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自鸣钟”到“钟桑”，为何“钟桑”是上海话顶级骂人话

大自鸣钟

“大自鸣钟”1958年已被拆除，现在的“大自鸣钟”是指东起陕西北路，西靠常德路，南近安远路，北达普陀路区域。它的名字的确和这座钟塔有关。1926年在公共租界老勃生路（今长寿路）、小沙渡路（今西康路）交叉口的道路中央，建起一座钟塔，人们称它为大自鸣钟，这就是上海滩远近闻名的“大自鸣钟”的由来。

其实它的本名叫“川村纪念碑”，又叫“川村纪念计时塔”，这是日本为纪念已故的川村利兵卫（就是枪杀纱厂工人顾正红的日本人），而建造的一座“功碑”。

川村利兵卫当时是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的总经理，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川村为日本立下了“大功”。

川村利兵卫也因此被老上海人称为“钟桑”，“钟桑”这个词表面上看不到任何的贬义，桑在日语中是先生的尊称，但是熟悉上海话的人知道，“钟桑”这是特指“禽兽不如的‘畜生’”，是上海话里的顶级骂人话了。之后随着淞沪抗战的爆发，“钟桑”成为日本鬼子的代名词。

随着淞沪抗战的爆发，“钟桑”成为日本鬼子的代名词

“大自鸣钟”当时在沪西地区属于第一高层，站在塔顶遥望苏州河，所有日本内外棉的纱厂一览无余，均在视野之内。

1898年日本内外棉（当时是棉花进出口公司）董事长中野太右卫门力邀川村利兵卫进入内外棉任董事。

川村任董事后于1902年再次来华考察，深入了解中国的风土民情，搜集我国棉花产销情报，为以后来华开办纺织企业积累了资料。

1908年，日本棉纺业国内竞争激烈，外销受阻，工厂发生危机。川村根据他对中国调查掌握的实际情况，凭藉中日马关条约获得不平等的最惠国待遇特权，认为在中国建厂，利用中国廉价原料、廉价劳动、优惠税率等条件，就地生产销售，是突破困境的良策。促使内外棉作出了对华资本输出的决定。

1910年在宜昌路廉价购地建造内外棉三厂，次年7月29日开工，以“水月”为商标，人称水月纱厂。时值辛亥革命，市场混乱，日纱乘虚而入，获巨利。又于1912、1913年分别三厂附近筹建第四、第五厂。

川村任总经理期间，内外棉在上海、青岛继续扩展。在区境内开办了第七、八、十二、十三厂，并廉价购买华商裕源纱厂改为第九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我国青岛圈购大片土地，筹建了第六、十、十一厂。由此，内外棉公司掠取了巨利。

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成为在华最大的纺织集团，在中国获得了巨额利润。据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五十年史》载：“内外棉在1887年开业时资金为50万日元，至1936年底资金达3300万日元，公积金1904万日元。”又据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对内外棉的清查报告中述及：“除各项固定资产外，跨行业的投资达1666万元，其他有价证券3880万元和惊人的业外放款，特别是直接为军国主义输血的战时国债竟高达1.04亿元”。

内外棉公司在川村病逝后，于劳勃生路小沙渡路口（今长寿路西康路口），建立川村纪念钟塔（俗称沪西大自鸣钟）。

钟塔高14米，平面成方形，顶层四面均嵌有钟面的大时钟，每隔一刻钟，即“叮咚”报时。以前，中国的工人当中，几乎没有工人家中有财力会拥有钟，更不可能拥有表，这只“大自鸣钟”就时刻提醒工人上班时间。久而久之，大自鸣钟也就成了这一带的地名。

大自鸣钟

解放后内外棉按原序号改名为“国营上海纺织×厂”，如原“内外棉第一厂”就是“国棉一厂”。

1958年这座纪念日本经济侵略的“功碑”被拆除，但“大自鸣钟”名称仍被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