阿姨的，非常喜欢他，每次来总是抱着弟弟，嘴里叫着弟弟的小名：“大头大头，跟阿姨好伐？”可我母亲怎能舍得呢？听大人说弟弟在医院刚一出生就潵了泡尿。以至于以后阿娘和姆妈也总拿他调侃，都是你的一泡尿把家冲脱了。
那年里有段时间，家里人把日用品和衣物都打包了，好象要搬家一样。一天放学母亲告诉我，我们要搬回宁波老家了，是政府动员自家同意的，而且宁波老家我们还有祖屋，租给姓戴的人住着。作为孩子，我们那时什么都不懂，反正心想只要跟着姆妈就好了，姆妈在哪里，哪里就是家。过了一晌，阿娘又把包打开，姆妈说不去宁波乡下了，具体什么原因，至今我也不知道，我们还是在梅福里过着艰苦的日子。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