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咸水妹的香港渊源
从《申报》第一次关于咸水妹的报道即转载自香港《华字日报》，以及上海租界工部局援引香港成例要求咸水妹进行定期身体检查，可知上海的咸水妹之称，渊源自于香港；前引陈天赐的《咸水妹考》说得也实在很靠谱。之所以未被广为采信，或许因为都是第二手材料——未曾亲见亲历之故。上海人的香港观察也与此合。如王韬在光绪丁亥（1887年）写就的《漫游随录》中记他1867至1869年应邀赴欧西考察途中，在香港期间的见闻，即提到咸水妹：
上环高处为太平山，两旁屋宇参差如雁翅，碧窗红槛，画栋珠帘，皆妓女之所居也。粉白黛绿充公牣其中，惜皆六寸肤圆，雪光致致；至于弓弯纤小，百中仅一二。容色亦妍媸参半。其有所谓“咸水妹”者，多在中环，类皆西人之外妻，或拥厚资列屋而居，佳者圆姿替月，媚眼流波，亦觉别饶风韵。或有乞余作香港竹枝词者，余口占答之云：“绝岛风光水面开，四重金碧焕楼台。海天花月殊中土，谁唱新词入拍来。”
不过，这里的“咸水妹”，大抵同于今日的二奶，而与上海作为妓女的接待水手洋商的“咸水妹”，是有明显区别的；在上海，咸水妹仅指招接洋人的妓女，如光绪二年初刊的葛元煦《沪游杂记》说：“粤妓寄居沪地者，招接洋人，为咸水妹；应酬华人，为老举，簪珥衣饰皆有分别。”（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2页）“类皆西人之外妻”者，称为“广东婆”：
日前因广东韦王氏及优人杨月楼一案，闻上海绅董有禀请禁止妇女看戏之举，因未能防范于前，尚欲求补苴于后，可谓因时救弊，煞费苦心，亦善举也。然余不能无议焉。夫洋场之所称为妇女者，良家尚不及半，其实则广东之咸水妹、洋人所包之广东婆，与夫本地之长三、么二、说书先生、花鼓戏私窝子、花烟间女堂倌、拚头妇搭脚娘姨居多，有如许光怪陆离之妇女，而欲其咸遵约束，不犯律法，岂不难哉。（《禁止妇女看戏论》，《申报》1874年1月6日第2版）
而在《申报》上关于杨月楼案的笔战中，代表“广东四直州二直厅七州七十七县同人”诿粤人之过于香山之一邑，也作如此区分：“盖粤人所称为糠摆渡（俗名买办）、细崽、广东婆、咸水妹者，均系香山一县男女也，生无耻之乡，习不堪之业，在粤人己不齿之于人类，而香山男女方以此为生财之路，致富之端，扬扬得意，以为光荣实甚。”其实，王韬所谓的“粤俗呼之为咸水妹”，或只限于香港一隅，不可推之全粤；粤地几无此叫法，后叙。
明确把上海的咸水妹与香港的咸水妹等量齐观的，是1903年广东佛山人吴沃尧（1866-1910，笔名我佛山人）开始在《新小说》杂志连载的后来被誉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廿年目睹之怪现状》；作者幼随父祖生于北京，两岁即返乡居，二十岁左右抵沪谋生（当时上海和海外是广东人外出谋生两大去处）。因着这个身份和经历，他谈起咸水妹当然要靠谱些，当然也不脱“上海印迹”；小说第三十三回《假风雅当筵呈丑态 真义侠拯人出火坑 》第一次写到咸水妹时，地点就在上海粤人聚居区的一家妓院：
在虹口一带，地方不远就到了，打开门进去，只见那咸水妹蓬着头，象才起来的样子。我就问：“景翼有来没有？”咸水妹道：“有个把月没有来了，他近来发了财，还到我们这里来么，要到四马路嫖长三去了。”
然而，这个期间的咸水妹，已经非复从前的“交接洋人”，曾经引得沪上名妓都折腰的咸水妹，而是地位远次于上等妓女长三，而且早已“出口转内销”，服务粤人等的中下等妓女了。而其正式对“咸水妹”作出解说，则要到第五十七回《充苦力乡人得奇遇 发狂怒老父责顽儿》：
看官先要明白了咸水妹这句名词，是指的甚么人。香港初开埠的时候，外国人渐渐来的多了，要寻个妓女也没有，为甚么呢？因为他们生的相貌和我们两样，那时大家都未曾看惯，看见他那种生得金黄头发蓝眼睛珠子，没有一个不害怕的，那些妇女谁敢近他？只有香港海面那些摇舢舨的女子，他们渡外国人上下轮船，先看惯了言语，也慢慢的通了外国人，和他们兜搭起来，他们自后就以此为业了。香港是一个海岛，海水是咸的，他们都在海面做生意，所以叫他做咸水妹。以后便成了接洋人的妓女之通称。这个妹字，是广东俗话，女子未曾出嫁之称，又可作婢女解。现在有许多人，凡是广东妓女，都叫他做咸水妹，那就差得远了。
此说既出，便相沿成习。民国名记郁慕侠的《上海鳞爪》即是一例：“因为香港初开埠时候，外国人渐渐来的多了，要寻妓女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相貌和吾们两样，那时大家都未曾看惯，看见他那种异相，没有一个不害怕的。那些妓女，谁敢近它？只有香港海面上那些摇舢板的女子，她们渡外国人上下轮船，先看惯了，言语也慢慢地通了，外国人和她们调笑起来，她们自后就以此为业。香港是一个海岛，海水是咸的，她们都在海面做生意，所以叫她做咸水妹，以后便成了接洋人的妓女之通称。这个妹字，是广东俗语女子未曾出嫁之意。”等于抄录。
香港的咸水妹之说，延续甚久。戴望舒的《蛋家鸡》也录有此说：“有人说‘咸水妹’就是蛋家中之藉父母遗体营生者……也不免冤枉了蛋家。其实，‘咸水妹’是专做外国水兵生意的；做皮肉生意的蛋家妹叫‘水鸡’，以其交易在船中进行也。（可是其中未必尽是蛋家，非蛋家之下水当鸡者亦不在少数），他们大都会唱几句‘海里珍珠容易搵’等的‘咸水歌’，又有一身结实的皮肉和腥气咸鱼味。战前筲箕湾和香港仔多得很，听说只消几毫子就可以真个销魂。”（卢玮銮等主编《沦陷时期香港文学作品选：叶灵凤、戴望舒合集》，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13年版，第365页）
到了大陆咸水妹早已绝迹的1960年代，白先勇先生的小说中还有咸水妹的描述：
夜来香二楼舞厅的人影子在暗红的玻璃上，幢幢晃动，广东舞曲睡眠不足似的，有气没力的拖拉着。骑楼上一个穿黄色紧身旗袍的女人正在和个葡萄牙水兵拉扯着，“夜来香”三个霓虹灯的大字，照得她生满了鱼鳞似的缎子旗袍闪闪发光。她半身探出骑楼外，浪声笑着，水兵揽住她的腰肢，往房中拖去，黄衫女人两手扒住骑楼栏杆，一头长发跌到胸前，她的笑声尖锐而凄厉，淹没在四面涌来的麻雀牌声中。她生过麻疯，他们说，她已经梅毒攻心了，他们说。她是中、西，葡、英的混杂种，她是湾仔五块钱一夜的咸水妹。坐在“夜来香”的门槛上，捞起她的黄旗袍，擦拭给她梅毒蛀掉了睫毛的眼睛，她擤着鼻涕，揉着她粉红色的烂眼角。合家铲！她咬着发乌的嘴唇哼道，哄死人啦！讲好五块钱，那个死鬼提起裤带飞溜。我要吃饭啊！我赶着他叫道，只要五块钱，五块钱哪！合家铲！合家铲！香港女人都差不到哪里去了，他半眯着眼睛，漫不经意的说道，香港女人，香港女人！有一天，香港女人都快变成卖淫妇了。两百块的，廿块的，五块钱一夜的。大使旅馆的应召女郎，六国酒店的婊子，湾仔码头边的咸水妹。揩着梅毒蛀烂了的眼圈，大声喊着：五块钱一夜！（小姐，报纸说用水时缩成一个礼拜四小时哪。）嗯，香港快被晒干了。香港在深蓝色的海水中，被太阳晒得一寸一寸的萎缩下去。（白先勇《香港——一九六O》，台北《现代文学》1964年第21期）
省港一家，为什么独独强调香港渊源呢？这点外人殊为难解。因为从前广州虽然一口通商，但对洋人还是防范甚严，不仅禁止洋商携带女眷居住广州，连日常活动都严格约束，“惟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三日，准其前赴海幢寺、花地闲游散解”。（梁廷枏《粤海关志》（校注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14页）外出饮酒嫖娼，更是不容：“如有不肖男息为外人仆役，引外人擅离夷馆饮酒、狎妓，或趁夜携妓回夷馆者，巡逻、更夫及捕快均可逮捕之。”（刘诗平《洋行之王：怡和与它的商业帝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83页）而且广东人一种独特的保守性，也不容洋人染指华妓。如1836年，几名外国水手把船驶近一艘提供性交易的花船，其中有个人趁着酒劲跳上去，很快就被8到10个广州男人的攻击，在朋友的帮助下才被救出。（Charles Toogood
Downing，The Fan-Qui in China, vol.1, London: Henry
Colburn, 1838, pp.243-244.）
当然，洋商特别是外夷商船水手既有性的强烈需求，利之所趋，作奸犯科之人之事必有，有一种区别于传统花船的“河旁小艇”，主要活动在外国水手聚集区黄埔等广州周边水域，被外国水手戏称为“爱之船”，正是这些“爱之船”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们的性需求。（Paul. A. Van Dyke （范岱克）， “Floating Brothels
and the Canton Flower Boats 1750-1930”， Review of Culture,
International Edition No.37, 2011, p.129, pp.142,）这种非法状态，也容易引发恶性案件。如1781年11月11日下午，英国商船水手埃文斯·沙泽·梅特和见习少尉巴顿乘坐小船前往广州城，途中接引两名妓女登船，逗留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离开，之后他们发现不见了三块银元，导致一场斗殴的发生，埃文斯永远失踪。中国的涉案人员则被广州地方当局逮捕，审讯后承认了犯罪行为并被惩处。（英国印度事务部档案 IOR/G/12/73, 14 November, 1781, pp.12-13.上引的海外文献资料，转引自冷东、沈晓鸣《黄亚胜案件辨析》，《学术研究》2014 年第12期)
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外国人士在广州的活动是不可能出现咸水妹的，至少不至于公开出现，当然就不会有所谓的咸水妹之名称。称妓女为咸水妹在广东之不兴，还可以大华烈士为证。大华烈士乃广东新会籍著名历史学家简又文（1896～1978，著有《太平天国全史》等）的笔名，其《西北东南风》中有“咸水妹”条云：“闻马寅初博士云，上海之‘咸水妹’，初不知其命名之意义。后闻熟悉上海掌故之某外国人云：当外人初至上海时，目睹此辈妓女，誉之曰hand some，积久，遂译音为咸水妹云。”
作为中国民俗学奠基性刊物的中山大学《民俗》杂志，当年也是将广东的蛋家与香港的咸水妹区别对待的，也指向了咸水妹的香港渊源：
蛋民的名目：
……
D.蛋家妹，蛋家仔，蛋家波，蛋家佬：蛋民之中，又因年龄性别的不同，而有其各别的名目。“在岸上，少女名之曰蛋家妹，少妇名之曰蛋家仔，妇人名之曰蛋家婆，男人名之曰蛋家佬。这至今还是一个普遍的名词。”
E.咸水妹，水鸡：“蛋家妹是在香港澳门间，或咸水的海岸飘泊者，又叫咸水妹，（或减飞水妹）当然做妓女的也有。……前清季世到近年，上海也有咸水妹了……”又中华全国风俗志广东之蛋妇条云：“粤有所谓水鸡者，即所谓蛋妇也。……此等水鸡则注意于夜市。（《蛋家》，《民俗》1929年第76期，第22页）
外江人士抵粤近观细察，也可以明白及此：
船户多蛋民，不准考试，隶南番河泊所大使管辖。此等人多搭寮而居，陆居者少，俗呼蛋家。蛋妇俗名水鸡，顺德陈村呼为泥蟹，香港呼为咸水妹。冶容论淫，不顾廉耻。东船西舫，斗艳争妍。乐此者呼为打水鸡。（且寄庐主人《两粤见闻录》（续），上海时报馆《滑稽时报》1915年第3期，第9页）
四、咸水妹与水鸡和伪咸水妹
在前面三节中，我们发现，咸水妹与蛋家、粤妓均有交织，但未曾厘清。因此，无论在风俗学还是民俗说上，都是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所谓“水鸡”，是旧时广州娼妓陋俗的一个重要特色。1923年，胡朴安主编的《中华全国风俗志》出版，由于其开创性，于右任、黎元洪、汪精卫等欣然题词，许世英、叶楚沧等受命作序。是书第一次开始比较清晰地分辨记载：
粤有所谓水鸡者，即所谓蛋妇也，以其居水滨，故名。浮家泛宅，一叶扁舟，日以渡人为业，生涯亦颇盛。顾此等水鸡，则注意于夜市，所撑之艇曰沙艇，装璜美丽，洁净非常。每当夕阳西下，则灯火齐明，沿河一带，如西濠口、长堤、沙基等处，济济溶溶，触目皆是。一般青年蛋妇，盛服艳装，坐以待客，或高唱其咸水之歌，或娇呼其唤渡之声，于是叫艇呀，游河呀，乘凉呀，过夜呀，一片柔脆声浪，乍聆之如春莺出谷，殊令人解颐。遇炎夏时尤多。第见其衣黑绸之衣，长者及膝，着黑绸之裤，短及于胫，赤足盘坐，而露其雪白娇嫩之肤焉。夜度之资甚廉，然多麻疯之症，偶一不慎，则祸立随之矣。（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下编第376页）
从中我们也可看到，在广东，特别是广州，从事性服务的蛋家妹，即使她们也唱咸水歌，却不称为咸水妹，而俗称为水鸡。当然，水鸡之称，早已有之。陈坤（1821年生）《岭南杂事诗钞》“水鸡”条：“浪暖珠江泛水鸡，随潮上下爱双栖。鸳鸯解事还相笑，情未深时迹已睽。”自注说：“撑小艇蛋家妇女，谓之‘水鸡’”。吴永章笺引梁松年(1791-1865)《梦轩笔谈》“水鸡条”曰：“蛋女年少私为娼者，曰水鸡，以其与所私常在芦蓢（一种称为水鸡的水鸟的活动地）也。”至于当面，则更是雅称“阿姑”。如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五十七回，写恽来偷了咸水妹五百美金，被老爹押回香港谢罪，见了咸水妹说：“这个人从此不是我的儿子了，听凭阿姑（粵人面称妓者为阿姑）怎样发落，打死他淹死他杀他剐他我都不管了！”面称的，是“阿姑”。（花城出版社1988年版，第513页）
回过头来，我们有必要简单回溯考察一下蛋民与风月的渊源。蛋家原系生活在珠江流域及附近海面的水上民系，其最初来源众说纷纭，有说来源于早期南方土著，史籍首见于《隋书·南蛮传》：“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蛋、曰獽、曰俚、曰獠、拖（去“扌”），具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蛋蛮”条则有了更清晰的描述：“以舟为室，视水为陆，浮生江海者，蜑也。”岭南“蛋户”与山陕的“乐户”、河南的“丐户”、浙江“惰户”并属贱籍。清朝雍正年间虽“豁除贱籍，除贱为良，一同编列甲户，不得借端欺凌。并于报官改业后四年，亲友无习贱者，准应考出仕”，但现实生活中并无多大改观，生计维艰，遂有“媸者捕鱼为生，妍者流而为妓”。（乾隆《潮州府志·风俗》）
近人尤其是粤籍学术大家如罗香林、陈序经、伍锐麟等，对蛋家均有深入研究，十分有助于弄清咸水妹的源流。罗香林教授认为蛋民出于古越族，在论及“蛋民之特性及其现况”即有涉风月。如说蛋家血统之不纯，“盖以其有若干妇女以接客伴宿为业，所生子女，不能无混血作用，而其社会垒需要女子操作，每重女轻男，苟不生女，辄向陆地育婴堂领取女婴，畜为己女”。又说“蛋民鲜贞操观念”，“蛋民之竞操妓业，其殆始于朱明之初。”(《百越源流与文化·蛋民源流考》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8年增补印行，第223-251页）
罗香林教授颇有引用伍锐鳞教授的资料与观点；伍教授在岭南大学以作实证调查著。但伍教授在其著名的《沙南蛋民调查》中说：“有些人以为蛋民的嫂嫂大都是卖淫为生，因此他们遂被视为最不讲究首先的民众。就我们观察，这种见解也有不少的错误。原来蛋民因为生活比较困难，不但是男的，就是女的，也要勤于工作。男人因为到外边寻找工作，摇艇多为女人。为着招徕生意，他们免不得要笑容甘口，于是脑筋单简的人们遂把她们来做淫妇看待。我们承认蛋妇之有公娼私娼者很不少，然无论哪个城市里，陆上居民之当公娼私娼，也不算少。”（《伍锐鳞社会学调查报告集：民国广州的蛋民、人力车夫和村落》，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7页）然而，作者在《三水河口蛋民调查报告》中又说：“河口蛋民本来没有娼妓（明娼），但是做暗娼的却不少，大概稍有姿色的妇女，往往兼营皮肉生涯，她们都不敢明目张胆地领牌，大都以招住客过夜为名的，这些暗娼大都做熟客的生意。”（《伍锐鳞社会学调查报告集：民国广州的蛋民、人力车夫和村落》，第501页）
所以，文献和传统中的蛋妇人尽可夫的说法，实在是过甚其辞。如赵翼《檐曝杂记》说：“广州珠江蛋船不下七八千，皆以脂粉为生计，猝难禁也。”（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2页）按：据伍锐鳞教授的调查，1931年广州蛋民数量约在10至15万之间，而官方统计的总人口是104万，占比达到1/10强。（前引书第19页）赵氏乾隆三十五年（1770）任广州知府。韩崶的《哀沙面》诗更说:“鱼姊蚬妹十五六，倚门一笑人尽夫。”韩崶，江苏人，嘉庆十三年（1808）至十八年间曾任广东按察使、广东巡抚兼署两广总督。鱼姊蚬妹乃蛋家女之称谓，据屈大均 《广东新语·舟语·蛋家艇》说:“其女大者曰鱼姊，小曰蚬妹。”但是，“故冒其名，非真蛋户”的也不少。至于潮嘉一带，生计维艰，脂粉为生者，亦复不少，如俞蛟《潮嘉风月记》所说：“潮嘉曲部中半皆蛋户女郎。”对于赵氏与俞氏之说，罗香林教授均有批评。认为自雍正以来，内河蛋民强半陆居，乾嘉以后沿海都市蛋户也“多为陆居民人操为陆居民人操妓业者所搀杂，孰为传统之蛋民，且亦不易识矣”，而所谓“脂粉为生者……故冒其名，实非真蛋”。（《百越源流与文化·蛋民源流考》，第242页）其实他们各自也都有自省自识。如赵翼说：“蛋户本海边捕鱼为业，能入海挺枪杀巨鱼，其人例不陆处。脂粉为生者，亦以船为家，故冒其名，实非真蛋也。”又说：“蛋女率老妓买为己女，年十三、四即令侍客，实罕有佳者。”俞氏也说，潮嘉蛋户“舟中妓女亲生者少，皆买自贫家”，则当“不限于蛋家血统”了。
再从上面所征引的材料中，我们已可看到，咸水妹未必是蛋家女，也未必是广东人。一方面至后来凡交接洋人之妓均被称为咸水妹，这中间显有他方之人掺入，另一方面，中国妓女的一个传统来源是鸨母从鬻女之家买来幼女，抚养长大，养女而承母业，咸水妹也不例外。前面的事例中已有多涉及，专门的报道也所在多是：
租界之中，良莠不齐。诱卖妇女，拐贩小孩，几于数见不鲜。昨闻八仙桥有江北人某甲，推车餬口，有子仅五龄，被人拐去。访系同乡人某乙所拐，遂报捕房。包探陈阿九将其拘获，再四诘吐其实。然甲子已被卖与虹口咸水妹家，计价洋二十余元。该包探即押同某乙根获经卖之一起人，及至咸水妹家，则甲子固然在焉。乃令买检出卖契，捕头饬将拐犯等解案候讯矣。（《拐孩破案》，《申报》1883年9月19日第3版）
甚而至于有买成年女子为娼者：
天津连年饥荒，卖儿鬻女者不计其数。节经列报，旧岁亦复如是。就紫竹林而论，实难屈指。然土人以粮米高贵，自顾不暇，何能谋人？所多多益善者，粤之老妓耳。去春有咸水妹阿有者，特驾船载买十数口而去。嗣有同类者，暗中转运，计买去者不止百十人，其余尚有住户或以牟利，或以居奇，每家买至七八口十数口不等。统计去年由津买去女孩总在五百口以上，而买者固系粤妓，卖者亦系拐来所得，身价仅饱拐匪囊槖耳。（《鬻女惨闻》，《申报》1878年2月9日第3版）
也有成年他省女子被卖作咸水妹的：
江北女子季小三子，现年二十一岁，于民国十九年六月间，凭媒嫁与同乡人祁斗元为妻。同居年余，祁因迫于经济，乃串通其表弟，于民国二十年十月间，设计将季女诱出，伪称观剧，领至虹口西安路同生里二十二号门牌妇人钟福宝所开之妓院（俗名咸水妹）内，迫令为娼。（《祁斗元卖妻为娼》，《申报》1936年3月22日第12版）
进而连经营咸水妹营生的老板都可以非粤人，那咸水妹的成分更大可怀疑了：
嘉兴路青云里五百八十八号江北人沈步周，年三十，拖车为业。昨晨，至密勒路武昌路口隆兴茶馆吃茶，有友朱阿二，亦江北人，开咸水妹妓寮，亦同桌吃荼。沈将茶壶拿错，互起争执。朱走开后，随即带来尺长铁棍，将沈胸部腰部连击三棍。沈晕倒在地，二零四二号巡捕将沈送医院救治，验得沈受内伤甚重，腹内流血，恐有生命之忧。沈现已神智不淸，或须开刀医治。（《拿错茶壶连击三棍 沈步周受内伤甚重》，《申报》1928年10月13日第16版）
所以，稍后即有非粤籍咸水妹的公开报道：
住法租界环龙路一零七号、业西崽之镇江人汤启荣，年二十四岁，素性无赖，于本月十一日夜间十一时，在霞飞路遇见现住麦赛而蒂罗路十七号，曾为咸水妹妓女现已从良之扬州女子黄玉美（今年二十岁），汤即冒充捕房探员名义，将黄女拦住，向之索阅妓女花捐执照。黄女答以现在巳经停止淫业，不为娼妓。（《西崽行为无赖》，《申报》1934年10月21日第9版）
再如，烟台口岸出现的咸水妹，则完全与广东无关了：
山东登州人邹元和与妻邹徐氏及苏州妇人王朱氏，在烟台开设暑期妓院，专接外国水手，即上海之咸水妹，因携带女子潘彩英、王大媛搭乘太古轮船出口，被救济会调查员陈少廷等破获，移解地方法院，检察官将被告以略诱罪起诉，其被害人则发交救。（《贩良为娼案审讯记》，《申报》1937年4月13日第12版）
风水轮流转，当再转回广东时，珠江上的水鸡或曰咸水妹，是风流还看外江妹了：
这是湖北人姊妹两个，却都讲得好广东话，听说从前在上海做咸水妹的，去年才到广东，年纪是不小了，风头还过得去，生意也还不错，我们这位徐大咨议竟给他迷住了，一天到晚尽记得月娥两个字儿。（东越许廑父《珠江风月传》（续）第六回《能谄能骄人情势利，忽啼忽笑痴意缠绵》，《小说新报》第7年（1922）第3期，第13页）
五、别有风情咸水妹
蛋家既为贱民，被“泼赃水”也是情理之中。不过广东确实存在过“咸水妹”，虽然此咸水妹不同于彼咸水妹；广东的咸水妹，乃唱咸水歌的咸水妹。大概这也是作为妓女的咸女妹，广东本地人不明所以的缘故。广东咸水歌又名“姑妹歌”，东莞、广州等地则称为木鱼歌，乃是一种渔歌，内容丰富多彩，广泛传唱于沿海地区，尤以珠三角近澳门的中山坦洲、东莞沙田为盛；以坦洲为代表的中山咸水歌，于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咸水歌风之盛，在明清以迄民国的竹枝词中多有反映，如清初大诗人王士祯旅粤所作《广州竹枝词》说：“潮来濠畔接江波，鱼绮门边净绮罗。两岸画栏红照水，蛋船争唱木鱼歌。”（雷梦水等《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738页）这木鱼歌，其实就是咸水歌。
其实咸水歌也并不是蛋家的标配，如张半草的《羊城竹枝词》说：“渔家灯上唱渔歌，一带沙矶绕内河。阿妹近兴咸水调，声声押尾有兄哥。”（雷梦水等《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656页）很显然，是由咸淡水之交的沿海一带内传到省城的。而且，遍查广州地区的竹枝词，也极少咏及咸水歌咸水妹，也是明证。咸水歌内传到上海，引人侧目的，也正是其风情。如佚名的《续刊上海竹枝词·沪北杂景》说：“妹名咸水抑何奇，粤语居然唱竹枝。常赤足来门外立，倩人马路买胭脂。”袁翔甫《再续沪上竹枝词》也说：“广婆都住老旗昌，急管繁弦韵梁。大宴开厅消夜便，外江客到费商量。“（分见雷梦水等《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1、25页）
但是，“声声押尾有兄哥”的咸水调，却与香港咸水妹的洋调大有区别：“香港接近五羊城，洋派由来说大英。蛋妇咕哩亦洋话，此间风气令人惊。”（胡子晋《广州竹枝词》，雷梦水等《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897页）大华烈士简又文说：“粤之‘咸水话’盖即上海之洋泾浜英语也。‘咸水妹’者，专以外国水兵为对手之娼妓也。一次，一个咸水妹骂一个外国水兵曰：Die boy! Die boy! You go die,too much man die, no see you go die !盖直译粤语云：‘死仔，死仔，你去死，咁恁）多人死，唔（不）见你去死，！’也。”当主要指顾香港的咸水妹而言。（简又文《东南风五集》，《逸经》1937年第21期第89页）
很显然，广州唱咸水歌咸水调的只是普通的蛋家妹，虽有涉于感情，实不接于风月；上海人似乎将咸水歌与蛋妹以操皮肉生涯的上海咸水妹等同起来了。这种混同，诱因之一，或许正在歌调——王韬《瀛濡杂志》说，上海的咸水妹“多能讴急琯繁弦，声多噍杀，或调其靡靡之音，足以动心荡魄者，则别一调耳”。（王韬《瀛濡杂志》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
蛋家属贱民，久被泼赃水，因而在他们的咸水歌中，也有强烈激的一面，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冼星海母亲曾经教给他的那首《顶硬上》；其实这也可视为蛋家的族群之歌，代代传诵：
顶硬上，顶硬上，鬼叫你穷
哎呵哟呵，哎呵哟呵
铁打心肝铜打肺
立实心肠去捱世
捱得好，发达早
老来叹番好
血呵汗呵，穷呵饿呵
哎呵哟呵，穷呵饿呵
哎呵哟呵，哎呵哟呵
顶硬上，鬼叫你穷
转弯抹角
哎呵哟呵，哎呵哟呵
顶硬上，鬼叫你穷
哎呵哟呵，哎呵哟呵
冼星海幼年在澳门生长，母亲黄苏英即出身蛋家。据耶鲁大学萧凤霞教授推测，明末的民族英雄袁崇焕也出身东莞蛋家，为应试才占籍广西滕县。(萧凤霞、刘志伟《宗族、市场、盗寇与蛋民——明以后珠江三角洲的族群与社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他带领的东莞子弟兵就多蛋民，在抗击后金中的口头禅和进攻令就是：“屌哪妈，顶硬上！”改革开放时，广东人敢为人先，常常就凭着这句“屌哪妈，顶硬上”！
当然，咸水歌与其他所有民间歌曲一样，大抵以情歌为主。其中因为朝廷政策的原因，这情况便不可避免地沾上了洋气。明代海禁甚严，广州一直保持开放，好几度还处于一口通商地位，清代更是长期保持一口通商。广州虽然一直开放通商，但却长期以澳门为外港，洋夷商人不得直抵广州。在取得许可后，在“引水船”引导下，方可前往；对中国官方来说.也可通过引水人对对外商进行监控.客观上，珠三角河道与大海相连，网道复杂，沿途有暗礁等，航行不易，也必须熟悉水路的船只引导。承担这一任务的，基本上是蛋家的船。临近广州黄埔时，还须通过引水人雇佣30-50只（1760年代）甚至70-80只（1860年代）在夜间挂满灯笼的本地称为“笃水船”的舢板，起拖行和浮标作用，进一步领航；这些舢板，每程收费一块西班牙银元。这是蛋家与洋人接触的一个重要方式。另一个重要接触方式，就是洋夷商船一路上包括在广州停泊期间，由于除了交易之时，基本不能上岸居停，所以需要船民当然主要是蛋民提供相应服务，比如洗衣及捎卖一些物品。这也成为蛋民尤其是蛋家妹的重要收入来源。我们中山大学历史系的程美宝教授，从外文资料中发现了不少第一手材料。如有一个叫William Hickey的人回忆，在虎门附近的小船上，有不少姿色不俗的女孩，一见到他们， 就会用“广州英语”对船上大喊：“Hy yaw Massa, you come again. I washy washyfor you last voyage;washy washy three piece, one man one catty; I washy washyyou three piece.”以求获得洗衣服务。特别是在外夷商船集中停泊的黄埔岛，更是有无数蛋妹操持着舢板团团围着洋夷船只叫嚷着要给他们提供洗衣服务。程美宝教授考证说，1789 年时这种洗衣服务大概是每人1块银元。开始的时候，对这种服务，官方约束很严，只有真正的洗衣妇才容许上外国船只，后来管理渐渐松弛，不仅黄埔岛便多少变成了烟花之地，从澳门到广州沿线也都可能出现蛋妹与洋人的性交易行为。（分见程美宝《水上人引水——16-19世纪澳门船民的海洋世界》，《学术研究》2010年第4期）
咸水歌是别一调，咸水妹自然也是别一风味——“别有姻缘咸水妹”！咸水妹的确是别有风情，谓之“咸酸梅”未为不可。在晚清缠足年代，其最别致的风情就是其一双“美丽的大足”了。早期咸水妹出身蛋家妹，蛋家妹因为长年生活在水上，容不得繁复衣饰，更容不得裹脚缠足；而其江水洗濯的“六寸肤圆”，往往最为乐此者所称道。如袁祖志《沪北竹枝词》云：“轻绡帕首玉生香，共识侬家是五羊。联袂拖鞋何处去，肤圆两足白于霜。”（袁祖志《瀛海采问纪实》，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154页）葛元煦《申江杂咏》也说：“不系罗裙不贴钿，花巾帕首亦翩翩。寻常懒著鸦头袜，六寸肤圆比玉妍。”（葛元煦《沪游杂记》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0页）。此二诗足为粤妓生色。
咸水妹的美丽大足，在晚清花界，深入人心，远在北京做官的陈恒庆(1844—1920)，也藉以大为谈资。他在《谏书稀庵笔记·莲香》记录了一个很搞笑的故事：
工部旗员问予曰：“君汉人也，闻汉妇女之美者，其足皆有莲花香气。然否？”予曰：“《聊斋》有词云：但愿化为蝴蝶，去裙边一嗅余香，死亦甜。自昔已然，诸君何所见之不广。”旗员深信不疑。一日同赴曲院听荡韵，有二妓，一曰翠菱，一曰红玉，姿容皆美，莲足纤纤，宛转氍毹，既歌且舞。旗员皆手秉一烛，蹲地观其足，冀闻其香泽。予则远立而观，不敢逼近。少顷，旗员哄然起曰：“臭不可近。”群诘予曰：“君言误矣！何足之臭也。”予曰：“诸君初观色界耳。《家语》云：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与之俱化矣。”相与大笑。已而开筵团坐，予论之曰：“汉女缠足之布十数层，密不透风，彼妓女奔波不得休，故臭更甚。不若旗女，只著一袜一履。然旗女尚不如广东咸水妹；咸水妹者，蛋户女也，著青衣，不施脂粉，自春徂秋，皆赤其足，以足光白而滑为美。予尝有句云：弱小青衣未画眉，脚儿光白滑如脂。迎人犹作蛮蛮语，是否多情我不知。予前所云，愿诸君今日饱尝臭味耳。（张籍诗：独上西楼尽日闲，林烟演漾鸟蛮蛮）”（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49页）
美丽的大足而外，服饰也别具一格，更曾引领时尚。前述毛祥麟的《墨余录·风月谈资》（同治九年刻本）云：“更有广东流娼，与之杂处，装饰异土著，不梳高髻，不第裙，不裹足，饰无珠玉，……人呼为盐酸梅，盖言品味虽未佳，而亦可以解渴除烦，一若津津乎有余味也。”传统“不第裙”而只穿裤，在传统上，是露亵的不雅之举，在后来却引领时尚成了妓女的标配，而且因其行动方便，引得女学生企望仿效；曾国藩的孙女曾宝荪说，当年（1904）她们因为习练瑞典操而穿上了裤子，高兴得不得了。不久，这种露肌之裤传到校外，公然穿着，到了辛亥革命以后，还让人不待见。《红杂志》1922年第13期的一篇文章《妓女的衣着》还数落说：“不领之衣，露肌之裤，只要妓院中发明出来，一般姑娘小姐，立刻就染着传染病，比什么还快。”1927年的《北洋画报》第117期王小隐《关于装饰》，则举了一个由咸水妹到名妓到闺阁的经典的时尚传递案例：“即以‘刘海发’一节而论，既出于沪妓胡氏，而胡则学诸‘咸水妹’者也，闺阁反纷纷效法之矣，‘贫效富，富效娼’，遂为一时之口号，岂不哀哉！”
这胡妓即晚清名妓胡宝玉。在以洋为尚的时代里，因为交接洋人，沾带洋气，时人辄效咸水妹之处还有许多，胡宝玉也不例外，并冀效此以赢得洋人的亲睐。《清稗类钞》说到名妓胡宝玉在上海华界的风光，那是“达官富商、王孙公子皆趋之若骛，客之豪者为蔡绿卿、梅道钦、杨子京、宋子蕴、李桂泉、孙葵石、李颂芬诸人”。但是，“宝玉犹以为未足，因为诸公率皆土豪，她还要征服洋豪。如何征服？她便想到了咸水妹，攀缘结交之后，“乃时挟咸水妹驱车出游，从习英语，更效咸水妹之额发下覆，语成，遂别辟一西式器具之室，以研究外交，碧眼黄髯儿时或盈座矣”。（《清稗类钞》第11册《娼妓类·胡宝玉久著艳名》，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242页）
也是。且别说外人仿效，就广东人也往往效法——咸水妹向由被自己贱视的蛋妹充任。笑贫不笑娼，那时都一样。徐珂另在《清稗类钞·讥讽类》记载的一则故事，可为典型：“沪有女子曰王小娥者，颇知书，且习洋泾浜话。洋泾浜话者，不规则之英语也。及笄而不字，遂营丑业以自给。小娥本粤产，以咸水妹可接西人能得多金也，乃居鸭绿江路。一日，有旧识之施桂山过之，谓之曰：卿已上外交之舞台矣。” （《清稗类钞》第4册《讥讽类·外交》，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38页）
至于胡宝玉如何结交咸水妹，徐珂的钞录里语焉不详，梦花馆主的《九尾狐》则有精彩描述。第二十一回“播香名喜见清河君 发奇想结交咸水妹”先介绍了其内心动机：
那天在路上见了几个咸水妹，忽然触动了淫心。暗想：我与他同是妇人，一样做那皮肉生涯，他独陪伴西人，遍尝外国的风味，不知究竟属怎样，我何弗与他们结交，问问细情，向他们讨教一二呢。（《九尾狐》，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96页）
在第二十二回“慕欧风额覆前刘海 尝异味身陪外国人”则详细叙述了胡宝玉效仿咸水妹的情形。先是“见贤思齐”：
且说胡宝玉坐马车回来，一路之上见有几个咸水妹走过，头上梳着前刘海，刷得光滑异常，又浓又厚，足有三四寸长；身上穿一件元色夹袄，元色大脚管裤子，脚上拖着一双外国皮鞋，打扮得奇形怪状。除去那班赶骚的洋人外，我们中国人再没有去白相他的。那知宝玉见了他们，并不以为难看，反以为打扮新奇，得与西人交涉，开那西番并头莲花，心中很自羡慕。但他们精通洋话，熟悉洋务，方能与西人伴宿，我则件件不知，如何是好？不若与他们结交，学习些皮毛，再行想法便了。（《九尾狐》，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98页）
按：这前刘海，后来在上海滩头风行了好一阵子，不明就里者皆归功于胡宝玉；当然与其宣传推扬不无关系，但发明权在咸水妹则无疑。前此上海仕女的发型，都是往后梳，额前光光的，用以展现“眉清目秀”的风采，而以前刘海压眉，世人自是不轻易接受。
写过胡宝玉“见贤思齐”紧接着便写其“虚心学艺”：
过了几天，宝玉一心要结交咸水妹，暗暗差阿珠前去邀请。那班咸水妹听说是宝玉相招，必有好处，果然奉命而至。宝玉见来了两个，恐被客人撞见，请他们在后房坐下，宝玉陪着讲话，问问他们的生意情形，他们便一五一十的说出来，并无半句隐瞒。要晓得做咸水妹的，那知什么廉耻，即将陪伴洋人的活春宫，一幅一幅的描摹尽致，听得宝玉津津有味，乐不可言。问起洋人的说话是怎样说法的，咸水妹道：“容易，容易，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要学习英语，只消一两个月工夫，包你就学会了。”（《九尾狐》第二十二回，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页）
而在吴沃尧笔下，想“粉”咸水妹的，不仅有名妓，当然更有名士；所著《发财秘诀》第四回“区牧蕃初登写字楼 陶庆云引见咸水妹”，专写丙记宝号的少东家区牧蕃着陶庆云引见咸水妹事。在第五回“学洋话陶庆云著书犯乡例花雪畦追月”中，咸水妹则仿佛时尚名妓被一干少爷先生簇拥着了。(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7-39页)毕竟，咸水妹可是按照国际标准“打造”的。愈往后，咸水妹的派款也日显尊贵。黄式权《淞南梦影录》说：“粤东蛋妓专接泰西冠盖者，谓之咸水妹。门外悉树木栅，西人之听歌花下者，必给资而入，华人则不得问津焉。柳怪花妖，几难入目。而每值休暇之日，虬髯碧眼，座上常盈。琴韵呜呜，履声阁阁，即著名之琵琶庭院，花月帘栊，未必有此热闹，斯亦孽海中别开生面者欤？”（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页）1920年初版的胡祥翰的《上海小志》仍乐道咸水妹的接客有度有款：“门口悉树木栅，中开一孔便人通语，两情既合，始启扉纳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8页）
其实，坊间一直不乏对咸水妹的偏见甚至贬抑过甚之辞。故徐珂《清稗类钞》说：“衣服诡异不与常妓同，人以其侍西人也，多贱视之。然是中人亦各有意志，大率为咸水妹者，多立志不至欧洲，不入西教，非嫁西人则不改西装，其言曰：‘吾之为是，以迫于不得已也。若遂欲吾心向西人，岂有是哉。’又虽与西人相接，多物色国人，择年相当之可事者，俟蓄积稍富，则嫁之。既嫁，则不复与旧时侪偶通，以恐为夫所贱视也。夫若不嫌，始来往如平昔。其嫁西人者十不一二也。”然真能相对礼待咸水妹者，亦属西人：“西人之至我国者，多与咸水妹相昵，久之或月给值以养之。或竟娶为妻，至礼拜堂成礼，并登报宣告。”（《清稗类钞》第6册《忠荩类·咸水妹爱国》，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77页）前述吴沃尧笔下那位咸水妹，正是一个正面典型：从业遇到的第一个美国白人，就爱上了她，并将其带到美国，遗赠大笔身家；归自香港，又愿托身一老实忠厚苦力，殊可嘉叹。
徐珂始终对粤人心存敬意，他在《康居笔记汇函》“粤人财力之雄”条说粤人：“其待人亦厚，生则资以财，死则葬以地，慷慨成性，非尽由势利使然。且有激于人言，倾其私囊者。故凡掀天动地之事，若戊戌维新，若辛亥革命，莫不藉粤人之力以成。吾浙甬人，且瞠乎其后，而况其他。”（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1页）对咸水妹也颇多美言。他在《清稗类钞》还记载了一个咸水妹的充满人性光辉的故事：
有名联桂者，尝为某船主所昵，计月给资，俨然妻室也。自港至申，中途，见一民船将覆，船主无救意，联请船主救之，船主曰：“此中国人船，何与我事？”联桂怒曰：“汝如此轻视中国人，则吾亦中国人，以后请与汝绝。”船主又曰：“当何必如是？此非粤人船。”联桂愈怒曰：“此虽非粤人船，然亦中国船也。汝何为于我中国加以区别乎？”船主不得已，始停舟施救焉。西人之至我国者，多与咸水妹相昵，久之，或月给值以养之，或竟娶为妻，至礼拜堂成礼，并登报宣告。其稍有身分者，虽与相处如夫妇，告人，则仍称之为妓也。然娶咸水妹者，大率安于我国，不复为归计。即归，女亦不从，以离国则亲友尽绝，且势孤也。（《咸水妹爱国》）
由此可见徐珂待粤人以及咸水妹之厚。其实徐珂待粤人最厚之处，乃在此《咸水妹爱国》条辟头即说：“粤东咸水妹，率自他省拐贩而售之蛋户者。”如此撇清，实无必要。如果用时报馆编《余兴》1914年第1期《咸水妹谣》结束本篇或更合适：
鸦头袜不穿，项上金连环。自识波斯贾，郎君未可前。
言语通侏离，歌成齐拍手。海上月明多，相送过虹口。
岁岁住泾桥，何如学蛋户。由于水性咸，不及侬心苦。
来往西医院，遨游海贾艘。欲归归不得，乡梦绕珠江。